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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文化意義上講，河南是一塊我們無法忽視的地域。
湟湟千年華夏文明，正是從這塊黃土地上發源流淌，繼爾漫延全中國的。
河南在中華文明史上的意義，套用一位河南作家的妙語：“河南人就是咱中國人的媽”來解釋最為恰當。
如今，這位母親乳汁斷盡，人老色衰，滿臉風霜，踡縮黃土一角，莫名成了兒女嘲笑的對象，這實在是一種文化的悲哀。
而時下關于河南的笑話漫天飛，河南在一種“流言運動”中被肆無忌憚地蹂踐，又實在是我們民族整體的悲哀。
河南人被群體歧視，是一個尷尬而又沉重的文化現象。
昔日的輝煌，厚重的人文，竟那樣輕而易舉被幾句流言，幾個笑話掩蓋，這本身就是一個天大笑話。
這一方面緣于我們可怕的無知和愚蠢的偏見，另一方面也有河南人自身的原因。
現代化進程中，隨著承載農耕經濟的黃土文明不可避免的衰落，河南也隨之迷失了自我，迷失在歷史的黑洞里，迷失在麻木的消怠上，迷失在自我消解的中庸中。
河南的問題，最終還需要河南人自己來解決。
而地域文明的振興，首先在于精神的勃起。
勃起需要的刺激，已經太多太多，時下，我們應該更關注河南精神重建的態勢與內涵。
自然，這是一個深刻而博大的命題。
但我們不妨先從尋找迷失的自我開始。
河南人之所以為河南人，是緣于地域，是緣于歷史，是緣于血脈。
那么，就讓我們順著地域文化的長河，從個體文明的源頭開始，沿著祖先的足跡，尋找那個我們曾經失落的世界，并捎帶從歷史的長河中采擷些文明的珠寶，熬煎一副精神的良藥，然后，清洗文化的傷口，挖去精神的惡瘡，外貼內服，再塑河南的精神鋼骨，還原一個健康的中原文明。
讓郁悶已久的河南人氣吐眉揚，再次挺撥地站直腰板，用驕傲的豫中話大聲宣布：俺是河南人。
為什么不呢？
1.拂去歷史的塵埃，沿著時間的長河，從春秋走來，從秦漢走來，從唐宋走來，從近代走來的那些河南人，一個個都是人格茁壯，性格鮮明，或察天觀道，或倚劍長笑，或游刃權謀，或詩筆作刀，無不熱血滾燙，豪氣沖天，一肩擔天下道義，一肩負百姓福利。
他們從來都是那樣古道熱腸，或是激蕩著感天動地的仁道大義，或是充盈著悲天憫人的救世情懷。
這體現在俠士武將身上，是忠肝義膽，是精忠報國；體現在文人官員身上，是憂國憂民，是鞠躬盡瘁。
這種濃濃的入世情懷，生生不息，傳遞千年，一直激勵溫暖著每個中國人的心田。
河南人中，最有名的當屬老莊。
這兩位道家先祖，雖也有報國救民之心，但卻選擇了“出世”之道。
騎青牛瀟灑而去，御清風逍遙而游，縱是令人向往，消極避世，反璞歸真，也不失為一種曲線“救國”哲學，并歷來為統治者所用。
正所謂“外示儒術，內尊黃道”，就那樣心照不暄地操縱了中國幾千年。
但如你所知，對黃道情有獨鐘，只是其“愚民”政策暗合“上級”的胃口罷了。
面對慘淡人生，蕓蕓民眾，更多的河南人，憑著黃土賜予的豪膽，借著黃河賦給的熱血，選擇了更直接，更積極的“善其身，濟天下”的救世之道。
追溯先輩宗師，我以為首推戰國時期墨家的創始人墨翟了。
黑翟是商丘人，他主張人與人平等相愛(兼愛)，反對侵略戰爭(非攻)，用現代術語解釋，他大概是中國最早倡導博愛主義及和平主義的智者了。
據考證，墨家學派是一個準軍事機構的組織，有一套嚴密而獨特的組織管理方式，大概是中國江湖的最早幫會。
我想這群俠士好漢，除了推銷自己的政治主張之外，也一定會干些“替天行道，劫富濟貧”事來。
