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閱文章網1.名詞解釋：“桐城派”
桐城派 ，即桐城文派，又稱：桐城古文派、桐城散文派。
其主要代表人物方苞、劉大櫆、姚鼐均系安徽省桐城市人，故名。 桐城文派是清代文壇最大散文流派，其作家多、播布地域廣、綿延時間久，文學史所罕見。
桐城，春秋為桐子國，唐至德初建縣制。古縣名始于宋，崛起于明，鼎盛于清，尤以“桐城派”古文著稱天下。
“天下文章其在桐城呼！”清朝乾隆年間世人對桐城文章的贊譽。桐城派，上溯到明末清初。
桐城人方以智、錢澄之、戴名世，在古文理論和創作實踐上，初步體現桐城派的某些特征，是桐城派前驅。 桐城派，有1200余位桐城派作家、2000多種著作、數以億字的資料---這些數字就是崛起于200余年前的桐城散文派在200余年間創造出來的文明成果。
“桐城派”奠基人---戴名世（1653~1713）；方 苞（1668~1749）。 方苞、劉大櫆、姚鼐被尊為“桐城三祖”。
“姚門四杰”梅曾亮、管同、方東樹、姚瑩。 桐城派代表人物：戴名世，方苞，劉大櫆，姚 鼐，姚 瑩，曾國藩，吳汝綸，馬其昶。
桐城派文論體系和古文運動的形成，始于方苞，經劉大魁、姚鼐而發展成為一個聲勢顯赫的文學流派。
2.求“桐城派”的名詞解釋
桐城派 ，即桐城文派，又稱：桐城古文派、桐城散文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方苞、劉大櫆、姚鼐均系安徽省桐城市人，故名。
桐城文派是清代文壇最大散文流派，其作家多、播布地域廣、綿延時間久，文學史所罕見。
桐城，春秋為桐子國，唐至德初建縣制。古縣名始于宋，崛起于明，鼎盛于清，尤以“桐城派”古文著稱天下。“天下文章其在桐城呼！”清朝乾隆年間世人對桐城文章的贊譽。桐城派，上溯到明末清初。桐城人方以智、錢澄之、戴名世，在古文理論和創作實踐上，初步體現桐城派的某些特征，是桐城派前驅。
桐城派，有1200余位桐城派作家、2000多種著作、數以億字的資料---這些數字就是崛起于200余年前的桐城散文派在200余年間創造出來的文明成果。
“桐城派”奠基人---戴名世（1653~1713）；方 苞（1668~1749）。
方苞、劉大櫆、姚鼐被尊為“桐城三祖”。
“姚門四杰”梅曾亮、管同、方東樹、姚瑩。
桐城派代表人物：戴名世，方苞，劉大櫆，姚 鼐，姚 瑩，曾國藩，吳汝綸，馬其昶。
桐城派文論體系和古文運動的形成，始于方苞，經劉大魁、姚鼐而發展成為一個聲勢顯赫的文學流派。
3.桐城派名詞解釋
[tóng chéng pài]
桐城派
桐城派是我國清代文壇上最大的散文流派，亦稱“桐城古文派”，世通稱“桐城派”。它以其文統的源遠流長，文論的博大精深，著述的豐厚清正，風靡全國，享譽海外，在中國古代文學史上占有顯赫地位，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中的一座豐碑。
戴名世、方苞、劉大櫆、姚鼐被尊為桐城派“四祖”，師事、私淑或服膺他們的作家，遍及全國19個省（市）計1211人，傳世作品2000余種，主盟清代文壇200余年，其影響延及近代，對當代為文亦不無啟迪借鑒之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前“三祖”戴、方、劉，從未以“天下文章在桐城”自居，姚鼐更未明確言“派”。
正式打出“桐城派”旗號的，是道光、咸豐年間的曾國藩，他在《歐陽生文集序》中，稱道方、劉、姚善為古文辭后，說：“姚先生治其術益精。歷城周永年書昌為之語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學者多歸向桐城，號桐城派。”自此，以桐城地域命名的“桐城派”應運而生。[1]
