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閱文章網中國古典文學從思想內容上似可歸納出以下幾個方面的特征。
一、政治特征
中國文學有著關心政治的傳統，文學家在文學作品中表達對政治的關心成為心理定勢。
古代文人的政治理想不亞于政治家的理想，因此，古代文學特別注重文學與時代、與政教的關系，強調“詩言志”、“文以載道”、 “教以化之”等重大社會功用，強調政治與藝術的完美統一，并由此形成一個鮮明地主張“有為而作”、“有補世用”的優良傳統。
如王充就說過：“為世用者，百篇無害；不為世用者，一章無補。”白居易說：“文章合為時而著，詩歌合為事而作”，要“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蘇東坡也提出文學創作要“有為而作”，“言必中當時之過”。
文學一方面是屈原、司馬遷、曹植、陶淵明、李白、孟浩然、陸游等政治失意者的事業，一方面是政治得意者的消遣，形成了文學史上的上官體、花間集，臺閣體、西昆酬唱集和玉樓春、金縷曲、玉樹后庭花等。
二、補史特征
每個作家的作品，大多是作家自己的親身履歷事件和某種情感歷程的記錄。
這是由文學的功利性決定的，在中國古代，還沒有專業文學作家，人們或者是把文學當作言志、詠物、抒懷的工具和消遣手段，或者是把它作為“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的工具。
從屈原的作品里可以找到他的出生、發展、理想、政治遭遇；從李白的作品里可以再現他少年時代如何心高氣傲，喜歡旅游“五岳尋山不辭遠，一生好入名山游”，中年時代如何可以政治進取、自信恃才、堅持“天生我材必有用”，以及政治失意后的苦悶和惆悵，晚年時如何在超脫和苦悶中度過。
杜甫不僅用詩歌記錄了他自己的生平大事，而且也記錄了他所處的時代的戰亂和苦難，因此他的詩被稱為“詩史”。
三、地域特征
古典文學的語體是極具地域特色的。
源遠流長的中國古代文學在其歷史發展過程中呈現出明顯的南北差異。
對此，歷代不少學者都曾論及。
中國古代文學“北雄南秀”的風格差異，與地域文化的影響和滲透有著密切的關系。
北方文學雄渾剛貞藝術風格的形成，得力于本地區多種文化基因的母育和熏陶，而這種藝術風格又在地域文化的互補中呈現出既守恒又轉換的趨勢。
有中國古典文學閱讀經驗的人，常能指認出所讀作品中或濃或淡的地域民俗特征。
就詩歌而言，《詩經》和《楚辭》分別是先秦時期北方中原文化和南方楚文化的輝煌結晶。
讀中國古代小說的文言筆記小說，便可窺見北派南派的分野。
最出名的北派風格的筆記小說要推《聊齋志異》和《閱微草堂筆記》。
《閱微草堂筆記》的作者紀曉嵐有流徙新疆的經歷，因此他書中故事的發生地就最遠到達了伊犁、烏魯木齊。
袁枚的《子不語》、《續子不語》，朱梅叔的《埋憂集》中的人物，多出入無錫、杭州、江陰、吳江、廣東、義烏等地方。
在上海墨海書館混過事的王韜的《淞濱瑣話》，也基本都寫江南的故事，最遠的寫到了閩、桂、湘。
這三位作者的文言小說集，可看做是南派筆記小說的代表。
四、哲理特征
天地人心，精理為文。
理趣美是古典文學的一種最高境界。
它是情感美、畫幅美和氣韻美的大融合、大升華。
其表現形態可以歸納為思接千載，探求常理；內省外視，揭示奧秘；定格瞬間，顯示永恒等。
這種理趣美的形成，源于作者對世界外物的整體性感悟，對人生意義的普遍性揭示和哲理性思考。
而且還與作者借以承載這種思考而展示的景、事、物、場面所呈現出的審美特質密切相關。
《周易》居于六經之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活水源頭。
它對中國古代文學思想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其哲學體系上。
《周易》試圖對包括自然、社會、人類的歷史發展等等范圍極其廣泛的問題作一總括和說明，由此而呈現的《易》道精神,如天人合一的宇宙模式、陰陽互動的建構方式與通變致久的發展觀點等，均對古代文學思想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在此特別指出的是，宋代的詩文的哲理性特征尤為明顯，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
