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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亮和六便士》是英國作家威廉·薩默塞特·毛姆的三大長篇力作之一，完成于1919年。
作品以法國印象攝畫家保羅·高更的生平為素材．描述了一個原本平凡的倫敦證券經紀人思特里克蘭德，突然著了藝術的魔，拋妻棄子，絕棄了旁人看來優裕美滿的生活，奔赴南太平洋的塔希提島，用圓筆譜寫出自己光解燦爛的生命，把生命的價值全部注入絢爛的畫布的故事。
貧窮的糾纏，病魔的折磨他毫不在意，只是后悔從來沒有光顧過他的意識。
作品表現了天才、個性與物質文明以及現代婚姻、家庭生活之間的矛盾，有著廣闊的生命視角，用散發著消毒水味道的手術刀對皮囊包裹下的人性進行了犀利地解剖，混合著看客訕笑的幽默和殘忍的目光。
毛姆在小說中深入探討了生活和藝術兩者的矛盾和相互作用。
小說所揭示的逃避現實的主題，與西方許多人的追求相吻合，成為20世紀的流行小說。
“毛姆以高更為靈感所寫的小說《月亮和六便士》，毫無疑問杜撰超過事實。
”“在接下來的十年里，高更認為他最終能夠享受成功的果實，讓一家人團圓。
”對比小說與現實可以發現，高更對繪畫的追求有其因果關系和過程發展，而斯特里克蘭德的出走則非常突冗和過于激烈，再加上作者利用虛構的情節和敘事手段上的技巧，就塑造了一位不通人情世故和不食人間煙火的所謂純粹意義上的藝術家。
比起高更的出走，主人公斯特里克蘭德的出走完全不符合現實的邏輯，對于讀者來說更是不可理解。
其實這里有更深層次的原因可以說明毛姆如此寫作的目的。
即毛姆自我欲望的虛擬滿足。
六便士是當時英國貨幣的最小單位，有個朋友跟毛姆開玩笑說，人們在仰望月亮時常常忘了腳下的六便士，毛姆覺得這說法挺有意思，就起了這個書名，甚是開玩笑的語氣。
月亮代表高高在上的理想，六便士則是現實的代表。
《月亮和六便士》的現代性首先表現在它的觀念性上，在《月》中，毛姆表面上描寫了主人公的命運和遭遇，實際上表現了自己對藝術與生活關系的思考。
緊緊纏繞著主人公思特夫克蘭德頭腦的問題是藝術的本質究竟是什么，如何處理藝術和經驗的關系，傳統表達手段是否可靠以及對駕馭現代思維的嶄新形式的探索等問題，在經歷了不斷的波折后，克蘭德終于醒悟藝術是具有極大的自主性獨立性的東西，變換不同的敘述角度，就會得到不同的結局。
現實生活是真實丑陋殘酷無情的，因此表面上優美高雅的藝術只是對現實的粉飾，藝術的本質是虛假的。
在小說中思特夫克蘭德還表現出了對傳統藝術手段的極度不信任感，這種感覺使他在繪畫表現上困難重重，一度陷入沉默仿惶無所作為的困境，不得不尋找適合自己表達的新途徑，毛姆在小說中加入對藝術問題的思考使小說具有很強的觀念性，這種觀念性使小說具有了豐富復雜的多重含義，通過表層和深層、敘述和觀念的對抗，使小說具有廣闊的張力和內涵，表現出濃厚的現代小說的特征。
《月亮和六便士》的現代性還表現在人物的虛化上，它的人物既不注重鮮明的個性化特征，也不是某種類型人物的代表，而往往是一種情欲一種精神的象征，人物形象模糊不情，像水墨畫上遠山背景一樣被淡淡地做了虛化處理，往往給人以脂肪的捉摸不定感，讀者需要根據作者布置的懸念，暗示、細節、啟發以及某種可感的總體氛圍去猜測推斷，然后才能逐漸發現隱含在人物背后的象征意義。
這在思特夫克蘭德身上突出體現出來，他在行為上總是具有不循常規的神秘性，不勝預防的突兀性，有著接連不斷的不同尋常之舉。
在言語上沉默寡言，屬于拙于交際的啞牛形象，他說起話來總是半吞半吐欲言又止；或是短小零碎，簡煉如電報；或者干脆躲開同讀者直接的正面接觸，而通過別的見證人進行旁敲側擊的側面暗示，這往往給人以霧里觀花隱約含混的印象，思特夫克蘭德的這種表現一方面顯示了他對既定語言的不信任感，在他看來，由于丑陋不堪的現實生活的侵蝕，語言和它所指的事物之間的關聯己被打破，語言己成為滲透著資產階級功利觀念的意識之網，成了“干癟的物質”，己不能表現自己內心對事物真實意義的探索，因此自己說話不能不為尋找準確達意的詞語而思尋搜索，遲疑不決。