中文名
桐城派
別 名
桐城古文派，桐城散文派
信 仰
儒家
代表作品
方苞的《獄中雜記》《左忠毅公逸事》，姚鼐的《登泰山記》等
年 代
康熙年間到新文化運動時期
誕生地
桐城
代表人物
方苞，劉大櫆，姚鼐，曾國藩
名稱緣由
依地域而命名
思想主張
儒家義理
語言風格
清真雅正
4.名詞解釋桐城派
“桐城派”是清代中葉最大的散文流派。
代表作家有方苞、劉大櫆、姚鼐，他們都是安徽桐城人，故稱“桐城派”。“桐城派”散文理論的建立，是從方苞開始的。
“桐城派”在清代文壇上影響極大。時間從康熙時一直綿延到清末；地域超越桐城，遍及國內。
桐城派的“載道”思想和“義法”理論，適應了清朝統治者提倡程朱理學的需要，故得以常盛不衰。他們在矯正明末清初“辭繁而蕪，句佻且稚"的文風，促進散文的發展方面也起了一定作用。
桐城派 清代散文流派。創始人方苞，繼承發展者雖眾，但影響最大的主要是劉大櫆和姚鼐。
因為方、劉、姚都是安徽桐城人，程晉芳、周永年便戲謂姚鼐說：“昔有方侍郎，今有劉先生，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姚鼐《劉海峰先生八十壽序》）從此學者轉相傳述，號桐城派，時在乾隆末年。 桐城派的文論，以“義法”為中心，逐步豐富發展，成為一個體系。
“義法”一詞，始見于《史記·十二諸侯表序》。表序說“（孔子）興于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
方苞取之以論文。他說：“義即《易》之所謂‘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謂‘言有序’也。
義以為經而法緯之，然后為成體之文。”（《又書貨殖傳后》）所謂言有物，指文章的內容；言有序，指文章的形式。
他的義經法緯之說，是要求內容和形式相統一。又說：“法之變，蓋其義有不得不然者”（《書五代史安重誨傳后》），又認為形式決定于內容。
從“義法”說出發，他主張古文當以“雅潔”為尚，反對俚俗和繁蕪。 劉大櫆著重發展了方苞關于“法”的理論，進一步探求散文的藝術性，并提出了“因聲求氣”說。
他說：“作文本以明義理，適世用。而明義理，適世用，必有待于文人之能事。”
所謂“能事”，主要是指文章的“神氣”、“音節”問題。他說：“行文之道，神為主，氣輔之。”
“神氣者，文之最精處也；音節者，文之稍粗處也；字句者，文之最粗處也……神氣不可見，于音節見之；音節無可準，以字句準之。”（《論文偶記》） 姚鼐是桐城派的集大成者。
他一方面針對當時“言義理之過者，其辭蕪雜俚近，如語錄而不文；為考證之過者，至繁碎繳繞，而語不可了當”的弊病，強調“義理、考證、文章”三者合一，“以能兼者為貴”（《惜抱軒文集·述庵文鈔序》）；另一方面，又發展“神氣”說，他說：“凡文之體類十三，而所以為文者八，曰神、理、氣、味、格、律、聲、色。神理氣味者，文之精也；格律聲色者，文之粗也。
然茍舍其粗，則精者亦胡以寓焉！”（《古文辭類纂序》）他把眾多不同的文章風格，歸納為“陽剛”、“陰柔”兩大類，實際上他們多數人的創作，是偏于“陰柔”之美的，所以又以為“文之雄偉而勁直者，必貴于溫深而徐婉”（《海愚詩鈔序》）。 桐城派的文章，在思想上多為“闡道翼教”而作；在文風上，是選取素材，運用語言，只求簡明達意、條例清晰，不重羅列材料、堆砌辭藻，不用詩詞與駢句，力求“清真雅正”，頗有特色。
桐城派的文章一般都清順通暢，尤其是一些記敘文，如方苞的《獄中雜記》、《左忠毅公逸事》，姚鼐的《登泰山記》等，都是著名的代表作品。 桐城派在清代文壇上影響極大。
