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閱文章網鄭智勇是二十世紀初泰華社會著名人士，人們稱呼他為二哥豐。
他的傳奇生活經歷和轟轟烈烈的一生給泰華僑史增添了濃濃的色彩。
但是，關于他的生平事跡卻有著種種不同的說法。
本文試圖對種種說法加以辨認，以尋求歷史的真實。
吾人見到的有關二哥豐的記載，1950年曼谷華僑報德善堂《華僑報德善堂建堂四十周年紀念刊》中對其創辦人鄭智勇的介紹，是目前流傳最廣，影響最大的版本。
其內容如下：
鄭智勇先生，原籍廣東潮安縣淇園鄉人。
1851年誕生于暹羅，為暹籍華裔。
十四歲回國，十六歲即返暹。
在祖國時間僅十四閱月而已，惟愛國族愛家鄉之觀念特強。
先生為人豪放，急公好義。
所營事業，如謙和火礱及出入口諸行業，均甚發達；然莫若經營花會大賭場之著名。
旅暹華僑咸稱其名為“二哥豐”。
當其全盛時，居暹京拍拋猜路豆芽廊地方，匾書大夫第，交游遍朝野，門下客如云。
受暹六世皇御封爵銜為“拍阿努越”，并以挽賜一公路命名為“鄭差哇呢”，以紀念其對國家之勞績。
先生雖身居暹地，但對家鄉興學、修堤、筑路，義舉殊多，梓人多樂道之。
在暹對華僑教育之倡導，與慈善事業之匡助，也不遺余力。
畢生資產，幾盡投于公共慈善事業而無吝色。
本堂創辦之初，得先生之力不少。
先生于1935年卒于暹京，享年八十有四。
著名學者、文學家、哲學家方海權在鄭智勇曾經出資，修建的潮州與鳳塘的必經之處的駟馬橋中為駟馬橋作詩，詩句有“信是南朝衍再移”，概括鄭智勇好施功積的一生，將鄭智勇贊嘆佳極，贊其樂善好施好比南朝梁武帝蕭衍。
全詩曰：
駟馬橋邊集葆姿，
殷勤利眾等平施。
翠蕊涵心輕照遍，
信是南朝衍再移。
除此之外，1955年曼谷南洋舊文化事業出版社出版的《僑賢志》中秀俠的文章〈鄭智勇先生〉；王綿長的〈先賢鄭智勇先生〉；1986年《汕頭僑史論叢》第一輯載林風的文章〈先輩聞僑鄭智勇及其所生活的時代〉；1996年曼谷泰中學會出版的《泰中學刊》載林悟殊的文章〈二哥豐鄭智勇史實補正〉，這些文章對鄭智勇的生平都有詳細的討論，為了弄清楚歷史真相，本文參考流行的種種說法的同時，結合新近發現的資料，對鄭智勇生平若干有爭議之處，加以考察和補充。
鄭智勇原籍廣東潮安縣淇園鄉人，生于1851年，這一點沒有疑義，時下各版本說法相同。
報德善堂本和培英學校本都說：鄭智勇先生于1935年卒于暹京，享年八十有四。
按理《華僑報德善堂建堂四十周年紀念刊》出版時，距離鄭先生去世不過十余年，撰寫者可能還親歷其事，應該甚為準確才是。
眼下見到的有關鄭智勇的各篇文章，包括王綿長的文章在內，都依照此說。
但是，佛歷2530年（1987）曼谷出版的《大安堂藥行創辦人陳美堂先生懷感錄》中，收有鄭智勇出席陳美堂追悼會的照片。
陳美堂追隨孫中山先生革命，于民國廿五年（1936）八月一日，在其家鄉廣東省潮陽縣逝世。
曼谷僑社隨即舉行追悼會，鄭智勇（二哥豐）先生親自參加了追悼會，有照片為證。
這個旁證說明，1936年鄭智勇還在人世。
民國廿六年（1937）3月6日曼谷出版的《中華民報》，其“暹地新聞”版頭條標題是：“僑社聞人鄭智勇先生昨天下午三時在越鵠大夫第逝世，享壽87，噩耗傳出后甚為僑社人士所注意，今天下午四時舉行洗水禮，參加人物必呈熱鬧。
伍佐南、賴渠岱、劉錫如等為之執理喪事。”
