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年的槍聲雖然響得急促,卻不激烈,也沒持續太久。
已過而立之年的周樹人,在零散的槍炮聲中,正張羅著換一份工作。
他打算去上海當編譯員,這個想法已經在腦海盤旋許久了。
他托好朋友的介紹,給一家出版機構寫信,說明了應聘之意。
不久,他就收到回信,信中附一頁德文,讓他翻譯。
當周樹人把工工整整抄寫好的譯文寄出之后,他的心里是忐忑的。
如愿當上編譯員,每月可有一百多元的豐厚收入。
在周樹人焦慮地等待結果的時候,郵差送來了另一封信,寄信人是他的好友許壽裳。
當時,起義的槍炮聲稍有停息,各省紛紛宣布獨立。
很快,南京臨時政府成立,蔡元培被任命為教育總長,中華民國教育部倉促成立。
草創之初,正是用人之時。
許壽裳應蔡總長之邀,成了他的同僚。
許壽裳又向蔡元培推薦周樹人。
蔡元培久聞周氏的才干,就授意許壽裳,寫信邀請周樹人來教育部任職。
在公務員和編譯員之中,周樹人選擇了前者。
他立即動身前往南京。
至于編譯員的應聘結果,也就沒有再理會了。
南北議和成功,袁世凱代替孫中山成為民國大總統,教育部遷往北京,周樹人也隨部北上。
此后,在中華民國的教育部,從科長到僉事(相當于司長助理,地位略高于科長),周樹人做了十四年的公務員。
雖然想當編譯員的周樹人最終當了公務員,但是,終其一生,他都不曾停止過譯介外國書籍的工作。
在他留下的600多萬字的作品中,有一半多是翻譯作品。
這些作品涉及14個國家、近百位作者的200多種作品。
翻譯耗費了他大量的時間和精力,直至晚年,依然筆耕不輟,一年有兩三本譯作,而雜文只有一本。
去世前,他還在翻譯俄國作家果戈里的《死魂靈》,并為年輕翻譯者的譯著作序。
周樹人后來以“魯迅”的筆名發表了《狂人日記》,這篇文章被譽為近代白話文小說的奠基之作,為他贏得赫赫聲名。
果戈里也有一篇同名小說。
顯然,周樹人的文學創作深受翻譯的影響。
他翻譯日本作家夏目漱石回憶老師的文章,于是有了他的《藤野先生》。
他翻譯荷蘭作家望61藹覃的童話《小約翰》,于是有了他的《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甚至可以說:《小約翰》催生了他的散文集《朝花夕拾》。
在周樹人自己看來,他的文學創作簡直就是副業,而通過譯介外國作品來改造中國社會才是他致力一生的事業。
周樹人后來回憶,在北京的教育部當公務員的時候,他住在紹興會館,孤寂又無聊,欲寫論文,卻沒有參考書;要翻譯,卻沒有底本,只好信筆游來,寫寫小說,這才有了《狂人日記》。
瑞典學者曾準備提名魯迅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他謝絕說:“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們得不到,你看我譯的那本《小約翰》,我哪里做得出來,然而這作者就沒有得到。”他更看中自己在翻譯方面的成績。
在他們那一代的學人眼里,治學與作文的首要目的是思想啟蒙、傳播新理念,而譯介外國出版物是最切實的捷徑。
周樹人早在日本留學時就開始了編譯外文的嘗試。
他最初選擇的編譯對象,有法國作家儒勒61凡爾納的科幻小說《月界旅行》、《地底旅行》。
說起來,他也算科幻小說翻譯的鼻祖級人物了。
當時的中國,雖說已經廢除八股,新式學堂在各地破土而出,但民眾對于科學的認識依然寥寥。
周樹人希望通過編譯科幻小說,引起國人對科學的興趣,普及科學常識。
他還曾應好友許壽裳之邀,為《浙江潮》雜志撰文,他編譯了一篇題為《說鈤 》的文章,此文是名副其實的科學譯文,介紹居里夫婦發現的新元素“鐳”。
當時,留學生們普遍認為中國之弱,在于無科學。
周樹人熱衷于譯介科學文章,是希望借此達成振國興邦的目的。
追溯起來,周樹人的翻譯基礎是在他就讀江南礦路學堂時打下的。
家道中落的周樹人,沒有像那時的大多數讀書人一樣選擇科舉致仕的道路,而是去了洋務派們新辦的江南水師學堂,數月后轉到江南路礦學堂。
在那里,他學到了礦物學和其他的科學知識,還有德語。
這些都是傳統教育中不存在的。
年輕的周樹人與外國文化在此地相遇,從此結下了不能分割的緣分。
周樹人以一等第三名的成績從礦路學堂畢業,贏得官費留學日本的機會。
他后來從事翻譯工作,依靠的就是德語和日語。
一些東歐國家的書籍,是通過這兩種語言轉譯的。
1909年,周樹人與其弟周作人一起編譯并出版了《域外小說集》兩冊。
收錄短篇小說16篇,譯文都是文言,作者多為俄國和東歐的弱小國家。