時間上從康熙時一直綿延至清末；地域上也超越桐城，遍及國內。主要人物方苞、劉大櫆、姚鼐、姚鼐四人之外，還有方氏門人雷□、沈彤、王又樸、沈庭芳、王兆符、陳大受、李學裕，劉大櫆門人錢伯□、王灼、吳定、程晉芳等，姚鼐門人管同、梅曾亮、方東樹、姚瑩等。
追隨梅曾亮的還有朱琦、龍啟瑞、陳學受、吳嘉賓、鄧顯鶴、孫鼎臣、魯一同、邵懿辰等。道光咸豐年間，曾國藩鼓吹中興桐城派，但又以“桐城諸老，氣清體潔”，“雄奇瑰瑋之境尚少”，欲兼以“漢賦之氣運之”（吳汝綸《與姚仲實》），承其源而稍異其流，別稱“湘鄉派”。
桐城派的“載道”思想，適應清朝統治者提倡程朱理學的需要；“義法”理論，也能為“制舉之文”所利用，故得以長盛不衰。他們在矯正明末清初“辭繁而蕪，句佻且稚”（方苞《書柳文后》）的文風，促進散文的發展方面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姚鼐編選《古文辭類纂》，流傳尤廣。
5.名詞解釋：“桐城派”
“桐城派”是清代中葉最大的散文流派。代表作家有方苞、劉大櫆、姚鼐，他們都是安徽桐城人，故稱“桐城派”。
“桐城派”散文理論的建立，是從方苞開始的。
“桐城派”在清代文壇上影響極大。時間從康熙時一直綿延到清末；地域超越桐城，遍及國內。桐城派的“載道”思想和“義法”理論，適應了清朝統治者提倡程朱理學的需要，故得以常盛不衰。他們在矯正明末清初“辭繁而蕪，句佻且稚"的文風，促進散文的發展方面也起了一定作用。桐城派
清代散文流派。創始人方苞，繼承發展者雖眾，但影響最大的主要是劉大櫆和姚鼐。因為方、劉、姚都是安徽桐城人，程晉芳、周永年便戲謂姚鼐說：“昔有方侍郎，今有劉先生，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姚鼐《劉海峰先生八十壽序》）從此學者轉相傳述，號桐城派，時在乾隆末年。
桐城派的文論，以“義法”為中心，逐步豐富發展，成為一個體系。“義法”一詞，始見于《史記·十二諸侯表序》。表序說“（孔子）興于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方苞取之以論文。他說：“義即《易》之所謂‘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謂‘言有序’也。義以為經而法緯之，然后為成體之文。”（《又書貨殖傳后》）所謂言有物，指文章的內容；言有序，指文章的形式。他的義經法緯之說，是要求內容和形式相統一。又說：“法之變，蓋其義有不得不然者”（《書五代史安重誨傳后》），又認為形式決定于內容。從“義法”說出發，他主張古文當以“雅潔”為尚，反對俚俗和繁蕪。
劉大櫆著重發展了方苞關于“法”的理論，進一步探求散文的藝術性，并提出了“因聲求氣”說。他說：“作文本以明義理，適世用。而明義理，適世用，必有待于文人之能事。”所謂“能事”，主要是指文章的“神氣”、“音節”問題。他說：“行文之道，神為主，氣輔之。”“神氣者，文之最精處也；音節者，文之稍粗處也；字句者，文之最粗處也……神氣不可見，于音節見之；音節無可準，以字句準之。”（《論文偶記》）
姚鼐是桐城派的集大成者。他一方面針對當時“言義理之過者，其辭蕪雜俚近，如語錄而不文；為考證之過者，至繁碎繳繞，而語不可了當”的弊病，強調“義理、考證、文章”三者合一，“以能兼者為貴”（《惜抱軒文集·述庵文鈔序》）；另一方面，又發展“神氣”說，他說：“凡文之體類十三，而所以為文者八，曰神、理、氣、味、格、律、聲、色。神理氣味者，文之精也；格律聲色者，文之粗也。然茍舍其粗，則精者亦胡以寓焉！”（《古文辭類纂序》）他把眾多不同的文章風格，歸納為“陽剛”、“陰柔”兩大類，實際上他們多數人的創作，是偏于“陰柔”之美的，所以又以為“文之雄偉而勁直者，必貴于溫深而徐婉”（《海愚詩鈔序》）。
