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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好幾十萬人聚居在一小塊地方，竭力把土地糟蹋得面目全非，盡管他們肆意把石頭砸進地里，不讓花草樹木生長，盡管他們除盡剛出土的小草，把煤炭和石油燒得煙霧騰騰，盡管他們濫伐樹木，驅逐鳥獸，在城市里，春天畢竟還是春天。
陽光和煦，青草又到處生長，不僅在林蔭道上，而且在石板縫里。
凡是青草沒有鋤盡的地方，都一片翠綠，生意盎然。
樺樹、楊樹和稠李紛紛抽出芬芳的粘稠嫩葉，菩提樹上鼓起一個個脹裂的新芽。
寒鴉、麻雀和鴿子感到春天已經來臨，都在歡樂地筑巢。
就連蒼蠅都被陽光照暖，夜墻腳下嚶嚶嗡嗡地騷動。
花草樹木也好，鳥雀昆蟲也好，兒童也好，全都歡歡喜喜，生氣蓬勃。
唯獨人，唯獨成年人，卻一直在自欺欺人，折磨自己，也折磨別人。
他們認為神圣而重要的，不是這春色迷人的早晨，不是上帝為造福眾生所創造的人間的美，那種使萬物趨向和平、協調、互愛的美；他們認為神圣而重要的，是他們自己發明的統治別人的種種手段。
”（第一部第1章）
這是長篇小說《復活》開篇第一段文字，我喜歡這個開頭。
春回大地，萬物復蘇，花草樹木，鳥獸蟲魚，還有兒童，無不歡歡喜喜，生氣勃勃，只有被稱做“成人”的這種生物，卻在沒完沒了地無休無止地欺騙自己又欺騙別人，折磨自己也折磨別人。
人活在世上的這段不算太長的時間里總是要做事情的，可以做的事情很多，能夠做的事情卻很少，這就有一個選擇的問題：究竟什么事情是“神圣而重要”的？
誰都認為自己所干的事情是神圣而重要的。
此刻，省立監獄辦公室里的人認為神圣而重要的是，按公文要求把犯人送到法院受審；聶赫留朵夫公爵認為神圣而重要的是，作為陪審員本著良心盡他的社會責任；還有法庭的庭長、法院的法官、檢察官、書記官、民事執行吏、陪審員們、律師等等，他們神圣而重要的事情就是用“他們自己發明的統治別人的種種手段”來構建和諧社會。
而作為“人犯”的瑪絲洛娃是怎么看的呢？
通常人們總以為小偷、兇手、間諜、妓女會承認自己的職業卑賤，會感到羞恥。
其實正好相反。
凡是由命運安排或者自己造了孽而墮落的人，不論他們的地位多么卑賤，他們對人生往往抱著這樣的觀點，仿佛他們的地位是正當的，高尚的。
為了保持這樣的觀點，他們總是本能地依附那些肯定他們對人生和所處地位的看法的人。
但要是小偷夸耀他們的伎倆，妓女夸耀她們的淫蕩，兇手夸耀他們的殘忍，我們就會感到驚奇。
我們之所以會感到驚奇，無非因為這些人的生活圈子狹小，生活習氣特殊，而我們卻是局外人。
不過，要是富翁夸耀他們的財富，也就是他們的巧取豪奪，軍事長官夸耀他們的勝利，也就是他們的血腥屠殺，統治者夸耀他們的威力，也就是他們的強暴殘忍，還不都是同一回事？我們看不出這些人歪曲了生活概念，看不出他們為了替自己的地位辯護而顛倒善惡，這無非因為他們的圈子比較大，人數比較多，而且我們自己也是這個圈子里的人。
瑪絲洛娃就是這樣看待她的生活和她在世界上的地位的。
她是個妓女，被判處服苦役，然而她也有她的世界觀，而且憑這種世界觀她能自我欣賞，甚至自命不凡。
這個世界觀就是：凡是男人，不論年老年輕，不論是中學生還是將軍，受過教育的還是沒有受過教育的，無一例外，個個認為同富有魅力的女人**就是人生最大的樂事。
因此，凡是男人，表面上都裝作在為別的事忙碌，其實都一味渴望著這件事。
她是一個富有魅力的女人，可以滿足，也可以不滿足他們的這種欲望，因此她是一個重要的不可缺少的人物。
她過去的生活和現在的生活全都證實這種觀點是正確的。
在這十年中間，不論在什么地方，她都看見，一切男人，從聶赫留朵夫和上了年紀的警察局長開始，到謹慎小心的監獄看守為止，個個都需要她。
至于那些不需要她的男人，她沒有看到，對他們也不加注意。
因此，照她看來，茫茫塵世無非是好色之徒聚居的淵蔽，他們從四面八方窺伺她，不擇手段——欺騙、暴力、金錢、詭計——去占有她。
瑪絲洛娃就是這樣看待人生的。
從這樣的人生觀出發，她不僅不是一個卑賤的人，而且是一個很重要的人。
瑪絲洛娃把這樣的人生觀看得高于一切。
她不能不珍重它，因為一旦拋棄這樣的人生觀，她就會喪失生活在人間的意義。
為了不喪失自己的生活意義，她本能地依附于具有同樣人生觀的人。
她發覺聶赫留朵夫要把她拉到另一個世界里去，就加以抵制，因為預見到在那個世界里她將喪失這樣的生活地位，從而也就喪失自信心和自尊心。
也就因為這個緣故，她竭力避免回憶年輕時的事和她同聶赫留朵夫最初的關系。
那些往事的回憶同她現在的世界觀格格不入，因此已從她的記憶里抹掉，或者說原封不動地深埋在記憶里，而且封存得那么嚴密，就象蜜蜂把一窩螟蟲（幼蟲）封起來，免得它們糟蹋蜜蜂的全部勞動成果一樣。
因此，現在的聶赫留朵夫對她來說已不是她一度以純潔的愛情愛過的人，而只是一個闊老爺。
她可以而且應該利用他，她和他只能維持她和一切男人那樣的關系。
（第一部第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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