消息說：鄭君生前所為各項事業，曾經暄赫一時，雖婦人小子，均莫不知識鄭君其名者。
鄭君對于祖國僑社以及暹國等各種事業貢獻甚大。
自暹國禁賭后，鄭君私人事業遂告中落。
為時至今已十八年矣。
然而渠雄心未死，對前途希望甚大，且年紀雖見高老，而精神則極為矍鑠。
乃天不再假之以年，竟于老境蕭條中，突告與世長辭矣。
同日的《中華民報》刊登訃告如下：
代訃
鄭智勇先生不幸于民國廿六年三月五號下午三時在暹京寓所逝世茲定于六號下午四是在越鵠巷大夫第寓所舉行洗水禮
凡與智勇先生有鄉
族
姻誼者屆時敬請蒞臨指示謹此代訃
世
伍佐南陳守明蟻光炎陳崢嶸
陳鳳毅賴渠岱陳振敬劉錫如
李春榮吳生和同啟
同月七日《中華民報星期刊》的報導標題是：鄭智勇先生遺骸昨天下午舉行灑水禮，參加者有攝政委員及僑界聞人百多人。
文中寫道：鄭君遺骸安置寓所二樓東面房內，容顏清皙如生，右手伸出，備為各界灑水。
……由劉錫如先生為招待主任。
四時許攝政委員昭披耶丕猜然命駕降臨，蕭佛成先生亦驅車而至。
應該說，鄭智勇先生卒于1937年3月5日是毫無疑義的了。
他的靈柩隨后運回故鄉潮安淇園鄉安葬。
鄭智勇去世時，有子11人，女2人，男女孫28人，曾孫9人。
林悟殊先生在曼谷期間，查閱《中華民報》后寫道：“鄭智勇去世后歸葬故土潮安淇園鄉，其后裔每年以正月廿三日作為其忌日，齊集公祠祭拜，至今猶然。
按丁丑年的正月廿三日，正好是1937年3月5日。
由是說明鄭智勇的后裔對其先祖逝世的時間，本來就是清清楚楚的；以往之1935年說，當因事過多年，始作俑者誤記，爾后便以訛傳訛。
”此說完全正確。
而這個“始作俑者”，就是《華僑報德善堂建堂四十周年紀念刊》對其創辦人鄭智勇的介紹。
鄭智勇是否“誕生于暹羅，為暹籍華裔。
十四歲回國，十六歲即返暹，在祖國時間僅十四閱月而已”呢，學術界卻有不同說法。
首先，要肯定的是，“誕生于暹羅”這話是鄭智勇親口說的。
1937年1月22日鄭智勇去世前半個月，暹京華僑日報記者去訪問了他，在“鄭智勇訪問記”中寫道：“我問到他的年齡。
他說：‘八十六還是八十七。
我記得是咸豐元年生的，肖豬。
’我問：‘什么時候來暹羅的。
’他說：‘我是暹羅出生的。
十三歲返唐山，十五歲再來，以后就沒有回去過。
’”
報德善堂本的說法顯然源自此說。
《僑賢志》、《東南亞人物志》、1968年《泰國潮州會館三十年》都持此說。
汕頭郭馬風和林風亦云鄭氏“出生于暹羅”。
林風先生同意鄭智勇“誕生于暹羅”，但又了解到鄭氏幼年在家鄉的窘狀，他于是寫道：“他（鄭智勇）父親鄭詩生是昔年旅居暹羅的一個貧苦華僑，母親佘氏隨夫寄跡異邦，夫妻流寓泰北，但日子并不好過。
鄭父在鄭智勇八歲時（1858年）帶同妻子及二個兒子（鄭智勇還有一個哥哥）回歸鄉里，但故國災荒頻仍，家園殘破，回歸也難以為活，只得割別妻兒，再單身出洋，不久也客死異邦。
佘氏母子貧苦無依，淪為乞丐。
……為了活命，鄭母佘氏不得已攜兒改嫁鄰縣他鄉。
而鄭已漸懂事，生性崛強，不愿寄人籬下，于是出門流浪，但衣食無著，終于在十三歲那年，只身跑到那時剛開埠不久的汕頭，設法附乘一條‘紅頭船’飄洋過海，到暹羅去尋求活路。”
為了配合“誕生于暹羅”說，作者在這里加了鄭詩生“夫妻流寓泰北”這一段說法，再把鄭智勇幼年在家鄉的窘狀作了一番描寫。
那么，鄭智勇對他自己少年時代是怎么說的呢？華僑日報記者問道：“在少年做什么生意？”鄭智勇答道：“紗布。