桐城派的文章，在思想上多為“闡道翼教”而作；在文風上，是選取素材，運用語言，只求簡明達意、條例清晰，不重羅列材料、堆砌辭藻，不用詩詞與駢句，力求“清真雅正”，頗有特色。桐城派的文章一般都清順通暢，尤其是一些記敘文，如方苞的《獄中雜記》、《左忠毅公逸事》，姚鼐的《登泰山記》等，都是著名的代表作品。
桐城派在清代文壇上影響極大。時間上從康熙時一直綿延至清末；地域上也超越桐城，遍及國內。主要人物方苞、劉大櫆、姚鼐、姚鼐四人之外，還有方氏門人雷□、沈彤、王又樸、沈庭芳、王兆符、陳大受、李學裕，劉大櫆門人錢伯□、王灼、吳定、程晉芳等，姚鼐門人管同、梅曾亮、方東樹、姚瑩等。追隨梅曾亮的還有朱琦、龍啟瑞、陳學受、吳嘉賓、鄧顯鶴、孫鼎臣、魯一同、邵懿辰等。道光咸豐年間，曾國藩鼓吹中興桐城派，但又以“桐城諸老，氣清體潔”，“雄奇瑰瑋之境尚少”，欲兼以“漢賦之氣運之”（吳汝綸《與姚仲實》），承其源而稍異其流，別稱“湘鄉派”。
桐城派的“載道”思想，適應清朝統治者提倡程朱理學的需要；“義法”理論，也能為“制舉之文”所利用，故得以長盛不衰。他們在矯正明末清初“辭繁而蕪，句佻且稚”（方苞《書柳文后》）的文風，促進散文的發展方面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姚鼐編選《古文辭類纂》，流傳尤廣。
6.古代文學名詞解釋：性靈說、遺民詩人、古文三大家、桐城派
性靈說：是對清中葉袁枚的詩歌理論的概括，主張詩歌表現詩人的個性和靈感，表現詩人的真情實感，反對摹擬古人和堆砌典故，反對無病呻吟。袁枚的性靈說繼承了公安派的進步文學觀，又吸取了神韻派重個性的觀點，既反對形式主義又反對擬古主義，是一種進步的文學理論，但是過分強調“性靈”，主張“師心”，忽視了社會生活在創作中的重要作用，是其歷史局限。
“凡詩之傳者，都是性靈”。（《隨園詩話》卷五）
“作詩不可無我”“有人無我是傀儡也”（《隨園詩話》卷七）
這一在“吟詠性情”的基點上構成完整體系的詩歌理論，沖破了傳統與時代風尚，對格調模擬復古，肌理考據文學，神韻纖巧修飾，浙派瑣屑給予有力的沖擊，是晚明文藝思潮的隔代重興，為清詩開創了新的局面。
遺民詩人：清初最富有時代精神的詩歌是遺民的作品。據卓爾堪《明遺民詩》輯錄，有作者四百馀人，詩歌近三千首，比南宋遺民詩在數量和質量上皆有過之。著名的詩人有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吳嘉紀、屈大均、杜濬、錢澄之、歸莊、申涵光等，他們受傳統的民族思想、愛國主義熏陶，反對清朝的民族壓迫與歧視，雖然出發點仍是儒家的“嚴夷夏之防”，如顧炎武所說：“君臣之分，所關者在一身；夷夏之防，所系者在天下。”（《管仲不死子糾》，《日知錄》卷七）但在民族矛盾異常尖銳的特定時期，懷抱救世拯民思想，關注國家、民族的前途和命運，奔走呼號，以“有亡國、亡天下”區分朝代更替和民族沉淪，用“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的生存危機和民族憂患，喚醒人心，復興家國，顯然包含著反對壓迫和侵略的正義性和愛國精神，在當時激勵了漢族人民的反抗斗爭，也對后世產生過積極的影響，“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成為中華民族愛國主義傳統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遺民詩人用血淚寫成的詩篇，或悲思故國，或謳歌貞烈，或譴責清兵，或表白氣節，具有抒發家國之悲和同情民生疾苦的共同主題，體驗深切，感情真摯，反映易代之際慘痛的史實與民族共具的感情，筆力遒勁，沉痛悲壯，肇開清詩發展的新天地。