墨子之后，又有一個名叫荊軻的河南好漢閃亮登場。
他是衛國人（今河南境內），是否墨子傳人，已不可考。
我們只知道他愛好讀書，武藝高強。
當年，為報燕太子丹知遇之恩，他毅然答應執行“不可能的任務”――刺殺秦王政。
至今讀起史書中“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返”的字句，依然會被那視死如歸的俠義大氣而深深振撼。
長亭外，古道邊，殘陽似血，素衣如雪，一群高冠博帶的士子，穆然肅立，為一個怒發沖冠，將踏不歸路的河南人致敬送行。
歷史就在那一瞬間定格，風化成一道凄美而悲壯的風景，感動了我們幾千年。
唐時，嵩山上又沖下來一大批勇猛無比的少林武僧，他們護唐王，斗惡賊，上演了一部蕩氣回腸，精彩無比的除奸懲惡的《少林寺》。
到了宋朝，河南湯陰縣，又走出一位頂天立地，能文能武的民族大英雄岳飛。
當白發蒼蒼的岳母為兒子刺下精忠報國四個大字時，不但把一種強健的民族精神烙在岳飛的心間，也刺醒了每個有熱血，有良知的中國人。
當年，岳家軍（必然有相當大一部分是河南的熱血漢子）紀律嚴明，作戰勇猛，使得金人只能哀嘆“撼山易，撼岳家軍難”。
想想岳大將軍那桿出神入化的金槍，是如何為柔弱的王朝前挑起一面自信的大旗，想想岳家小將那雙所想披靡的銀錘，是怎樣給野蠻的夷族砸響警告的銅鑼。
而那首壯懷激烈的《滿江紅》，又是怎樣激勵著中華好兒女，一代又一代，譜寫精忠報國的歌。
當歷史滑過上世紀50年代，在炮聲轟轟的朝鮮戰場上，高吭激越的豫劇曲調正在響起：“劉大哥講話，理太偏，誰說女子不如男？”是的，那是河南人的驕傲，奇女子常香玉，正在率團義演。
當年，就是她，不辭勞苦，全國巡演，竟為志愿軍募捐了兩架飛機。
河南人的愛國情懷，一旦被激發，他們可以創造出無數個奇跡來。
需要補充的是，著名抗日英雄吉鴻昌將軍，也常眠在這片土地上。
河南文人中，這種可貴的人文情懷，表現最明顯的便是鞏縣人杜甫了。
這位大詩人，令人尊敬的只能用偉大來形容。
他是如此深愛著這片土地。
，“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是他對社會不公的憤怒，“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是他對戰火下孤苦百姓的同情，而“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是他最樸素的人文理想。
還有那沉甸甸，至今誦讀依然揪心的“三吏三別”，是他對暴政的諷刺控訴。
這些美麗動人的詩句，不知溫暖了多少有良知的中國人的心。
再如中唐的洛陽人劉禹錫，他與白居易齊名，且志同道合，一致提倡“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新樂府運動，他自愿把百姓擺在第一位，喜歡替百姓說話。
所作的政治諷刺詩，辛辣尖銳；所作懷古詩，沉郁蒼涼，語淺意深；所作仿民歌詩，清新爽朗，別開生面。
而他的同鄉元稹，也是此道中人。
再后來，還有個叫元結的魯山人，其詩多反映民間疾苦之作，極力反對“拘限聲病，喜尚形似”的形式主義詩風，但流于極端，平生不做近體詩，古詩也平直單調。
雖然其文學成就遠不能與前輩相比，但那河南人的熱血，還是相通的。
在歷代為民造福的河南官員中，最聰明的要算春秋時的范蠡，最剛正的是北宋的包拯，而最無私的，也是最令人感動的便是人民的好書記焦裕祿了。
范蠡是楚國宛(今河南南陽)人，春秋末年的大政治家和軍事家。