我的外公給我們和我的舅父佘阿素每人四斤銀。
我的舅父發財達百余萬銖。
”還說：“我是我的父母向三寶公求來的。
我的父母向三寶公說，他兄弟三人，一痳瘋，一無老婆，恐怕香丁會絕，求三寶公賜得男兒。
一夜，我的父親夢見三寶公給一粒鉆石還是水晶。
我的父親接過來，忽然失手墜地，我的父親駭極，急在地上拾起來，在手掌上擺湊，幸無欠缺。
三寶公說，好了，好了，不用怕。
說罷吹了一口氣，我的父親就醒來了。
后來，聽說網咯溪有大鱷魚一條，頭在溪那邊，尾巴可以架過溪。
有時出，有時沒。
自從我出世后，這條鱷魚沒有了。
人家說我是三寶公的坐騎（鱷魚）來出世的。”
鄭智勇雖然親口說他是暹羅出生，但外間卻不是沒有疑問。
他去世次日，曼谷民國日報發表社論“悼鄭智勇君”中，就特地寫道：“據說十三歲回國，十五歲歸來，此后便沒有再回”。
明明是鄭智勇親口說的，當日的報紙還是加了“據說”兩字，言外之意，對鄭智勇出生地點不無懷疑。
晚近，暨南大學的王綿長和中山大學的林悟殊兩人主張二哥豐出生于潮安淇園鄉，他們的主要依據是鄭智勇的嫡孫鄭典夫的敘述。
1972年9月30日出版的《泰國鄭氏宗親會會訊》創刊號上，刊載了鄭典夫的文章〈鄭智勇公史略〉，對鄭智勇少年時代是這樣描述的：
“公元1862年一艘從中國南方港口汕頭向南洋行駛的古老中國式帆船，大伙乘客在挨過千里迢迢航程，都顯得神態消沉疲倦，唯有一個蹲在客艙一角落的少年人，神志仍很清醒。
這少年一直在沉思，在憧憬他的未來，同艙中許多乘客沒有誰去注意他，少年人望著無垠的海洋，想起慢慢給拋在后頭的家鄉和親人，看著逐漸接近的海洋彼岸，內心有很多感想，此去將是怎樣的一個世界……。
誰亦沒料到，這個少年便是后來暄赫一時，成為傳奇性的大人物“二哥豐”！
少年時代的智勇公曾經輾轉到泰北邊陲地方謀生，生活艱苦，但像其他南渡的鄉人一樣，智勇公也具有耐勞苦干的精神，他做過各職業。
幾十年前只要能夠吃苦，個人生活是不難維持的。”
林悟殊留泰期間曾訪問鄭典夫氏。
鄭典夫生于1927年，其父法才為鄭智勇第五子，是鄭智勇最得力助手。
鄭典夫童年曾生活在其祖父鄭智勇身邊。
林氏寫道：“在筆者采訪時，鄭典夫先生對其祖父生于潮安老家，持十分肯定的態度。
”“就筆者分析，鄭智勇之出生地，當以其后裔典夫先生所言為是。
這固然是出于尊重相信直系親屬的口碑，更從鄭智勇一生為人風范看，顯然自幼已是打下傳統中國文化的烙印。
如果他是當年泰國第二代華裔，而一生回祖籍的時間又很短暫，僅僅限于少年時代的十四閱月而已，那么，他應把暹羅當為第一家鄉，對于祖籍潮安淇園鄉感情不可能那么濃厚。
此外，我們難以想像，一個在暹羅出生并成長的少年，到了重洋阻隔的大清帝國的一個普通小縣里，僅僅居住了十來個月時間，居然便對該國的社會政治經濟狀況產生了深刻的認識。
”“鄭典夫根據家傳口碑資料，曾陸續寫了不少介紹其祖父逸聞瑣事的文章。
其所述的智勇公在潮安家鄉的一切活動，都是以智勇公出生于潮安淇園鄉，生母是在家鄉為背景。
如果把鄭智勇定為出生于暹地，那么典夫先生所說的許多事件便都變成了其家族的杜撰，全無根據。”
鄭智勇親口敘述其少年時代和后人在潮安鄉里調查的事實相去太遠，叫人難以置信。
而通觀華僑日報記者的訪問記，鄭氏在其出生和出身問題上看來是有所隱諱。
那么，應該如何理解鄭智勇的口述和家鄉調查事實及其后裔說法之間的差異呢？
