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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道士塔》
余秋雨在這篇充滿了個人臆想、近似小說化了的散文中所寫和表達的內容只消三個字即可說明，便是那帶著瓊瑤阿姨的粉淚聲腔而仿佛在幾卷線裝古書前，對著死朽者的尸骨卻竟把無縛雞之力的臃腫全身繃緊，舉輕若重、繪聲繪色的泣涕道：“我好恨！”
他的“恨”一如他結尾處的雖說“默默地”但實際仍“好激動”一樣，都對我夠不成任何透徹肺腑的情感沖擊力和感染力。
他的“恨”實在恨得膚淺，竟能把幾乎所有毀損敦煌文物的罪過和仇恨的矛頭都加諸于這個“穿著土布棉衣，目光呆滯，畏畏縮縮，是那個時代到處可以遇見的一個中國平民”的道士身上？！余秋雨在百年之后裹著一身“文化學者”的知識優越感，坐在茶香四溢的書案前遙遙對視著世紀之初的暗夜里那焚盡生靈的硝塵，像一個深宅大院里的公子哥兒申斥著他從未真正了解、認識過的看門老仆——你為何如此敗家？那時侯余先生從這老奴身上是頗找回了些道德優越感的自我滿足的。
《道士塔》的實質作用也僅限于此。
聰明的作者沒有忘記在最后借某個日本學者的話“我想糾正一個過去的說法。
這幾年的成果已經表明，敦煌在中國，敦煌學也在中國”來挽回中國的民族自尊和自信來，而以往那些他剛剛咬牙切齒描寫的中國的愚昧、荒蠻、落后、病態都集中處理算在了王道士一個“個人”的身上，并且這本應該切入審思、深思中國各種根深蒂固之病態與愚劣以及展開對影響產生了像王道士這樣“到處可以遇見的一個中國平民”的深層文化傳統的批判之可能，都在“過去時”與“現在時”的涇渭分明的割裂式劃分中被完完全全的消解掉了；于是，中國只要一有了壞事，便據說總是因為某幾個“小人”作亂的緣故，而中國一旦有了好事，便肯定是證明了整個中華民族“向來優秀”的集體榮耀，我們的民族和文化上之“自尊”與“自信”便是這樣得以實現和得到滿足的。
正是這種阿Q式的毫無自我批判、解剖與懺悔的“勝利法”，讓余秋雨筆下的中國文人與文化在矯柔造作的“痛楚”和自我麻醉式的超脫中無往而不勝，無論到什么時候，都會是一副貌似自信的“勝利在握”的模樣。
但我知道，他心虛得緊。
但是中國的某些知識分子都愿意退回進所謂“燦爛文明五千年”的故紙堆里重揀起傳統士人情懷的人格面具戴上，何況“到處可以遇見的中國平民”則更需要從尚未捂無熱乎的“我們的文化”中找回魯迅先生所諷刺的那種“合群的自大”式的“自尊”與“自信”來。
余秋雨很好的為庸眾們做成了此事，所以我認為他的散文本質上是一種“媚俗”，并不冤枉他，只不過他這回所賣的，乃是“文化”這劑高雅體面的**。
2．《莫高窟》
《莫高窟》所運的文字是唯美而稍顯綺靡多姿的，辭藻富繁而無雕琢的贅感，將靜態的敦煌壁畫用活的線條和氣勢舞動起來，既合人與背景的內容，又能賦予橫亙時空的強烈的生命與美學意義，人隨畫動，畫從心轉，幻境與當下交織，歷史與色彩共升，細膩入微又磅礴揮灑，悄然無語而樂章交響。
作者的立意很清楚：想要追求一種超越了宗教、道德的敦煌藝術之“美”來。
你可以取別的視角，但“美”這個視角是合適的，同時又兼顧到了莫高窟的多層意蘊，也就是“層次豐富的景深（depth of field）”，像敦煌的意義與價值顯然是“說不能盡”的經典，余秋雨是在“美”的藝術心理觀照下截取他想要和欣享的敦煌片段，從這一層面來講，應該說作者的眼界不乏大氣、開闊、高遠，這是其獨到的地方。