另一方面，他的行為也顯示了他對暴露真實自我的恐懼和憂慮。
每次涉及自我的主題，他或者閃爍其辭，叉開話題，借以掩飾真實的內心；或者裝聾作啞，閉口不談，陷入長時間的沉思默想之中。
即使被迫勉強應答，也是一問一答，極其簡短，無絲毫交談的熱情和表露的欲望，在小說結尾，他干脆逃離了歐洲文明社會，躲避到人跡罕至的蠻荒海島，想以此掩藏真實的自我。
思特夫克蘭德的這兩種情況，不論是對言語的極度不信任感抑或是對坦露真實自我的恐懼都顯示出了很強的現代意味，這使得毛姆的小說具有了現代主義小說的某些特征。
《月亮和六便士》的現代性還表現在對人類非理性意識特別是原始野性力量在文明社會作用的探索上。
整個l9世紀都認為健康的生活離不開對形式、秩序、條理性和模式的尊崇順服，尋找秩序條理、某種時間模式以超越紛雜的偶然事件成為當時作家追求的一種時尚。
《月亮和六便士》中的思特夫克蘭德開始也在刻板規矩的理性節奏中生活了多年，然而他不久發現在這種平靜的生活秩序中他漸漸耗盡了自己的才華，精神上也喪失了活力，創造性日益萎縮。
于是他走向了生活的另一個極端，放任非理性意識的泛濫，用野蠻、原始、毫不留情的生命力量沖擊著生活表層的理性秩序，他變成了一個陰郁傲慢、目空一切擁有無情的巨大力量的怪物，成了“從永恒黑暗的門檻那邊發出的聲音”，他的整個生活都處在罪孽與邪惡之中。
在文中最后經過不斷探索，他終于醒悟了極端的理性與非理性都不是健康生活，健康的生活是兩者間一種有節奏的振蕩和慣性擺動，是這種不斷變動的生活中瞬息的平衡點，人應當抱有真誠的勇氣，對生活的忠懇態度，以此來抵御黑暗無情、龐大陰郁的原始自然力量。
毛姆對敘述者“我”的應用也使他的小說在敘述方式上獨具一格別有新意。
敘述人一方面在結構上對主人公經歷的幾個板塊有串線作用，把它們或明或暗有意無意地串接成結構上的一個整體，“我”作為事件的目擊者，同書中人物直接發生關系，起著推動情節發展的作用。
另一方面“我”這個敘述者同作者和讀者也有復雜微妙的關系，可說是二者之間發生聯系的一個媒介。
敘述考既可能是作者向讀者傳達思想表明態度的一個道具，也可能是毛姆為了使讀者向其思想靠攏而在中造故意施放的誘人進入誤區的煙幕。
在《月亮和六便士》中，當思特夫克蘭德的妻子得知丈夫離家出走，一時表現得異常悲痛時，“這時的我并未顯現出應有的同情加以勸解安慰，反而漠然詳細地觀察起屋里擺設的家具來。
”結合后來妻子對丈夫克蘭德的刻薄惡毒和無情謾罵，讀者自然會從“我”這個觀察者的態度中分辨出她的悲痛只不過是一幅假面具。
然而，敘述人的態度是那樣飄渺隱約，只具有模糊的暗示，因此誰也不敢斷定他的態度里是否掩蓋著深層的含義，也許觀察家具的動作真是為了掩蓋自己發自內心的同情。
因為事實上敘述者“我”將自己發展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局外人，一個真正的觀察者，他也成為了自己一手制造的模糊含混的受騙者，和讀者一樣喪失了對所表現的生活的解釋權。
敘述者的態度就是這樣既有真又有假，既可信又不可信，體現了復雜的生活的本色。
接著，敘述人“我”突然間又就得糊涂和無知起來，他擔負著起勸說克蘭德回心轉意同家人團圓的任務。
他充滿淺薄的好奇心，絮絮不休地盤問克蘭德，想打聽出更多的奇聞異事，并且把這種規勸當成一種善事，企圖把克蘭德拉回到他不屑的現世生活中，敘述者越是犯傻、無知，就越顯得滑稽不堪，當讀者終于破譯了作者的圈套，從情節中解讀出“自由”二字時，才發現裝瘋賣傻的敘述者僅是作者促使讀者進行思考的工具。
毛姆就是這樣運用敘述者的方式靈活調節著讀者、作者、人物的關系，在不損壞讀者的獨立自信的前提下使讀者不知不覺接受其引導，調整自己的觀念、認識并最終同作者趨向一致，直至最后全部接受作者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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