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什么叫做真正的極簡主義
但也正是因為如此,所帶來的一場全球流行的風暴,性冷淡,我不知道是不是物極必反的原因,從看完那本書到實踐開始大約是有一年的時間。
簡單的說:思文的家) 但我認同的極簡主義并非是性冷淡首先讓我猜猜看到標題,而認同的是它主張的生活方式。 提到極簡主義,不愉快的東西”隔離割舍,算是我走上簡約路上的一本向導書,其實要說起極簡主義,這種現象的出現,也順便造就了我們喜愛的極簡主義風,不適合,有些人一定會聯想到關于日本性冷淡的問題。
(圖,我想說說一本書,還不得不說,并按風格建立了自己的膠囊衣柜。 近來受日本的性冷淡風的影響,一開始是從居家衣物開始整理,名字叫《斷舍離》,斷舍離的意思就是讓我與一切“不需要。
2.以極簡主義為話題作文
視覺[編輯]
主條目:簡約藝術
視覺方面,極簡主義主張藝術作品不是作者自我表現的方式,采用簡單平凡的四邊形或立方消隱具體形像傳達意識的可能性,使用重復或均等分布的手法,物料方面則盡量減少加工,采用原物表里原來質感為賣點。
音樂[編輯]
主條目:簡約音樂
音樂的極簡手法大多表現為重復的音節及最少的變化,以持續的低音、節奏或長音的方式暫停音樂演進(stasis)。除了正統音樂之外,也有不少搖滾樂、電子音樂、電影配樂、以至電子游戲背景音樂受到簡約風格的影響。
文學[編輯]
主條目:簡約文學
文學上的極簡主義表現為文字的節約性,以平鋪直敘的方式,減少華麗的詞藻,讓讀者主動參與內容成為文本角色,避免作者的主導對讀者解讀時出現的壓抑,此類文學主要以松散的文體,如生活絮語、散文編章甚至箴言或短句形式表現。
3.極簡主義生活的極簡主義作為一種生活態度
應該說,“極簡主義”始終植根于一種生活方式和生活態度。
從“極簡主義”產生的思想淵源上看,它與西方新教(Protestantism)和清教(Puritanis)的教義和教徒的生活方式有密切的關系,例如“西多教派”和美國新教派別“震顫派”都對“極簡主義”的產生過重要影響。這些教徒們大都反對鋪張浪費、主張簡單樸素的生活方式,所以他們的教堂設計都力避裝飾,結構清晰,塑造出神圣、靜默、安寧的宗教氛圍。
這實踐了盧斯一句名言:“裝飾就是罪惡。”他們的生活也異常樸素,在器皿、房屋和日常用品上精心設計、細心保養,并且會使用多年。
這是在物質匱乏的前提下,為了積累社會財富而實行的簡單的生活方式。我們當代所謂的“極簡主義生活方式”并不是源于物質匱乏。
它是人類在現代工業社會中由于超負荷的過度忙碌而呼喚的一種新的生活方式。正如現在造價高昂的“極簡主義建筑”早已不是貧民和大眾所能購買的;在現代社會中,大量的閑暇、長期的休假也是一種奢侈,成為了某些特定階層的享受。
可以說,“時間就是金錢”已經成為現實,我們時時刻刻用金錢的標尺度量著時間。而富裕的人用放棄賺錢的方式換取了個人的自由和空間。
例如當代新興的“綠領階層”和“背包族”,實際上很多來自社會的中上階層,至少他們要有起碼的經濟砝碼,有長期的、穩定的生活保證。這樣的情況正如中國古代農業社會,只有紳士階層才有資格享受“閑暇”,“閑暇”是紳士的專利。
費正清先生談到了中國傳統農業社會“以清閑為理想”的情況:“最受人尊敬的是優游歲月的人,而不是在忙得不可開交的事務活動中干得比別人出色的人。”而赤貧的農民則一有機會就想“從一個在地里干活的人變成一個身穿長衫而附庸風雅的紳士。
舊中國時代的長指甲,是自古以來人們所發明的用以表明其清閑身份的一種最廉價的招牌。” 但是,無論古今,無論中外,無論貧富,“簡化欲望”都可以達到“簡化生活”的目的。
因為它是從主觀欲望著手的,所以對任何經濟情況的人都是有效的。可以說,“簡化欲望”適用于所有人的有效方法。
中國莊子的淡泊、陶淵明的閑適都來自于此。他們的欲望有限,所以能滿足于最簡單的生活。
《莊子·逍遙游》中說:“鷦鷯巢于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它提醒我們,每個人基本的生活需求和實際上能在世間享受的東西非常之少。
這正如一只口渴的偃鼠,它到河邊喝水,充其量也就能把整個肚子撐飽了,其他的河水對他來說沒什么用。可是,現在很多人的欲望卻能膨脹到想要占領整條河流。
這又有什么必要呢?陶淵明有一首詩叫《和郭主簿二首》(其一)。其中寫道:藹藹堂前林,中夏貯清陰。
凱風因時來,回飆開我襟。息交游閑業,臥起弄書琴。
園蔬有馀滋,舊谷猶儲今。營己良有極,過足非所欽。
舂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弱子戲我側,學語未成音。
此事真復樂,聊用忘華簪。遙遙望白云,懷古一何深。
這里所呈現的乃是最簡單的、最古樸的生活方式:在夏天的中午,作者午睡起來讀書彈琴,他看到了堂前的樹陰,又有一陣適時而來的涼風吹開了他的衣襟;他自斟自酌,并且想到蔬菜和食物都恰好儲備足夠,如果過多了反而不是他所需要的;他的幼子則圍繞在他的身邊,還沒有完全學會說話。這樣一些日常的瑣事,都能使作者感到樂趣無窮。
可以說,詩人的內心完全沉浸在一種難以言表的欣慰和喜悅之中,這種喜悅來自于他與天地造化的天然契合和深層感應,來自于“天人合一”的和諧境界:一切都適時、適量,順應天道,不求過多,亦無需過多。這樣的一種幸福依賴于作者狹小的欲望:只有當一個人的欲望狹小時,他才容易滿足,容易知足常樂。
這正是中國文人所向往的曠達的生活方式。正因為陶淵明和中國古人在生活方式上相似,所以他自認為可以與古人對話,并且在精神上與他們是流通的(懷古一何深)。
因為再早一點的《論語》也曾寫道:“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
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在簡陋的物質條件之下,別人擔憂不已,獨有孔子的弟子顏回卻能保持快樂的心境,而他的快樂肯定有一種內在的信仰在支撐著,這使得他對物質生活的要求極其簡單。
個人的物質欲望簡化后,個人變得容易滿足,儒家文人稱呼這種精神境界為“安貧樂道”。 正是這種“安貧樂道”的精神,使顏回的內心保持了一份堅定和淡泊。
我們是否可以反過來說:生活的簡單,其實就是欲望的簡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