但問題是，伴隨著“多方面生命”的呈現、聚會、狂歡、釋放，余秋雨漸漸走入了他實則認知較淺薄的“歷史的景深和民族心理的景深”的敘述之中，“人性”“生命”“人格”都成了反復歌詠卻蒼白空泛的符號，我們看到了濃墨重彩的一幅幅曼妙醉神的畫，卻見不著更深厚的對生命或人性本身的詮釋與穿越，最終，又是頂禮膜拜式的表達了對盛唐這一個時代的無限憧憬與自豪，于是說“我們的民族，總算擁有這么一個朝代，總算有過這么一個時刻”，個體的生命藝術之美被宏大的歷史主題與廉價的民族自尊遮蔽了，于是“我們曾經擁有”“我們一千多年層層累聚”，這中間只有機械的堆疊，大失立體多維度的穿越審思，所以余秋雨的審美只能浮在表面的裝修上，卻無法扣問靈魂，力透出生命的本色來。
莫高窟的“美”，也因此減色不少，單薄不少。
3．《陽關雪》
陽關“終成廢墟，終成荒原”。
那么這原因何在呢？作者極其隱晦的表達出這樣一個觀點，即：當權的統治者似乎沒有給藝術家們以足夠的地位和尊重，所以限制了藝術家們的創作，然而藝術家們可是足夠優秀足夠天才足夠好的。
“但是，長安的宮殿，只為藝術家們開了一個狹小的邊門”這句話很有意味，很能夠透視出余秋雨在拿著古代知識分子暗中自比的同時，他的雙眼始終沒離開過“長安的宮殿”為其所開的“門”，余秋雨性格中深刻烙印著對“權力”的心理依附，在此文中已有較深隱的體現。
他通過對古代文化名人的悲嘆、哀痛、傷悼乃至鳴不平，甚至常常要擠出幾滴酸度超強的枯淚來，其實正是欲寄托他自己希望當權者能施舍給像他這樣的文化人以生存的空間甚或重用之的企望，這是典型的中國傳統士人的情結，是沒有或缺乏獨立人格，始終活在權力話語的陰影下謀求自我的定位，余秋雨借此將他作為這種知識分子的虛榮表現得淋漓盡致，荒原？千萬別侮辱艾略特的經典大作，那不過是無奈的看著自身終入塵土的壘起的墳而已。
余秋雨仍沒忘了拿唐代的造像去向文藝復興時的西方藝術大師那里尋回一點可憐的“驕傲與自豪”，但他卻不愿也不肯再繼續追問：為什么如此輝煌的唐朝藝術卻無法避免走向退步衰落的宿命？而西方的文藝復興為什么卻偏偏能開出一個史無前例的近現代人類文明呢？
那些至今依然坐在“四大發明”之類國故上高唱凱歌頌謠的孝子賢孫們，自然是想不明白的。
5．《柳侯祠》
倘若讀懂了作者“借古人的尸，還自己的魂”的深隱之意，便會覺得這是一篇作嘔指數很高的“文化散文”，與其說通篇都在兜售著“文化”這個已被其弄得俗得不能再俗的空泛概念，倒不如說是一個文化人急于想做官的心靈告白，整篇文字都流露出作者濃厚的“官本位”的思想意識，甚至十分露骨的用“倒是現任柳州市副市長的幾句話使我聽了眼睛一亮。
”這樣肉麻的話來直接會通今古，就差從棺槨中拉出柳宗元來現場講幾句了，并且說“從根子上使柳州開通”的乃是因了“柳宗元和其他南下貶官”，柳州當代的開放和崛起是否真是“從根子上”靠了千年之前的南下貶官們的文化遺產，我不清楚，但我清楚的是余秋雨的醉翁之意不在酒，沒忘記格外強調了這位副市長“也是個文人”，那么我們可以說他余秋雨也是個“文人”，而且是級別更高的大文人，那么中國若想“從根子上”好起來，實在只有起用這群大文人、小文人們來做大官、小官這一條不二法門了？可以說透過此文，我們完全看得出余秋雨骨子里幾乎全然未消化現代法治社會、憲政民主的政治理念，他或許知道一些理論，但他接受的卻是比當代新儒家還要保守的政治文化意識，這樣的結果，是做官的附庸風雅操控著文化，文化人附勢權力賣弄著文化，可笑的是余在文中竟還哀嘆柳宗元失去了“個人的意義”，在官本位的專制體制下，個體當然無法獨立或倍受壓制，余既然看到了這點，卻不向制度問責，而把希望寄托在“文人作官”的“人治”上，殊不知他豈是真在替古人鳴冤？“項莊舞劍，意在沛公”罷了！
6．《白蓮洞》