所選的小說,書寫的都是底層民眾的痛感,透著悲苦和蒼涼的感覺。
這與周氏兄弟后來的作品意蘊如出一轍。
周氏兄弟攢夠了錢,在日本東京把書印刷出來,然后放在上海和東京兩地代售。
為了推介這本譯作,周樹人還撰寫了廣告,刊登在當時的《時報》和《神州日報》上。
只是,這兩本書銷路慘淡,每本才賣出二十來冊。
當時的暢銷書排行榜,榜上有名的是偵探小說、社會小說和言情小說,周氏兄弟所選的作品,與流行口味不合拍,銷量慘淡也在情理之中。
后來某雜志選載了書中的一篇文章,編輯為引起讀者的閱讀興趣,竟把文章標示為“滑稽小說”。
周樹人因此感覺到啟蒙的艱難和孤寂,一腔熱血被現實的冷水潑得冰涼。
其實,代售處的選擇不當也是導致這兩冊書銷路糟糕的重要原因。
書籍的代售處通常是書局和書莊,那里專營圖書銷售,讀者往來多,交易便捷,而周氏兄弟選擇的代售處是上海后馬路乾記弄廣昌隆綢莊,這里不是專門經營書籍銷售的地方,讀者不會特意去綢莊購買。
另外,周樹人的售書廣告也寫得不那么像廣告,缺乏“煽動性”和“營銷性”,內容提要語焉不詳,引不起讀者的購買沖動。
周氏兄弟原打算賣完兩冊書,收回本錢,繼續出版第三冊、第四冊,以至第N冊,奈何銷量慘淡,無以為繼,只得作罷。
在上海代售的書,埋沒在倉庫,無人問津,最后竟在一場火災中化為了灰燼。
與書一起消滅的,還有周氏兄弟救亡圖存的熱情和“夢幻似的無用的勞力 ”。
身為民國教育部公務員的周樹人,曾希望借助行政力量來繁榮翻譯事業。
他在給教育部領導的呈文《擬播布美術意見書》中,提議選取“域外著名圖籍若干,譯為華文,布之國內”。
在教育部任職期間,周樹人曾見到周瘦鵑編譯的《歐美名家短篇小說叢刻》一書,很是欣喜。
該書所選的文章,有若干篇來自北歐和東歐的弱小國家,他仿佛看見當年自己與弟弟編譯《域外小說集》的影子,于是在審查意見中給予了很高的評價。
近代中國,有意識地翻譯外文書籍,始于晚清的洋務派。
務實的洋務大員們(奕、曾國藩、李鴻章等)在北京開設同文館、在上海成立江南制造局翻譯館,批量譯介西書,翻譯的著眼點在軍事、技術、自然科學等領域,涉及礦物學、物理學、化學、農學、醫學、數學、輪船制造、大炮制造等。
在這兩個機構供職的翻譯者,是科技型知識人,其中的佼佼者有數學家李善蘭、化學家徐壽、地理學家李鳳苞、醫學家趙元益等。
他們的翻譯目的很明確,就是為洋務運動提供知識支持。
維新派人物更看重譯介西書之事。
代表人物梁啟超就曾說過:“今不速譯書,則所謂變法者,盡成空言。”維新派們認識到,欲改革政體,必先在思想層面啟蒙民眾,而啟蒙的便捷之道,就是直接把國外現成的思想“拿來”。
事情落到實處,也就是翻譯西書。
梁氏創辦大同譯書局,與他的同仁們竭力推動翻譯西書之事。
他們譯書的目的是思想啟蒙,所以內容大多選擇社會科學。
其中,嚴復所翻譯的《天演論》,將“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進化論思想引入中國,在當時思想界的影響力猶如平地驚雷。
年輕的周樹人就很愛讀這本書,其中的一些章節都能背誦,足見該書對其思想的影響之大。
梁啟超還認識到,民眾喜歡讀小說,如果在小說中“植入”新思想,春風化雨,潤物無聲,可以收到奇效。
于是,他號召同仁們翻譯政治小說,還親自操刀譯了一篇。
因為梁氏的不遺余力,越來越多的外國小說被翻譯出版,滋養了大批的知識分子;因為梁氏的首開風氣,才冒出林紓這樣的翻譯大家。
周樹人的翻譯工作,與洋務派、維新派的努力一脈相承。
周樹人生前翻譯的最后一部作品,是俄國作家果戈里的遺著《死魂靈》,果戈里其實沒寫完這本書。
此時的周樹人,早已馳名文壇,他以“魯迅”為筆名,寫下了大量小說、隨筆和雜文。
人們讀了他的文字,說他冷峻,說他犀利,說他陰郁,說他溫暖,這些也許都不是他,也許又都是他——多面和復雜,不正是人性的本來樣子嗎?魯迅被神化了,可是,神化了的魯迅反而走不進人心,還是還原他的本來面目吧!魯迅一生看重翻譯的作用,視之為改造中國社會的利器,而且身體力行,翻譯了大量的作品,譯著超過創作本身。
如今的人們,閱讀魯迅,卻不再讀他翻譯的作品了。
魯迅希望自己是中間物,介于合格和優秀之間,起一點推動作用——他也許如愿以償了。
他還沒把果戈里的遺著翻譯完,就去世了,留下一部“殘譯”,等待后來者完成這些未盡的事業。
文:咸泡飯 博客:http://**sanwen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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