他出身微賤，但絕對聰明，輔作越王勾踐，巧妙美人計，苦心經營，精密籌劃，終滅掉吳國，成就越王一代霸業。
但功成名就時，他卻不慕富貴，巧妙隱身而退。
《越絕書》云：“西施亡吳國后，復歸范蠡，同泛五湖而去。
”
《史記·貨殖列傳》又載：“后游齊國，至陶，改名陶朱公，經商致富。
晚年放情太湖山水，愛好養魚。
著《計然篇》、《養魚經》”。
從政經商，為國為家，這位河南人，以其智慧與行動妙解了一道“讀書人如何釋放人文情懷”的道德難題。
其卓越的思想光輝，至今對視，依然有刺眼奪目的感覺。
那個“包龍圖端坐開封府”的黑臉“清官”，又是如何在原則與人情，強權與道義之間巧妙平衡，用剛烈懲治邪惡，以智慧伸張正義。
老百姓的“天地良心”，“清官情結”，也因為這位曾在現實存在過的精神偶像，平衡了許多，安慰了許多。
而那個蘭考縣的現代父母官，用全部的生命和激情來實踐“為人民服務”的精神理想。
在那些艱苦的日子里，他以黨性認真地堅守著，用良知小心地調整著，讓行動仔細地填充著。
如今，這個偉大的精神坐標，以紀念碑的形式矗立著，在僵化的口號里宣揚著，雖有些孤獨，有些落寞，卻誰也不能否認它的存在。
在這里還值得一提的河南人，便是1700多年前的南陽人張仲景了。
被后世奉為“醫圣”的他，面對兵荒馬亂、疫病流行的慘淡現實，以最樸素的想法，最誠摯的情感，毅然選擇了救死扶傷、濟世蒼生的醫生職業，做他所能做的事情。
后來他寫就的《傷寒雜病論》，便是到了今天，依然在國內外有著廣泛的影響力。
而書中的《金匱要略》部分，更被世代醫家尊為“醫方之祖”。
在這片古老而厚重的土地上，俠士試劍，武士弄槍，歌者展喉，文士投筆，官員動腦，醫生用手，紛紛匯聚在那面裂裂作響的人文大旗下，大氣瀟灑，豪情勃發地堅守著中原文明的最后一座未曾陷落的城堡。
2.除了那腔滾燙的熱血，除了這般豪爽的情懷，河南人也有其秀致明艷的一面。
地域文化中，河南文人歷來就以想象瑰麗奇特，文筆精致艷麗著稱。
這一點的代表性人物自然是商丘人莊子了。
這個夢蝶忘我，鼓盆葬妻的河南人，現實中活得非常寒磣，甚至有些萎縮。
人瘦得“槁項黃馘”，住在“窮閭陋巷”，靠釣魚、打草鞋維持生活。
但他的精神世界，卻豐富得一蹋糊涂，瀟灑得有天沒地。
那洋洋灑灑的一本《莊子》，文筆優美詼諧，想象恣意汪洋，自古以來就是文人學士必讀之書。
它不但涉及哲學、人倫、政治，而且談論美學、藝術、語言、生物、養生等方面。
聞一多和郭沫若都認為中國的藝術導源于莊子，一部中國文學史幾乎都是在它的影響下產生了。
眾所周知，莊子的文章真得稱得上天馬行空，他自由自在地在各種時空、概念里逍遙穿行，讀起來非常快感。
而莊子的另一個特點，就是喜歡編故事挪揄挖苦人。
這一點的技巧，他用起來得心應手，非常高明。
如果莊子活到今世，面對世人對河南的群起攻擊，我想他一個人對付，已經綽綽有余了。
而莊子文章語言的精妙，也是眾所周知的事實，他創造了許多新詞和譬喻，至今還為世人所喜愛，所引用。
莊子對后世文人的影響，是巨大的，對家鄉的文人，自然也不例外。
唐時有一位很有名的河南詩人李賀，其詩作多以想象詭奇取勝，構思奇巧，文筆絕美，似有神助，時人稱為鬼才。
而晚唐詩人李商隱(今河南沁陽縣人)，善用比興，色彩瑰麗，精于用典，形成了縝密婉麗、旨趣深微的藝術風格。
其“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干”， “春心莫共花爭發，一寸相思一寸灰！”都是美得不得了的千古名句。