“桃花源”千百年來竟成中國人時時夢寐以求的人間樂土之所在，“桃源”所樂者何？無戰亂與征賦，平等而富足，如是而已矣，并無精神之超越，無對人性本具之罪惡與生命本有之苦難的復雜性之認識，“桃源”人也是人，就算避世再遠，也逃不開罪的鉗制。
所以中國的傳統文化要么向王權低頭，要么就隱遁超脫，并無為愛為公義為超越性之真理而獨立奮爭的精神。
不是遮與蓋，就是逃與避，在苦與樂之間徘徊不止，走向“桃源”的同時，也走向了精神價值的虛無，難道這竟是陶淵明和千百士人所向往的樂土？
9．《洞庭一角》
“貶官文化”的確是中國文化中很重的一筆，貶官們仕途興隆、官運亨通時不見有特別優異的文章出世，只是被貶外放了，才“只好與山水親熱”，有了悲戚哀憤的常情，文采竟也飛揚起來，“事過境遷，連朝廷也覺得此人不錯，恢復名譽。
”可見貶官們的寫作與抒情豈能不暗懷著盼主上查閱而重起用之的功利心思？既被“貶”了，就無奈的寫寫東西，這寫出的東西便恰好印證了貶官的“文品”，既是別有深意和目的而寫，則這制造出的“文品”確也和其“人品”相映成趣——都虛偽得緊。
那么，倘若中國文化“極其奪目”的一筆竟是如此被文化官員們弄出來的，就不曉得到底是中國的貶官們太有才了，還是中國文學創作的自我評價“太有才”了。
不過文學在此文只是裝裱，重要的是“地因人傳，人因地傳，兩相幫襯，俱著聲名”的“聲名”效應，貶官們都化了灰，山水亭閣也仍是這樣的山水亭閣，還理會他什么“文學”作甚？重要的是靠文章賺得的“聲名”才是眼睜睜的取之不竭的實利，文學既“幫襯”了貶官的官運又“幫襯”了旅游景點的聲名，大約可以名垂青史，不朽于后人了。
讀懂了余秋雨的“幫襯”，也就讀懂了中國古典文學的一半。
14．《江南小鎮》
“大隱隱于市”，江南小鎮成為文人“最佳的隱潛方式”，之所以是“最佳”，因為佛道寺觀的出家和結廬荒山、獨釣寒江的生活太清苦，太“麻煩”了，那么說，文人且不必理會精神上的諸多博弈，最要緊的是“把日子過得十分舒適”，“**”來了，就歸隱；苦難來了，就“好生休息，把休息地搞好”，至于此后之種種，文人所擔負的社會責任之種種，全可以托付給“小橋流水人家，莼鱸之思”這一種“宗教性的人生哲學的生態意象”的超然享受中了，當然，余秋雨把這叫做“宗教性”，其實不如說是“解脫”，而且是在物質條件充分保障下的精神上之禪道行旅，一切都歸于文雅體面的“隱潛”，說白了就是“逃避”，請問我們多一個如此善于營造“逃避”之所的文人究竟有什么意義？這就是作者心向往之的文人生活，還要使勁用“宗教性”“人生哲學”這些詞來為其臉上貼彩補妝。
我不懂得余秋雨口中的“宗教性”是個什么東西，但我知曉當耶穌基督背負起十字架時，“隱潛”與他的圣愛無緣，他的身體在到處流血，傷痕累累。
15．《寂寞天柱山》
“山水化了的宗教”既不是山水也非宗教，它只是“能使那批有悟性的文人暢意適懷”的文化而已。
天柱山有這有那，但還遠遠不夠作中國文人的“家”。
耶路撒冷是猶太人的家，圣經是基督徒的家，天柱山？說到底，它的“宗教、美景、詩文”不過是構成了一個很好玩的旅游景區而已。
16．《風雨天一閣》
“為《四庫全書》獻書是天一閣的一大浩劫，頗覺言之有過”，這是余秋雨對中國歷史黑暗的又一盲點，本文中提出了所謂“健全人格”，后來這個可笑的詞又被他送給了康熙皇帝。
中國文人好講“健全”“圓滿”，也擅長把這些完美的修飾詞留給自己和捧送掌權者。
“健全的人格”服從著包括“禁止婦女登樓”的封建族規，“健全的”皇帝及其繼承者也開始了漫長的“文字獄”和閉關鎖國。
這是怎樣畸形的“基于文化良知的健全人格”？連阿Q這種癟三都曉得要在紙上很認真的畫一個完滿勝利的圓圈，何況中國的文人呼？
17．《西湖夢》