如蘇軾的《題西林壁》描寫廬山變化多姿的面貌，并借景說理，指出觀察問題應客觀全面，如果主觀片面，就得不出正確的結論。
王安石的散文游記《游褒禪山記》記褒禪山后洞之游，因受“怠而欲出者”的影響，‘不得極夫游之樂’，回來以后，自悔之情不能已，同時悟治學之道，庶幾類此，因以作文，勸喻人們在學習中必須深入思考，謹慎選取，而不可淺嘗輒止，人云亦云。
五、教育特征
中國有文學教化的傳統，包括“詩言志”傳統、“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傳統、諸子散文說理傳統、漢大賦和政論文諷諫傳統等。
為此，中國古代歷來就要求文藝要起到“勸善懲惡”的作用，講究美刺諷諫，歌頌光明正義，批評黑暗腐朽，要求文藝有鮮明的思想傾向性，其實便蘊含有教育傾向，即作家在其文本創作、文學批評家在其理論主張中所體現和提出來的人文知識、勸導生活方式、勸戒人生不良、倡導道德倫理等所形成的具有教育指向和意義的思想內容傾向，包括地理教育、歷史教育、人格教育、倫理教育、道德教育、婚姻愛情教育、政治理想教育等方面。
[4]這是身為士人的文學家和文學理論家，為了表現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人文關懷，熱衷并致力于以文學來實施人文教育的方式來吐露自己的政治情懷與人文情懷的結果。
六、情感特征
中國古代古典文學具有強烈的情感特征。
對于詩文的評價，文人也總喜歡首先從“性情”或“性靈”來著眼，把有無強烈的抒情的感動，提高為衡量文學的價值、區別文學與非文學的首要標識，這在蕭繹的《金樓子•立言》中說得非常明確。
在具體創作中所表現的情感內容和作者的人生觀念、生活經驗、社會地位密切相聯。
如梁代文學最為引人注目的，一是宮體詩，一是邊塞詩。
如果簡單地以傳統倫理標準來衡量，很容易把這兩種內容看作是截然對立的東西，而給以完全不同的評價。
但實際上它們都是當代文人竭力追求文學的美感與抒情性的結果。
因為這兩種題材在他們看來，都具有能夠引起興奮和感動的抒情強度，符合于“情靈搖蕩”的文學標準（宮體詩人大都也寫邊塞詩，甚或將兩種內容寫入一篇之中，就是一個直接的證明）。
古典文學偏重抒情的傾向隨著文學的發展不斷得到了增強，詩歌從詩經、楚辭（或稱“騷體”）開始就是感情熱烈的抒情詩，散文至唐代韓、柳豎立起了一道明確的界碑，此前，文多平庸、蒼白，較少感染力；至韓、柳而面目為之一變，于渾厚堅實中寓有一氣貫注的精神氣脈和情感力量，展現出來異常鮮明的抒情特征。
七、道德特征
更為可貴的是古典文學通常具有強烈的道德感。
中國文化是一種富有人文精神的文化，尤為注重人文領域內的問題。
倫理道德與現實政治成為中國文化關注的兩大核心，從而使中國文化呈現出道德型文化與政治型文化的特征。
中國古代特別強調文學創作要表現進步的思想、正義的事業、崇高的理想，對現實的黑暗、政治的腐朽、道德的墮落、不良的風尚，要進行尖銳的揭露和批判，早在先秦時代的孔子就說過：“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
漢代的司馬譴責在此基礎上提出了“發憤著書”的思想，后來唐代的韓愈則進一步提出了著名的“不平則鳴”主張，要求文學為受封建專制主義迫害的人鳴不平。
如明清小說就非常重視人物的德行節操，總是傾盡全力贊揚那些大忠大孝、品行高潔之士，人物形象的善惡良莠，有如涇渭之水，分明易辨。
《三國演義》推崇諸葛亮、關羽，就因為他們忠義赤誠，肝膽照人。
諸葛亮的“鞠躬盡瘁，死而后已”，關羽的“拚將一死酬知己，致令千秋仰義名”，都足以讓人們領悟到這種道德文化精神的魅力。
八、宗教特征
佛教、道教對作家思想上的影響和創作上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視的。
佛教鄙視現實、尊重自然、保持自然本性的思想，道教鄙視權貴、憤世嫉俗的思想都對作家起過作用，由李白、杜甫、王維、李商隱、柳宗元、韓愈、白居易、蘇東坡這類大家及其作品為證。