我們以為，這種差異應該根據當日泰國社會的實際狀況予以辯證。
出生地點之要隱諱，和廿世紀初泰國（暹羅）政府日益強烈的國家主義情緒和排華政策不無關系，出身之要隱諱，卻是有難言之痛，不著邊際的種種異說于是編了出來，以搪塞社會的疑惑。
據林悟殊的說法，鄭智勇于1851年出生于潮安淇園鄉（今潮州市鳳塘鎮）一個貧苦農民家庭，其父鄭詩生在他出生后不久便南渡暹羅，后客死異邦。
其生母佘添福失去怙持，改嫁異鄉。
少年鄭智勇流浪街頭，不得不投入潮汕的移民浪潮，單身到暹羅謀生。
王綿長也認為，鄭智勇于1851年出生于一個貧苦農民的家庭。
為了謀取生活出路，1863年冬，年僅13歲的鄭智勇便乘紅頭船，飄洋過海到暹羅，去尋找新的天地。
筆者以為，在鄭智勇出生之前，汕頭還不是通商口岸，下南洋并非易舉，何況鄭詩生家境貧困，加上當日風俗，妻子留寓家鄉才是道理，夫妻同出南洋可能性很小。
若是到了暹羅，日子不好過，更不可能有盤纏舉家同返回鄉。
因此，鄭智勇的母親佘氏沒有去過暹羅，鄭智勇出生于其故鄉，十余歲才過番，才是正確的說法，只有這樣，才能解釋鄭智勇給母親做壽的盛舉，在家鄉建學校、建新村、招人入姓等舉止，以及他對家鄉故國的熱愛。
鄭智勇到曼谷后，混跡于社會，在輾轉流浪和吃苦中度過了少年時期。
后來他加入洪門組織，一度在劉繼賓的花會廠工作。
中年以后，他坐上洪門第二把交椅，是為二哥。
1868年底，拉瑪五世十五歲登位初期，由頌勒昭披耶波隆瑪哈是素立耶翁攝政。
由于洪字勢力強大，這位攝政王主張模仿英屬海峽殖民地，對幫會采取籠絡收買政策，委任幫會頭人為各級官吏，或為包稅官。
43歲那年，鄭智勇承包了政府“賭餉”，開辦花會廠，因而大發其財。
由此又辦實業、創火礱（碾米廠）、開出入口行、辦航運、銀信業等，成為當年泰華社會最具權威的人物。
他成名后，對社會公益不遺余力。
1902年，他參與興建報德堂；1903年孫中山先生首次到曼谷從事革命活動，拜會了鄭智勇。
孫中山先生這次來暹，是來調查暹羅華僑的狀況，與重要商人見面，并沒有廣泛地鼓動華人革命。
辛亥革命成功，中華民國成立，鄭智勇慷慨解囊，大力贊助革命。
他一次獻出銀元五萬給南京政府。
1918年，他獻出巨資大規模修建韓江堤防。
此外鄭智勇對教育事業的貢獻也值得大書特書。
他去世時，《中華民報》寫道：“渠最初在舊新民學校經理職，凡數年。
繼又出資八萬，作為設立老本頭培英學校之首倡。
清邁華英學校亦為渠游歷該地時所提倡設立者。
北欖坡華校之創辦，渠系發起人。”
曼谷培英學校校慶紀念特刊載“本校創辦人鄭智勇先生”中寫道：
“先生在故鄉創辦智勇高小學校，修堤筑路，梓人多樂道之。
在暹贊助報德善堂及倡辦清邁華英學校，均甚積極。
培英學校之創辦，更為先生大力所完成。”
鄭智勇最初主辦曼谷新民學校，1916年首倡培英學校，他捐款為數最巨，達四萬二千銖六百銖。
培英學校于1920年建成開學。
至于清邁華英學校的建立和鄭智勇有關，有必要提一提，因甚少人提及此事，連清邁華人對華英學校建立的年代也語焉不詳。
我們查閱1937年3月14日《中華民報星期刊》的〈本報清邁特約通訊〉，云：“清邁華英學校開追悼鄭智勇先生大會（該校為鄭先生所發起創設者）。
追悼大會上，主席杜友士先生報告云：在鄭先生足跡未履清邁之前，本埠華僑雖眾，然對于華校之設尚付闕如。