再到宋朝，開封又出了一個史達祖，善于詠物，刻劃精工，形神兼備。
如“驚粉重，蝶宿西園，喜泥潤，燕歸南浦”，又如“看足柳昏花暝，應自棲香正穩，便忘了，天涯芳信”再如“愁與西風有約，年年同赴清秋”，這些文字多么生動，簡直有呼之欲出之感。
大詞人姜夔對此就佩服得很，稱其詞“奇秀清逸，有李長吉之韻。
蓋能融情景于一家，會句意于兩得。
”河南人能寫出精妙文字的大家名作真是舉不勝舉。
如劉方平的《月夜》里的“蟲聲新透綠窗紗”，如宋祁《玉樓春》里的“紅杏枝頭春意鬧”，都是多么漂亮可愛的句子。
自然，要寫出漂亮的詩作，需要靈感，需要才氣，但若兩者都缺些，也不要緊，只要肯吃些苦，還是會有收獲的。
在這方面，河南范陽人賈島便是我們學習的榜樣。
看看人家是如何苦吟的，“吟哦一個字，捻斷數莖須”，困難的時候，甚至要有“十年磨一劍”的決心和毅力。
苦心人，天不負，這般肯下功夫，自然也能寫得“松下問童子，言師采藥去。
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處。
”的千古名篇來。
而“推敲”的典故，也緣于這位愛學習，肯琢磨的老先生。
據說有一天，賈島正在驢背上苦苦思索詩句“僧敲月下門”中是用敲還是推字，竟不小心撞了一個大官的駕。
兵士揪著老頭到這個大官前問罪，問明原因，大官哈哈大笑，為其嚴謹的求學精神所感動，并邀請其回府，一起研究。
這個大官就是河南孟縣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韓愈。
如今的河南文人，或是繼承發揚了老祖宗“悲天憫人”的救世情懷，為百姓，為道義，為故土，文筆樸實得要命，傳達的思索又厚重得叫人想哭。
或是繼續著那奇巧精致的唐宋遺風，文章或求俏意求險韻，透露出古怪的精靈，或是求細膩求生動，飄逸著精美的褶皺。
但無論如何，據我了解，他們都非常認真，是文字道路上創作態度最嚴謹，最執著的一批文化人。
每次讀起他們的文章，或是想起他們的為人，都不禁有些暖暖的感動。
3.河南除了這些星光燦爛的人文大家以外，還有幾座引以為豪的城市。
從某種意義上講，河南的文明，也正是承載在這幾個城市文明的基礎之上。
如安陽的渾樸，洛陽的秀致，開封的細膩等。
然而，這幾個動輒千年歷史的文化古城，卻很難找到些留存的歷史坐標來。
唯能衡量的，也許只有掘地三尺，發掘那些古墓遺址了。
于是，千年文明的傳承，就這樣不尷不尬地散亂在那一堆堆的廢墟之上。
拂去千年的塵土，參照先人的筆記，在艱澀難懂的甲骨文里，在銹跡斑斑地青銅鼎上，在殘壁斷垣的遺址里，在那碎片破皿的青瓷上，我們努力拚湊著這塊土地上曾經閃亮的文明之光。
殷墟、商都，魏晉城郭，宋時官窯，多少輝煌與文明，多少血淚與恥辱，都因頻繁的戰火，黃河的泛濫，統統掩埋在厚厚的泥沙里，消失在寥寥的時空中。
關于安陽，最有名的便是發現甲骨文的殷墟了。
這座有著三千多年歷史的古城，因為曾是商朝后期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也曾有過稀世的繁華。
從那里挖出的青銅寶器，無論形制，還是工藝，都不難推測出。
只是那個時代離我們太久遠了，除了臆想的驕傲，除了斑駁的文物，我們好象無法獲取更多的東西。
但大氣的人文遺風猶存。
在安陽老城區內有一條“仁義巷”，那里曾是明朝宰相郭樸的祖宅所在地。
據說當年郭家鄰居建房造屋擠占了郭家一墻之地，郭家人氣不過便和那家論理，一來二去鬧得不可開交直至上了公堂。
地方官畏懼雙方都是官宦之家不敢審理，于是兩家繼續爭執。
