[菊與刀讀后感]菊與刀讀后感高三時,我開始憧憬將來出國留學,而那個夢,牽引著的是兩個高飛的風箏——美國和日本,菊與刀讀后感。
去美國留學是很多人的夢想,美國是當代最發達的國家,是世界民-主、自由和法制的一面旗幟(這當然可能只是自我標榜),美國有著最優秀的高等教育……選擇美國的原因那么多,去日本的想法,相對而言,就比較讓人不解了。
其實,我想去這兩個國家的主要原因異曲同工。
我所希望的,是在真真切切的兩個世界中,真真切切的了解兩個國家的人。
或許,因此,我可以在潛移默化中或有意地改變身上的劣根性。
我的思想深處一直覺得,中國的文化縱然輝煌燦爛,表現出創造者極高的智慧,我們的骨子深處,是有些劣根性的,我們的文化所培養出的某些國民性已經不適應現代社會。
我需要改變,這種改變可以來自模仿與借鑒,就像嬰兒牙牙學語。
美國人崇尚自由開放,他們處世直爽,樂于交流和競爭,他們的很多東西可以讓我作為榜樣。
日本已經成為中國人心中一個難解的結。
一方面,兩國經濟將成水**融之勢;另一方面,這個一衣帶水的鄰國卻多次在教科書、靖國神社等問題上傷害中國人民的感情。
我看過剛上映不久的《南京!南京!》,對日本,乃至對日本人,我有時也充滿仇恨。
但同時,對它我又有著說不出的好奇。
它能在內憂外患中,通過明治維新,成功的從一個封閉落后的封建島國變成極具侵略性的現代化帝國主義強國;它能在戰敗后迅速崛起,30年時間就讓它的平均國民收入趕超美國;日本企業在世界五百強中共有81個,居世界第二……日本人憑什么取得這些成績?這到底是一個什么樣的國家?武士道的內涵有哪些?疑惑太多,我也總想從日本人身上看到點什么,學到點什么,所以它也牽動了我的留學夢。
了解事物有兩個方法,一是實踐,比如留學目標國以了解目標國和她的人民;此外,閱讀,從他人的經驗、閱歷中學習也是非常有效的。
現在看來,我的留學夢遙遙無期,但對這兩個國家的好奇卻從未衰減。
我唯有選擇這第二種間接的途徑。
此時,《菊與刀》出現在我的視野,怎可錯過!
是為閱讀《菊與刀》的前前后后。
其實也無非是動機強烈,意識對物質產生相應的反作用的結果。
《菊與刀》是本講文化、講民族性的人文類著作。
然而本書的形成以及強大的影響力是他顯得如此耀眼、如此與眾不同。
本書作者魯思·本尼迪克特,二戰期間,她受美國戰時情報局委托,利用一個文化人類學家所能利用的技巧來從事日本民族性的研究,其后向情報局提交了一份出色的研究報告。
1946年,由于美國政府的對日政策以及日本整個局勢的發展基本上與這份報告的主旨一致,于是作者就在原報告的基礎上增寫了關于研究任務和方法以及日本投降以后的日本人的前后兩章,以《菊花與刀———日本文化的諸模式》出版。
本尼迪克特的理論發表后,獲得了廣泛的贊同和好評。
日本著名評論家川島武宜指出:“盡管本尼迪克特本人一次也沒有到過日本,但卻搜集到了那么多的重要事實,令日本人都感到非常驚訝。
本尼迪克特依據這些事實栩栩如生地描繪了日本人的社會生活、行為方式和文化的全貌,推導出了日本文化的具有決定意義的諸特征”。
確實,作者深刻而又敏銳的分析能力令人贊嘆不已,特別是在當時日美兩國處于交戰狀態的情況下,她基于文化相對主義的立場,堅持用客觀冷靜的態度看待日本文化,這種堅韌不拔、寬宏大量的精神,保證了研究結果的客觀性和科學性,讀后感《菊與刀讀后感》。
反觀我們,2001年世貿大廈被炸后,談到911,很多國民便神采奕奕的大談美國是“活該、報應”。
先不管美國與我們有什么“深仇大恨”,這種行為本身即是非常不應該的。
看待世界不能僅憑一時情緒,不能總帶著有色眼鏡,為911歡呼慶賀是對恐怖活動的認可,更是對人本精神的藐視!