殆民國六年，鄭先生來邁，目擊華僑子弟眾多，對于華校之設極為重要，遂慷慨首先捐資二千銖為創華校倡導也。
鄭先生登馬一呼，僑胞吶應，華英學校于焉誕生。
此后，鄭先生遂被選為華英學校永遠名譽總理。”
從1937年華英學校追悼鄭智勇先生大會上杜友士先生的講話，我們可以肯定，華英學校創辦于民國六年（1917年），而不是清邁華校校友刊物所云的1901年。
1932年出版的《國民日報五周年紀念刊》暹羅華僑教育部分，丘心嬰先生在文章中記載了當日暹羅各地華僑學校名單，其中提到，青邁埠（清邁）華英學校創辦建立于民國六年。
因此，清邁最早的華校華英學校是鄭智勇于民國六年到清邁時倡議創辦的。
《中華民報》報導鄭智勇逝世的消息時說：自暹國禁賭后，鄭君私人事業遂告中落。
為時至今已十八年矣。
泰國為什么選擇在這個時間禁賭呢？
有一位名叫攀尼·布勒的泰國女學者用了十年時間寫了一本書，書名是《公元1914年至1939年間泰資本從興盛到沒落的經驗教訓》，書中介紹了二哥豐的歷史及其事業走下坡的原因。
文章寫道：
導致二哥豐在金融方面遭受毀滅的失誤，發生在拉瑪五世王在位的最后一年。
那一年，暹羅政府增收華人人頭稅（從四銖）為六銖，其數目和泰人壯丁稅一樣。
作為華僑領袖，二哥豐帶頭反對，搞罷市和示威，國家要人很不滿意。
主管內政的高官昭披耶戎瑪叻曾評論二哥豐說：“……津豐灑了許多錢，做了許多好事，使中國的華人敬仰他。
在曼谷，無論做什么好事，津豐都比別人做得多，曼谷的華人也喜歡他。
泰人卻怕他……。
這回華人反對人頭稅是很痛心的事。
……要管好華人保持社區平靜，首先要削弱津豐的財力。
”（津豐即華人豐）
由于二哥豐的經濟基礎在于當包稅人，政府廢除包攬酒稅、鴉片稅和賭餉時，他的金融地位受到打擊。
1917年，當政府最后取消花會時，二哥豐欠下總數達637，000銖的稅金，被控破產，豆芽廊一帶的房屋（大夫第）和排屋（今中央警署一帶）都被沒收。
1924年，拉瑪六世特恩準他繼續居住大夫第，不必交房租，還免了欠下的三十余萬銖債務。
《中華民報》采訪鄭智勇時問到他的屋子，記者問：“近來有人想租這兒做學校，有這件事么？”他說：“沒有，這是皇家給我住一世人的。
從前這兒是甕菜地，后來用人工填成的。
我因租日本船夫瑪魯虧本了，日本要來封厝。
皇家劃準給我住的。”
這則報導亦可證明上述文章描寫是準確的。
鄭智勇死后，大夫第即被政府收回。
那時，潮人僑領蟻光炎、賴渠岱、鄭子彬、余子亮、陳景川、廖公圃等人正在籌辦潮州會館，尋覓館址，遂租大夫第為建館地址。
大夫第后來改為中央警署，后來又拆建為今日模樣的拍帕猜警署。
鄭智勇死后，《中華民報》報導說：“渠待人接物，極為和藹，不分貧富，均一視同仁，尤以對貧苦僑胞之施濟，更不吝嗇。
乃自事業失敗后，門庭頓呈冷落，個人費用，只靠收取大夫第前之屋租度日。
第內陳列，甚為簡單。
情況與前全不相同。”
這里，“個人費用只靠收取大夫第前之屋租度日”之說并不準確。
鄭智勇是一條好漢。
他早期的模樣如何，不見于文字，但他的晚年風采尚可見到。
他去世前一個半月，曼谷華僑日報記者去訪問他。
記者寫道：
人家傳說，當他有錢的時候，家鄉的母豬亦掛金耳環。
我問這是事實嗎。
他說：“那不過是故意做的，因為人家說他鄉里富，我說叫他來看我的豬母，金耳環也掛住了。
有錢的時候，怎么花用也不在心上，好像題老本頭，人家說題上四萬銖了。