郭家情急之下派人到京城將此事回稟郭樸，郭樸即刻回書一封。
但當郭家人滿懷希望地打開書信時，不想上面竟然是這樣幾行詩句：“千里捎書只為墻，讓他三尺又何妨？萬里長城今猶在，不見當年秦始皇。
”有了這條巷的安陽，才使得冷冰冰的文物與現實的人文對接，才使得它有足夠的信心安詳面對這個世界的變化榮辱。
洛陽大概是河南最引以自豪的城市了。
東周、魏、晉、唐等先后在此建都，號稱九朝古都。
而我以為，那些在此建都多是偏安一隅的小朝廷，如魏、晉、唐等，或茍延殘喘的弱勢王朝，如東周。
這種尷尬的現實也正是洛陽城為什么無法大氣起來的緣故，而更不幸的是，這種小朝廷必要在大一統的歷史整合中一次又一次被消滅，被蹂躪，而首當其沖的自然是作為首都的洛陽了。
毫不夸張地說，中國諸多的歷史名城里，洛陽是最具悲劇性的城市。
洛陽城的歷史，也正是一部反反復復被毀滅，悲恨相續的血淚史。
對此古人嘆云：“欲知天下興亡事，請君且看洛陽城”。
在金戈鐵馬的嘶殺中，歷史無法留存，文化不能延續。
特別是宋以后，隨著經濟文化的南移，以及黃河的突然改道和肆意泛濫，洛陽永遠失去再度雄起的機會。
曾有的輝煌，便永遠沉封在歷史的記憶之中。
如今的洛陽，已經很難找到昔日繁華的痕跡。
我們能提的，除了那一園獨開獨敗的牡丹，除了那郊外孤零零的白馬寺，除了那痕跡模糊的龍門石窟，已經沒有任何可以提及的文明見證。
在我看來，洛陽最輝煌的時刻應該是漢唐之際，做為最重要陪都時的那段好時光。
畢竟，那時她侍奉的是一個完整而強大的王朝，她也有時間打扮自己，保養自己。
當年，她可能是中國最漂亮，最壯觀的城市之一。
豪富人家競相傳抄《三都賦》，搞得一時“洛陽紙貴”，那是魏晉的洛陽，“畫閣朱樓盡相望，紅桃綠柳垂檐向”，這是盛唐的洛陽。
“年年花開帝王家”的花城洛陽，如今也只能從陰冷古籍里尋找，在一簾幽夢里重現。
開封比洛陽幸運，就在于她雖然也侍奉過一些類似的小王朝，但畢竟在近150年的時間曾專心侍奉過一個當時世界上文化與經濟最發達的北宋王朝。
看過《清明上河圖》的，都無不為那個輝煌而繁華的帝都所驚服。
而圖上所展現的，才是帝都小小的一角罷了。
當年的汴京，有外城內城。
外城方十三里，內城七里，城周有城門十二座。
城外有護城河圍繞，河寬百尺，河的兩岸種有榆樹楊柳，朱門白墻掩映于樹木的翠綠之間。
有四條河自城中流過，大都是自西而東，其中最大者為洋河，從安徽河南大平原而來的食糧，全在此河上運輸。
河上的水門夜間關閉。
城內大街通行，每隔百碼，設有警衛。
自城中流過的河道上，架有雕刻的油漆木橋相通。
街上行人熙來攘往，官家的馬車，牛車，轎子在街上川流不息。
坐著女人的牛車上，簾子都放了下來。
在皇城有個特點，就是必須戴帽子，即使低賤如算命看相的，也要打扮得像個讀書人。
想想看，若那《清明上河圖》的繁華再現，那是一幅多么美妙的畫面。
如今的開封城，除了那幢突兀的鐵塔，已經找不到一丁點宋時的痕跡。
那中州盛日，“鋪翠冠兒，捻金雪柳”的絕世繁華，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那運河里的林立帆船，大相國寺前的技藝雜耍。
也都成了遙遠時空模糊的印象。
不過，時至今日，作為一個內陸城市，開封城里的那幾泊湖水，還是非常漂亮，非常好看。
而城內四處懸掛的詩書字畫，栩栩如生的汴繡，濃郁的美食文化，明示著一脈相承的中原文化，依然靠著強大的文明慣性及堅韌的生命力，延續下來。
提到河南，提到城市，若不提省會鄭州，自然有些過不去。
