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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愛農是魯迅的同鄉好友，在日本留學時相識。
后因交不起學費，范愛農輟學回紹興，受到封建勢力的輕蔑、排斥與迫害，幾乎無地自容。
民國初年，魯迅做紹興的師范學堂校長時，請范當“教導主任”。
魯迅辭職后，范亦失業陷于窮困，一次坐船時落水致命，年僅29歲。
范是浮水的能手，所以魯迅一直懷疑他是投水自殺的。
范愛農的一生正代表著那時正直的知識分子的際遇和境況，所以魯迅以深沉的同情作詩悼念他，并于1926年寫下此文。
1905年冬，22歲的范愛農隨徐錫麟赴日留學，魯迅應陳子英之邀前往橫濱迎接，初次見面由于一些瑣碎小事（如衣箱中的繡花鞋、汽車讓座等），魯迅與范愛農之間產生了誤會，由誤會引發了仇視，于是在徐錫麟被害后，在要不要“發電到北京，痛斥滿政府的無人道”問題上，兩人發生了正面交鋒。
魯迅等人提出“打電報到北京，痛斥滿政府的無人道”，這一主張立即遭到范愛農的反對。
魯迅當時“覺得他簡直不是人，自己的先生被殺了，連打一個電報還害怕”，“覺得這范愛農離奇，而且很可惡”。
那么，范愛農是個怎樣的人？到底因何而死？魯迅為什么三番五次地寫詩文悼念他？
范愛農（1883——1912），字斯年，浙江紹興黃甫莊人。
他誕生于一個破落的幕僚家庭，三歲喪父，五歲失母，靠祖母撫養成人。
在浙江紹興府學堂求學期間，在徐錫麟的教誨下，范愛農思想進步，學習勤奮，成績優良，是位高材生，也是徐伯蓀的得意門生之一。
魯迅對范愛農有段描述：“這是一個高大身材，長頭發，眼球白多黑少的人，看人總像在藐視。
”其實，從這儉省的文字里，我們不難看到范愛農冷漠外表下對時勢現實的焦慮、擔憂、沉思甚至不滿，對那些“雞蟲”小人往往報以“白眼”（魯迅在《哀范君三章》中有這樣兩句：“風雨飄搖日，余懷范愛農。
華顛萎寥落，白眼看雞蟲”）。
范愛農的“白眼”，實在是憤世嫉俗的心靈的真實寫照。
因為范愛農對“狐貍方去穴，桃偶已登場”（出自魯迅的《哀范君三章》）的現實始終保持清醒頭腦，所以，范愛農對“打電報到北京，痛斥滿政府的無人道”不抱任何希望，自然也對“擬電稿”無興趣。
范愛農作為覺醒的知識分子，卻無法在黑暗社會立足。
他無法與狂人一樣，最終與這個社會妥協，也無法像N先生一樣忘卻，所以他的內心痛苦、悲涼。
當自己的理想和現實發生沖撞而無法實現，當辛亥革命遭受重創后，他所接受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思想顯得蒼白無力。
他那原先擁有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熱情也逐漸降溫消褪。
覺醒的文人，生活在污濁的現實當中，只會感到痛苦——不甘與黑暗同流合污，卻又苦于無力改變。
于是乎，范愛農變得愛喝酒了，“酒醉后，常談些愚不可及的瘋話”。
其實，“瘋話”不瘋，而是縱論天下時勢的言論。
愛喝酒的習慣是在受封建勢力排擠、壓迫后的借酒澆愁——對當時政治上、經濟上飽受打擊的范愛農而言，也許酒是他排遣郁悶心情的唯一方法。
魯迅先生對此是非常了解的，因為魯迅曾和范愛農共過事，幫過范愛農的忙。
魯迅的“扯酒論當世，先生小酒人。
大圜猶酩酊，微醉字沉淪”的詩句已觸及到了辛亥革命未能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即沒有真正喚醒民眾。
革命為酩酊的民眾所不理解，“眾人皆醉，唯我獨醒”的真正革命志士又為黑暗的社會現實所不容。
在這種情勢下，范愛農到底是怎么死的已不再重要，我們再去計較范愛農死的方式已豪無意義，因為在當時渾渾噩噩的國度里，范愛農的死可能是具有不滿現實、不屈不撓而又無力改變現實的心志和性格的“范愛農們”的必然結果。
從這個意義而言，范愛農的悲劇就不是孤立的，也不是個人悲劇，而是具有典型的社會意義。
因為，在范愛農身上魯迅先生看到了那一代處于彷徨、苦海中的知識分子的身影，也看到了另一個自己，所以三番五次地寫詩文悼念。
同學們在讀這篇文章時，應該從范愛農的不幸遭遇和悲慘結局中認識封建勢力復辟的罪惡和辛亥革命的不徹底性。
還要體會魯迅敘事中抒發的對這位正直倔強的愛國者的同情和悼念。
另外要注意學習“欲揚先抑”和“畫眼睛、勾靈魂”的寫作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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