更有賈島、寒山、皎然、拾得、貫休、齊已、靈一等著名詩僧以他們的作品給中國古代文學大上了宗教的烙印。
由于受道家和佛家對言意認識關系認識影響，古典文學創作講究要創造象外有象，景外有景，具有文生文外的特點，做到“言有盡而意無窮”，使作品富有含蓄的韻味。
文學作品要做到其美在“言意之表”，是中國古代文學創作和西方很不同的民族傳統特點。
古典文學追求豐厚的審美意蘊、顯示強烈的時代意識和表現出深刻獨到的人性思考，追求一種豐厚、新穎和深刻的思想內蘊。
這種立意意識，對適應時代要求，繁榮文學創作，促進古典文學的蓬勃發展，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九、志異特征
因尚怪奇而志異也是古典文學的以給顯著特征。
詩歌以為晉南北朝時期的玄言詩和游仙詩為代表，小說則表現得尤為突出，從產生之日起，就或者愿意用小說來發明神鬼之不誣，或者致力于用小說來記述人們的奇異言行，如魏晉時張華作《博物志》，干寶寫《搜神記》，劉義慶著《世說新語》，唐代是中國小說的自覺時代，干脆出現了《任氏傳》、《柳毅傳》、《南柯太守傳》等一大批傳奇，最早的白話短篇小說集“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二拍”（《初刻拍案驚奇》和《二刻拍案驚奇》）更使志異之大成，長篇小說則有《封神演義》、《西游記》，甚至像《紅樓夢》也將神話故事作為小說情節的起因和外在線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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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美感特征
對于文學的美感特征，很早就為人們所注意了。
《論語•雍也》講“文質彬彬”，雖然原本是就“君子”的人格修養而言，但一直以來都被看作是重要的文論思想，其含義就是在重視“質”——質樸自然的內容表達方式的同時，也看重“文”——華美有文采的形式。
在這個意義上，文學真正獲得了自身的價值。
我國古代諸種文體如詩、詞、曲、賦、散文、戲曲、小說都因其各具的節奏、旋律、韻調、藻飾、意境、趣味等而表現出獨特的美感特征。
蕭統《文選序》指出，文學作品就是要成為“入耳之娛”、“悅目之玩”，文學創作就是要“踵其事而增華”、“變其本而加厲”，而他所確立的選文標準就是“綜輯辭采”、“錯比文華”。
蕭統文論代表了我國古代文藝思想中“騁辭尚麗”的一端，稍有些過，但卻十分鮮明地表達了我國古代文學對于美感效應的特別注視與追求。
中國古典文學是一個跨時漫長、覆蓋極廣，而且有著深厚傳統的文學存在。
中國文學史上往往將“風”、“騷”并稱，“風”指《國風》，代表《詩經》，“騷”指《離騷》，代表《楚辭》。
[6]后世文人，一般說來，或主要接受了《詩經》的影響，或主要接受了《楚辭》的影響，由此發展形成兩種不同的優良傳統——“風”詩傳統即現實主義精神的世代相傳，“騷”詩傳統即積極浪漫主義的創作精神代代相傳，也就是西方文學理論講的現實主義風格和浪漫主義風格。
前者在內容上的主要特征是正視現實，描寫現實，揭露現實，批判現實，由此出現了文學史上的兩漢樂府民歌、建安風骨、唐代新樂府運動以及宋代王禹偁、金元之際的元好問、元代的關漢卿、清代曹雪芹等文學現象和杰出作家。
后者的主要特征是充滿激情和幻想的積極浪漫主義，并由此出現了文學史上漢代的賈誼、曹植、阮籍、，兩晉南北朝時的左思、鮑照，唐代的李白、李賀，宋代的蘇東坡、辛棄疾，明代的吳承恩，清代的蒲松齡等優秀作家。
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在一定意義上是個類似于“儒道互補”的命題，以致雅俗之辨成為中國古典文學思想史的一個重要命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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