但作為一個城市，許多河南人并不喜歡鄭州，覺得沒底蘊，沒特色，只是粗笨地矗立在中原大地上，毫無大家風范。
鄭州的存在，好象只是一個交通樞紐的意義罷了。
它好象還遠遠不夠成熟，不能承擔起政治、經濟，特別是文化的重擔來。
至此，我們發現了一個尷尬的事實，那就是人口大省，中原大省的河南，卻找不到一個相匹配的精神坐標來對稱，找不出一個相匹配的現代城市來代表。
具體來說，鄭州是一個沒有靈魂的城市，而開封是唯有靈魂的城市，談及洛陽，則是除了歷史什么都沒有。
失去精神導向及文明凝聚力的河南，愈發呈一盤散沙。
而河南的尷尬還不僅僅如此。
最難堪的莫過于，在積有如此豐厚人文精神的土地上，河南人卻無法形成一種群體向上的積極人格。
散亂一地的，屈牙突嘴的，只是些小農文明殘留的固疾。
失去人文導向與精神坐標的河南人，只好有些無奈，有些不甘的灰頭土臉地生活著，隱忍著。
4.在河南地域文化的長河里，人文精神的匯聚、碰撞與整合，有時也不免會有些偏差，出些尷尬。
最早的尷尬，來自愚公。
豫西北與山西交界處，有王屋山一座，相傳，愚公移山的故事，就發生在這里。
對于愚公的那種鍥而不舍的精神，**同志當年給予極高的肯定與評價。
而愚公當年移山的心愿，是建立在自己香火不斷的前提之上，即子子孫孫，無窮匱焉。
五六十年代，也許緣于他老人家對這個故事的情有獨鐘，才提出“人多力量大”的重要指示吧。
那時，大家覺悟都很高，于是，指示被積極地貫徹，而且大家都很自豪能超指標完成任務。
據我翻閱的資料來看，建國以來，幾乎全國省市人口都翻了一番多，增長最少是山西，只長了近三分之一，而人口增長速度最快，也是最多的省份便是河南省。
官方統計表明，1949年，河南省共計人口4174萬，而到了1996年，竟達9172萬之多，翻了近2.3倍，是人口最超常的省份。
作為愚公后代的河南人，大概對于人口數量有著樸素的迷信情緒。
人多好辦事嘛，領袖就這么說的。
這話好象也沒說錯，五六十年代，馳名中外的紅旗渠，就是河南人開挖的嘛。
據說，那是世界上最長的人工水渠。
沒有那么多人，能辦成這樣的大事嗎？
而另一個尷尬便是戰國時期衛國大商人呂不韋了。
他是淮陽人，在他那個時代，他絕對是個成功的商人。
即無俠客的利劍，又無游士的巧嘴，若與當時的權貴結交，鼓囊囊的錢袋，大概是唯一，也是最見效的“資本”了。
呂老板最大的一筆買賣就是把私生子送進秦宮當了太子，即后來那個統一中國的秦始皇。
他絕對是個有戰略眼光的野心家。
能把一番投機事業做得如此象模象樣，轟轟烈烈，心機、城府絕非常人可比。
他是商人，也做過秦國的相國，并令門人編撰過一本在文化史上很有名的典籍《呂氏春秋》，如果加上那個私生子，成就果真不一般。
然而，從個體意義上講，他卻是很失敗的。
他的種種行為，說到底只是一種權錢交易的投機行為，自然名不正言不順。
大家也知道他最后死得莫名其妙，不清不白。
不能善始善終，大概是所有投機家的宿命。
便是不計成敗，不論手段，單論他歷史地位，也有些不尷不尬。
在史家眼里，興趣也多集中在他的冒險傳奇和投機才華；便是涉及那本《呂氏春秋》，也是刻意描述他“一字千金”的策劃天才和驕奢賣弄。
雖他曾身為秦相國，可在史書中也是輕輕一筆帶過，肯定的只是他的商業才干。
在百姓眼里，更多是好奇他與贏正母后不清不白的關系，以及驚嘆他一生的冒險奇跡和不可思議的投資眼光。
這位可憐的河南人，作商人，沒有他同鄉前輩范蠡成功和地道，自然受不起那份敬重。
作政治家，也純粹只是權錢交易的產物，是投機成功后搶到的一件犒賞品（自己犒勞自己，安慰自己）罷了，自然失去了應有的厚重。