在看《菊與刀》的正式內容之前,本尼迪克特首先就給我們上了有價值的一課——客觀的審視世界,冷靜的看待對手,擯棄簡單粗暴的看待世界和歷史的二分法,破除那種非黑即白的世界觀。
菊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武士道文化的象征。
《菊與刀》揭示了日本人的本質性格,亦即日本文化的雙重性,如“愛美而黷武,尚禮而好斗,喜新而頑固,服從而不馴服”等等。
這種異常矛盾的民族特性,貫穿了日本的整個文化,成為日本獨特的文化氣質。
其實,菊花和刀象征著日本文化精神中矛盾的兩極,恬靜淡然卻又剛烈殘忍。
從對戰爭的看法可以看出,日本重視精神的力量,而對物質的對比嗤之以鼻。
在他們的戰術手冊上有這樣一句,“以吾等之訓練對抗敵軍數量上之優勢,以吾等之血肉對抗敵軍之鋼鐵”這充分說明了日本是怎樣將菊花和刀的精神結合起來。
如果說菊花象征的是某種可以抵抗外界的精神力量,刀這個符號,代表的就是頑冥不化的崇尚由這種精神帶來的道德優勢和力量。
這種重視精神輕視物質的文化內在,使得日本在作戰時常常采取異常極端的方法,兇殘的對待已經放棄抵抗的普通人民。
日本人為什么會發動侵華戰爭?這當然不能簡單的歸咎于日本人“壞”。
日本文化不同于西方文化,這種文化中沒有原罪,沒有懺悔,也不需要原諒。
他們的一切行為都可以用忠義和各得其所來解釋。
日本雖然從中國引進儒家倫理中關于忠和孝的觀念,但卻極為鄙視被儒家視為最高準則的“仁”。
因此,忠和孝成為他們倫理中最主要的兩極。
而在對待天皇的態度上,這兩種力量完全則是成為了合力。
日本人對天皇有著近乎神般的崇敬和忠誠,幾乎成為一種準宗教。
而在宗教中,神的發言是沒有人可以質疑對錯的,這就為日本的戰爭找到了借口。
所有的屠戮都可以以對為天皇忠誠找到借口。
表面上,對天皇效忠使日本人瘋狂的、不惜一切撲向中國。
但是這一切的起源在哪里?日本是個有著強烈等級文化觀念的國家,從中國汲取來的關于等級的觀念,在這個國家里生根發芽,根深蒂固。
日本文化里有種各得其所的說法,他們相信只要每個人在社會等級中找到適合自己的位置,那么這個世界就是完美的。
雖然這和平等自由等觀念相悖,但自由也有種含義就是尊重每個民族自己的選擇,因此對這種社會準則,我們沒權評論。
但可怕的是,日本在處理國際關系時,也把各得其所當作最高準則。
他們不僅為每個人找到位置,而且越俎代庖的要為每個國家打上標簽。
這正是日本發動大范圍侵略戰爭的深層動機,他們認為自己在該地區內是處于等級的高序列,因此它要整飭這個地區的秩序,讓每個國家處于自己應該的位置。
這種強制的不由分說的輸出,背后的精神內核就是可怕的等級制。
另外,從文化內涵上看,日本文化中有強烈的負恩感。
在日常生活中,接受恩情根是一種讓人難以承受的情分,因此,必須傾盡全力去償還。
但,報恩是由條件的,就是施恩者必須是自己認為高尚的,可以償還的人。
作為從中國那里承受文化恩澤的國家,日本一直對中國懷著復雜的心理,既感到難以償還,又對近代中國的沉淪感到羞辱,這種羞辱來自于其自身國力的增強,由此感到曾收到過這種國家恩惠的可恥。
這種復雜的心情由各得其所的借口成為發動侵華戰爭的內在原因。
它要為中國重新確立自己的地位,就是作為日本的附庸,并把這作為報恩的一種方式。
日本在處理國際關系時,把各得其所當作最高準則,他們要為中國重新確立自己的地位,并將這視為報恩的方式。
然而,戰爭中的日本人發現,中國人并不歡迎他們,而只有仇恨。
日本人意圖構建的大東亞共榮圈和國際關系的等級秩序,只不過是一廂情愿。
他們還沒學會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他們缺少實事求是的態度。
并非每個國家都向他們那樣癡迷于等級秩序,只能在穩定的等級中才能獲得安全感。
中國崇尚以和為貴,然而在亡國滅種的危機前,所有中國人又會以“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英雄氣概站出來,即所謂“忍無可忍,無需再忍”。
缺乏實事求是精神的日本人,沒有想到,在中國他們會遇到如此頑強的抵抗,一盤散沙匯聚成了一個堅強有力的鐵拳!
在“實事求是”方面,作為日本另一個對手的美國顯得高明得多。
日本是一個很獨特,甚至很“怪”的民族,美國人知道他們對日本國情、人本文化、日本的民族性不夠了解,他們不能不加區別的就用對付德國的辦法對付日本,因而他們組織了學者對日本的民族性進行研究,這些研究者中就包括了本尼迪克特。
她在報告中推斷出的結論是:日本政府會投降;美國不能親自直接統治日本;要保存并利用日本的原有行政機構。
后來,美國的決策同這位人類學家的意見一致,而歷史也仿佛是在設定的軌道上前進。
毫無疑問,美國對日本的占領方式是有效的,而這種有效性很大程度上歸功于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科學精神,歸功于人類學家準確的預見。
結果是日本投降后幾乎沒有抵抗,完全服從“敵人”的管理,而美國,通過清理并利用日本政府機構,作為一種統治工具,為自己節省了大量的時間、人力和資源。
在此過程中,我們驚訝的發現,正確的意識產生了如此巨大的積極作用,指導實踐,趨利避害。
開始,上帝就給每個民族一只陶杯,從這杯中,人們飲入他們的生活。
任何外國都不能命令別國的人民接受某種方式。
此所謂自己活,也讓別人活,求同存異,共同發展。
當前全球化背景下,這是任何國家或民族都應遵循的,日本已經在這個問題上付了學費,希望它吃一塹長一智。
而中國,完全可以依自己的國情獨立自主發展,走和平崛起之路,只是希望不再出現第二個日本,強行輸出自己的價值和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