一切宗教都要到西湖來展覽，“展覽”這個詞妙極，中國人做慣了看客，無論什么，最要緊的便是“看”，始于看而終于看，過足了眼癮和感官玩樂，就像靈魂已被抽干了一樣。
18．《狼山腳下》
余秋雨完全不解魯迅的深意，魯迅豈是在改良為自然風景命名的方式嗎？余文所謂“但一切都調理得那么文雅，蒼勁的自然界也就被抽干了生命”，這純粹是文人的臆想，其實他的“平和一點”同先人的“古池好水”“蕭寺清鐘”“遠村明月”一樣，都是琢磨著怎樣在“命名”上下功夫，用文字自欺視聽，只不過方法不同罷了。
魯迅先生所批判嘲諷的，恰恰是這種專好在“名”上弄虛作假、自欺欺人的虛偽、麻醉的民族文化心理，而作者卻正好最愛耽著在“名”上做文章。
19．《上海人》
這是余秋雨在本書中寫得最好最精彩的文章，也許因為作者本身是上海人，對上海的了解、體會很深也較為全面。
徐光啟是一個值得特別書寫的開端，他能在一個愈趨封閉、衰朽、宋明新儒學占統治上峰的封建時代坦然開放的接受、傳播西方文明，甚至受洗皈依基督宗教，他的影響決不同于以往任何一個文化交流者，他給古老的中國注入了完全異質的文化血液，也樹立了一個“新人”的榜樣。
光啟，宿命般的人如其名。
但職員心態而缺少生命熱源和創勁的上海人并未得著他的精髓，而只是神似而已。
20．《五城記》
蘭州牛肉拉面的醇香橫亙千里，飄入了關外我的鼻舌中。
21．《牌坊》
牌坊大約是中國文化里最可憎惡的物事之一了，它見證著中國道德的虛偽、殘忍、吃人的本性，而且是公開的被表彰的邪惡，而從中做幫兇寫文章造理論大肆頌揚宣傳的不是別人，正是文人。
父母的一面立牌坊一面偷偷送女兒出家逃生，把“貞操”“守節”殘害人性的荒謬暴露無遺。
“圣女”是男權意識在女性身上的體現，“圣女”“節婦”既不“圣”也不“美”，而是對女性形象的扭曲，女性在這里只是體現綱常道德的工具和男權變態逞欲的對象罷了。
封建中國的文化，充滿了觸目驚心的變態性。
22．《廟宇》
女人被置于權利的最底層，幾近于完全被動的狀態，又多無文化，于是便聽天由命，投在了“念佛”這一格外“殊勝”的“方便法門”下。
靠著念佛聲，卻只能因此在鄉間幫助樹立起更多的牌坊來，而不是拆毀牌坊。
這就是“念佛法門”在中國的效用。
23．《夜航船》
作者是想說這夜航船乃精神文化的航船，但積淀了幾百上千年的文化，到頭來卻“我說這篤篤聲是航船，她（母親）說這篤篤聲是木魚”，“木魚”的確“篤篤的”而一成不變、永遠平和的慢慢敲下去，這正是中國文化的音律節拍，任憑國學家和遺少們湊成了幾大堆光彩奪目的形容詞、修飾語美化之，都不如這一個詞來得準確恰當、惟妙惟肖：木魚。
24．《吳江船》
年輕學生的人格、心理和行為被過分的簡化和美化了，詩意豈能以篡改自然的人性為依托來書寫？男生們正處于青春發育期，又是在一個極端禁欲的年代里，對異性朦朧的好感、壓抑的沖動甚至隱蔽的欲念都是再正常不過的了，何必畫蛇添足非要“此地無銀三百兩”的刻意敘述說他們“毫無邪念”的睜大雙眼？而什么又是作者所謂的“邪念”呢？多道學的“邪”字啊！之后男生們在女宿舍門口挖“友誼井”，分明就是性本能的一次集體無意識的變相表現，是異性之間特殊的“示好”替代品，作者完全可以像韓少功在《馬橋詞典》里所做的那樣，直面率真而火熱的欲望，同時反襯出那時代扭曲人性、打壓人欲的荒謬可悲，但作者卻一面用他脫離了真實狀況的“美學”視角虛偽的勾畫著男生的“毫無邪念”，另一方面卻別有意味的寫男衛生員給那個“**”遭難的女生“做人工呼吸”“折騰了一會毫無效果”這種惡俗情節，就像女主角洗澡的時候一定會有男配角“不小心”闖進來看到的情節一樣惡俗老套，更荒誕的，明明只是要“給心臟注射強心針”，而之后的描寫卻竟然是“她的衣杉被撕開了，赤裸裸的仰臥在岸草之間。