古文三大家：寫作文學散文的有被稱為“清初三大家”的侯方域，魏禧和汪琬。
（清初三大家：侯方域、魏禧、汪琬，以寫作文學散文見長，《清史稿》卷 四九一《侯方域》末云：“方域健于文，與魏禧、汪琬齊名，號‘國初三家’”。）
桐城派：清代最著名，影響最大的散文流派，創始人方苞、劉大櫆、姚鼎集大成，他們都是安徽桐城人。因而得名。方苞提出“義法”，“義即《易》之所謂言有物”“法即《易》之所謂言有序”。抽象地說，義是指內容，法是形式，義法即內容與形式的統一。但它的本質，是將程朱理學的道統與韓歐的文統加以繼承，并合二者為一體，創作出他所理想的散文集。這種理論的目的當然在于維護封建統治，但它把我國散文創作的優良傳統加以歸納，提出了完整的理論體系無疑是有歷史功績的，劉大櫆師事方苞、又是姚鼎之師，是桐城派承先啟后的人物。他在方苞“義法”的基礎上，提出一些散文創作的具體主張，一強調作文的目的是“明義理，適世用”，二要達到這一目的的必須依靠作家的“能事”，即創作才能，三作家必須運用自己的才能將作為的材料“文理、書卷、經濟”與作為的手段“神氣、音節、字句”結合起來。
姚鼎是桐城派理論的完成者。他的理論大致有如下四個方面，一他認為古文創作的最高境界上，他提出“義理”“考據”“文章”三者統一的主張，“義理”是古文的內容，“文章”是表達的方式，與手法，“考證”則是使內容翔實可靠，三在學習古文方面，他主張由“粗”入“精”，即從文章的形式入手，去了解文章的內容，作者的氣質。四他在美學上把古文分為“陰柔”與“陽剛”兩大類。對二者不分輕重，認為都是美的。姚鼎的創作成就高于方、劉。對后世的影響也比他們大。屬于桐城派的作家，為數可以百計，其成就較大者，有姚門四弟子，方東樹、管同、梅曾亮、姚瑩等。到晚清則有曾國藩創湘鄉派。使桐城派余波一直到“五四”前而不斷。
方苞《左忠毅公逸事》劉大櫆《書荊柯傳后》《送姚女臣傳南歸序》
姚鼎《登泰山記》《游靈巖記》《李斯論》
方苞、劉大櫆、姚鼐被尊為“桐城三祖”。“姚門四杰”梅曾亮、管同、方東樹、姚瑩。
桐城派代表人物：戴名世，方苞，劉大櫆，姚 鼐，姚 瑩，曾國藩，吳汝綸，馬其昶。
希望我的回答能對你有所幫助。
7.名詞解釋： 1.肌理說 2.西昆體 3.陽湖派 4.江湖詩派 5.誠齋體
1、肌理說：翁方綱的肌理說實際上是王士禛神韻說和沈德潛格調說的調和與修正。他用肌理給神韻、格調以新的解釋，目的在于使復古詩論重振旗鼓，與袁枚的性靈說相抗衡。
2、西昆體：西昆體，是宋初詩壇上聲勢最盛的一個詩歌流派，它是以《西昆酬唱集》而得名的。
3、陽湖派：陽湖文派的得名，起自光緒初年張之洞《書目答問》，這本目錄列舉清代古文家文集時，分為“桐城派古文家”、“陽湖派古文家”、“不立宗派古文家”。
4、江湖詩派 ：“江湖詩派”是南宋后期繼永嘉四靈后而興起的一個詩派，因陳起刊刻的《江湖集》而得名。
5、誠齋體：誠齋體因楊萬里而得名。楊萬里號誠齋，故稱為誠齋體。
擴展資料：
誠齋體形成的因素：
形成誠齋體的要素之一是詩人把自己的主觀情感最大程度地投身在客觀事物上，他筆下的草木蟲魚乃至山水風云無不具有知覺和情感，無不充滿生機和靈性。例如“萬山不許一溪奔，攔得溪聲日夜暄”，描寫對象的盎然生機自然會給詩歌帶來活潑的風格。
要素之二是楊萬里作詩想象奇特，但不用奇奧生僻的字句或天矯奇崛的結構，卻用淺近明白的語言和流暢直致的章法，近于口語。楊萬里的詩風與北宋蘇軾、黃庭堅等人多用典故成語、多寫人文意象的詩風大異其趣，具有很大的獨創性。
參考資料來源：
百度百科-誠齋體
百度百科-江湖詩派
百度百科-陽湖文派
百度百科-西昆體
百度百科-肌理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