而作文學家，這就更無從談及，至多只是掛個虛名而已。
于是。
這位呂老板，就那樣輕飄飄地夾在史冊里，風雨了一世，尷尬了千年。
呂不韋雖然尷尬，但不影響他的名氣。
有他這樣的好導師以及好案例，自他而下，從來不缺效法他的投機者和野心家。
中國的政治場上，也就平添了幾份烏煙瘴氣，多增了些荒唐鬧劇；而中國的商人，也被刺激得不愿好好做生意，而或你情我愿，或半推半就，向“官商合作”暗使秋波，或干脆投懷送抱，也是忙得不亦樂乎，搞得亂七八糟。
從經濟理論上講，呂不韋的最大貢獻就是驗證了投機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也大概因為他，中國傳統社會里才開始有了“無商不奸”的行業歧視。
而人文意義上最大的錯位莫過于宋朝大儒的“二程”程穎和程頤了。
這兩位說著濃濃豫中話的老先生，大力發揚大宋開國元勛郭普“半部論語治天下的”的理論，狠不得把整個世界都裝在一部論語當中。
嵩陽書院的枯黃燈光下，兩位老先生苦思冥想，孜孜求證，象個勤奮的老農，把中國倫理那片莊稼地收拾得方方正正，齊齊整整。
于是，理學誕生了，文人的思想也開始不自由了。
在此，我并不想刻意否定二位老先生在學術和哲學上的成就與正面意義，也絕對敬佩兩位老人的人格魅力及初始動機。
只可惜，不知是后人的愚笨，還是上面頭兒的別有用心，那四書五經，那中庸之道，漸漸失去孔老夫子清新的香味，而漸漸風化成一塊又臭又硬的老豆腐干。
雖然，以后的七八百年，許多讀書人依然嚼得不亦樂乎。
但我還是不喜歡，許多讀書人也沒辦法喜歡起來。
這與兩位老先生的初衷大相徑庭，也是二位最尷尬之處，便是到了今天，曾經的大圣人，也只能灰頭土臉地躲在古書堆里哀嘆。
那座曾車馬擁塞，喧囂一時的嵩陽書院，也只能在荒涼的冷落中回想那些陽光燦爛的日子。
唯一欣慰的是，河南的老鄉沒有忘記他們，近乎固板地癡迷著那能圓通一切的“中庸”之道。
就性格而言，當中庸被理性克制時，會轉化成一種寬厚睿智的美德，而在無發限放大時，就會淪為不思進取，自欺欺人的精神鴉片。
而河南人最大的尷尬也正在于此。
對于傳統文化的反思，對于歷史板塊的質疑，無非期望從老祖宗那里得到一些啟示，并能夠重新樹立自信，然后大膽揚棄，創新，從而在涅磐的烈火中打造更開放，更健康的群體人格。
而審視歷史的最終目的，也正在于追尋其文化背后的現代人文意義。
那些灼痛的歷史傷疤，期望能給以針刺的精神自醒，那些輝煌的文明驕績，又能鼓以鞭策的奮進力量。
無論如何，地域文化的雄起，群體人格的重塑，我們都任重而道遠。
記得百年前一位西方哲人批評中國，說“中國人是永遠靜止的人民”，這樣的觀點未免有失偏頗。
但就自醒的角度來看，我們是否反思過，這片土地上的百姓，千年以來，就人格精神，我們到底改變了多少？二十一世紀的今天，黃河古道邊（難道僅僅在黃河古道邊？），依然密密麻麻交疊著那么多似曾相識的面孔，麻木而略帶幾絲狡黠，憨厚又有幾份豁達。
這些生我養我的父老鄉親，作為一個群體形象，千年前如此，千年后也如此，這個新千年，我們還要繼續討論這個尷尬的人文群體，只是期望時間不要太長，不要長得忘了我們從那里來，不要長得羞辱自家還不知羞。
行筆至此，不禁想起八十年前河南省主席馮玉祥將軍在制豫方針中特別強調的那句話：教育為立國根本要政。
是的，教育，唯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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