月光把她照得渾身銀白，她真正成了太湖的女兒”一個年輕女孩在瘋狂的世界里所遭受的巨大悲劇和生命劫難就在這種充滿了意淫目光的“唯美”視野中被消解干凈，最后只剩了宋朝詞人寫給小紅姑娘坐船遠去的詩在回蕩，你儂我儂，尸體的死味和悲慟被徹底斷送和遺忘。
這難道就是作者對待“**”活生生慘烈災難的態度？！
25．《信客》
僅靠一個“信”字謀生，為一件極小的“失信事件”而被徹底放逐、拋棄，服務鄉里大半輩子的老信客就這樣輕易的被推到命運的深淵，鄉民的不寬容成為理所當然的事，在對“信”字的極端功利化的索取中，信客作為“人”自身的尊嚴、權利已經被淡化漠視了，落后的農耕文明和宗法社會伴隨著信客高強度的生存壓力，最后年輕信客的“成功”不過來自于一個近乎傳奇的事件，而老信客悲慘的身影卻蜷縮在無人關注的角落里瑟瑟發抖。
信客仿佛是被“崇高化”了的，但正如中國無數的“貞女節婦”無數的牌坊一樣，本質上是對人性的歪曲、異化、踐踏，鮮活的個體生命在“道德”的虛幌下被壓扁成一個個供人膜拜的符號，中國封建時代形成的這種非超越性的“信”觀念，決不能照搬、移植進現當代社會來，封建道德建立在非人道非理性非超驗信仰的歷史中，其充滿局限性的偽善不言自明。
中國人喜歡“大團圓”“大圓滿”的結果，本文也不例外，在文尾喜氣洋洋的氛圍中，我卻分明感受到了寒意逼人的顫栗。
26．《酒公墓》
在客上教英文We all love Chairman Mao ，這是一個飽蘸了政治嚴肅和政治迷狂的例句，love在這里早已失卻了它本有的真義，“偉大領袖”取代了上帝坐上了神的寶座供他的子民love，love只屬于領袖一個人，一個人中的領袖剝奪了幾億子民自由love的權利，love像一個被化肥催生被空氣鼓脹被毒品興奮了的劣質種子，干癟蒼白，浸不得半點兒油腥，以至于當酒公在黑板上很自然的寫下“愛是人的生命”時，全班竟然會大笑，而女生則紅臉低頭。
一個羞于把愛同生命聯系在一起的年代，我們還指望它能夠不醞釀制造出駭人聽聞的黑暗來嗎？
27．《老屋窗口》
老屋只屬于作者個人，何必要自命不凡的加諸自負的渲染呢？作者太愛慕虛榮了，此文可與魯迅先生的《朝花夕拾》集做對比，魯迅的懷舊散文從來沒有這些自命不凡的虛飾之筆，先生所寫的乃是切切實實的人和人生，卻不是名和聲名。
余文實在相形見拙，品低一等。
28．《廢墟》
并非所有的廢墟都能體現“悲劇精神”，也并非所有的悲劇都講化為廢墟。
廢墟是一種常態，廢墟中走出的人才值得關注。
29．《夜雨詩意》
夜雨未必與安逸水火不容，安逸在夜雨中顧影自憐，自哀自嘆，于詩意中逍遙自適，甘愿被夜雨包圍、吞噬，再無沖出的生命力和欲望，夜雨也便完成了摧毀行旅者前進的目的。
30．《筆墨祭》
一個“祭”字，保守的心態流露筆間，筆墨書法是文化藝術的載體，也有情感融入，但筆墨何嘗不在千年里時時更新著內容？拒絕更新就等于自毀生命的延續。
31．《藏書憂》
藏書之“憂”實則出于讀書人對“物化”了的知識的吝嗇與自負上，文人相輕也相妒，慢條斯理、徐徐道來自己的藏書之富之精之珍貴，那種文人式的自得與虛榮表露無遺，這本也是人之常情，文人并非格外的鄙棄錢財，出手大方，當他像孔已己似的窮得排出幾文銅錢買酒吃時便也一樣要灰頭土臉，最多不過吟幾句“君子固窮”的圣言以備精神上對自我“文化優越”的文人身份制造幾分超乎眾群的幻覺，聊作麻醉而已。
所以文人的愛藏書，我認為無須上升到很“崇高”的境界位置，藏書的確一定程度的體現出藏書人特異的精神世界、治學面貌甚至是性情格調，但也僅此而已。
文人仍需將自身回歸到平常心態中去，這是我的觀點。
32．《臘梅》