問我要怎么？。
我說四萬銖要做什么用。
我來，叫老萬成出二萬，新萬成出二萬，座山黌利出二萬，還有，咳，誰了，亦出二萬，一共八萬，我亦出八萬。
其他再去題，共出若干，我亦同樣出若干，不夠我包尾。
題完了問說什么時候交錢。
我說就是明天一齊擺出來。
做事要這樣才會進前。
我是直人，要做就做，所以那時候，人家叫我做李元霸，或是烏面成都。”
1974年元旦，丁文映先生于京華日報特刊刊載〈蟻光炎主席與我〉一文，其中敘述到蟻光炎先生帶領他去見鄭智勇的情節。
文章對會見場面有著生動的記述：
我們經過的是一條小小灰路（水泥路），穿過草場直抵大廈，從正廳側登樓，脫下鞋子，小心翼翼地輕步跟著女仆遷居，進謁這位名震四海的“二哥豐”。
他的銀霜頭發蓬松，兩抹白胡子，上衣白開胸衫，下穿沙龍（桶裙），坐在正中坑床上，樣子已經是呈現暮氣沉沉了。
殊料他叱問“誰呀”的聲音確實洪亮，直似銅鐘聲響，把我嚇得身麻半截。
“我是晚輩蟻光炎。
”我的姨夫是一片誠懇和恭敬的態度，更教我非小心應付不可。
商會主席說是晚輩，我應該連輩都沒有了。
“光炎？你啊，我認識，我認識！”這到底有點依老賣老了，連商會主席都可以不認識嗎？
“沒有什么事打擾，我帶甥兒來向你老人家請安！”我很快合十為禮，但他卻連瞅都不理睬，竟是大聲嚷著尿急，隨身的女仆很快捷地捧著痰壺挨上前來，掀起沙龍，很巧妙的遮蔽讓他暢行方便，這片刻的時間，他閉著眼睛，好像很消受似的，尿聲一停止，就開始注意到我了。
“外甥小子，你叫什么？行進前來。
”驀然想起國民日報記者心嬰兄曾告訴我，有機會會見“二哥豐”時，應留意他眼睛里出現雙瞳，有和舜帝一樣的異稟。
……
“你在看什么？有什么好看？”他狠狠的盯住我，好像要做作似的。
忽然又立改態度，笑迷迷的對我表示好感。
“你這個外甥狗，有意要來探我的秘密，要看就看個清楚吧，再走進前來。
”虧他還伸長脖子給我看個便。
丁文映先生的描述生動異常。
二哥豐這位市井英雄的爽朗形象躍然紙上。
作為資本家，二哥豐失敗了，因為他攢到大量財富，卻沒有用于投資，以尋求更多的利益，或對他開創的事業加以發展。
他反而按照亞洲人的社會價值觀念行事，愛家鄉，愛親朋。
他秉性慷慨，仗義疏財，對社會上貧窮的人滿是同情心，還敢于出面保護他們。
他去世前對華僑日報記者說：“我的心志是顧中原，現時世界（時局）還未合一，我欲幫輔，使中原給人欽服。”
二哥豐是值得推崇的人物。
參考資料：
【1】1937年3月曼谷《暹京中華民報》、《華僑日報》和《民國日報》
【2】《華僑報德善堂建堂四十周年紀念刊》“本堂創始人事略”，1951
【3】秀俠〈鄭智勇先生〉，見《僑賢志》，南洋舊文化事業出版社，1955
【4】王綿長〈孫中山先生與二哥豐〉、〈先賢鄭智勇先生〉
【5】郭馬風〈二哥豐一暹華社會的一個傳奇人物〉《汕頭文史》1985年第二期
【6】林風《先輩聞僑鄭智勇及其所生活的時代》，《汕頭僑史論叢》第一輯1986 【7】培英學校七十周年校慶紀念特刊（1920－1990）
【8】林悟殊《二哥豐鄭智勇史實補正》，曼谷泰中學會出版，《泰中學刊》，1996 【9】攀尼·布叻《1914-1939年間泰國資本家的特征》，Pan?鄄thakit PubIishing，2002年1月出版（泰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