臘梅大約真的可以給人啟迪、激勵的情感萌發罷，也只有人才可存有這認識，或者耳耳相傳，便給了某自然界之植物以特定的性格或象征，所以后人一定要從臘梅中看出生命力的堅韌、頑強的這面來，卻見不到萬物的復雜性和生命中許多悖論。
臘梅固然可以御寒，但未知是否也能御熱呢？
33．《家住龍華》
禪味在歷史的敘述和古老廟堂式建筑的煙塵中愈發顯得泛黃脆軟，凝固成衰朽的氣色浸透在文人懷舊和超然自適的情感頹廢中，家住龍華的人有很多，到頭來，云在天空水在瓶，縱使老僧裁得布匹幾十，喝破了柏樹子的佛性有無，亦不過是家住龍華而已矣。
34．《三十年的重量》
曾經仰慕以為高大而偉岸的長輩老師若干年后卻被自己帶著施舍般可疑的悲憫目光俯視，并且變現成了貌似感慨命運無常卻實則是在某種自得的深隱心理驅動下揣摩掂量著別人的暗瘡，虛弱的喟嘆聲掩飾不住欲在對比中滿足虛榮的潛意識。
曾經的“仰慕”是否真的僅僅是仰慕而非“出乎意料”的獲獎后產生的虛榮心與感激提拔心理的結合品？一個孩子他對那位他之前從不知曉但現在卻號稱“仰慕”“崇拜”的老師能了解多少？倘若沒有光燦燦的獎，會有這一系列的情感與心理的化學反應、物理變動嗎？曾經的影子其實是假的，那些溢美之辭同樣建筑在自我膨脹的幻象里，然而幾十年后的身影就“真實”了嗎？答案依然是否定的，因為對于一個把無論是人是物，是山水亦或事件，都拿來為我所用、為我服務、為我注腳的作者來說，這世界何勞莊禪般若的消解？本來就從未存在過深究真實的誠意。
35．《漂泊者們》
漂泊者是否都如垂死者拼命抓牢救命稻草一般顧念著早已離去遠逝的精神故鄉？漂泊者又如何確信自己的旅程不再是新生的行腳而重返故鄉會不讓自己陷入更深刻的失望乃至絕望？漂泊，是出于無奈的選擇還是意志堅強憑著信心開始的？希望不是因為有可料定和可見得著的目標才出現的，希望是在前程一片虛無中才迸射出的心地之光，于無所希望的希望中行路，才真得救。
中國的老人大都沉浸在用舊袋裝新酒的雙重麻醉和快慰中不愿睜眼，結果酒與袋都得不著，他們老了，死了，就是一堆供人憑吊、抒情的朽骨，他們永遠也無法體驗《老人與海》中那個生命如基督般始終豎起、堅忍、熾烈、無法擊敗的老人的魂靈，他的信念帶著他伸開雙臂擁抱一切困境，慢慢走向新的精神彼岸，他死時，是一種救贖式的涅盤。
36．《華語情結》
語言是文化強有力的載體，人類文明正屬于語言性的存在，但人言異于神言（Word），人言存在的有限性、欠缺性、虛假性被一次次證明，或者不證自明。
人言不應該被過分迷戀、執著和沉陷，運用它并超越它，而不是戴著所謂“母語”的鐐銬跳舞，應不為其所累所操控，才是現在文化人的使命和人言發展的方向。
華語在某種程度上阻礙了古老民族接受西方文明的腳步，過去是表現為白話文同文言文的空間爭奪，現下卻呈現出更趨復雜、深刻的民族性文化心理的彷徨、掙扎與整合之中。
37．《這里真安靜》
文章寫到最后，也僅剩“安靜”而已。
“軍人、妓女、文人”這個模式被拔高起來賦予莫名其妙的涵義，人全都成了符號，包括那個被作者濃墨強調渲染的日本文人。
文人格外重要，僅僅因為是“文人”？歷史的悲慘歷程最終走向的是碑文的安靜，草木的安靜，一切重返自然的安靜，當懦弱者不肯直面個體生命的深重罪苦和百病纏身的靈魂時，他就會一廂情愿的閉上自己的雙眼然后說：安靜罷，一切都回歸清凈了。
無聲而黑暗的東方就是這樣在麻木的自醉中失掉了曠野里為拯救的光吶喊的嘴巴。
苦旅，便如是安靜的化為恒久的無味和無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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