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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高原古羌自古就與中原華夏保持著緊密聯系，不僅有著十分悠久的多民族文化交流的歷史，而且是古代西域、南亞文化與華夏文化溝通的重要通道。
盡管青藏高原一直天水一方，但就在這天老地荒、雪域絕境、大漠草原之間，古老的高原民族為了生存、遷徙和交流，以無畏的氣概、驚人的毅力，鍥而不舍地探尋高原與外界的通道，看到外部精彩的世界。
應該說這是古羌在這一地區自身發展的歷史記錄。
從人類形成與發展的歷程來看，一個民族的發展受其地理環境的影響至深。
古羌從青海高原走出，散布到五湖四海，立起了千邦萬國。
青海歷史上古羌悲壯的
三次大遷徙
據歷史記載：羌人第一次遠古時代的大遷徙，主要是朝著兩個方向。
一是炎黃兩大羌戎部落中若干部分相繼東遷，炎帝部落達今山東一帶。
《史記・五帝本紀・正義》說：“神農氏、姜姓也……長于姜水，有圣德，以火得王，故號炎帝。
初都陳(今河南淮陽)，又徙魯(今山東)”。
《國語・周語》說：“齊、呂、申、許由大姜”。
說明當時從河南到山東有相當眾多的古羌戎后裔。
隨著羌戎東遷山東半島，古代羌戎中流傳的昆侖神話也隨之東傳，形成了蓬萊神話。
根據《泰山記》、《登泰山記》、《名山攬勝》中記載：北方廣為流傳的碧霞元君常說“嘗禮西王母，七歲問道法”。
說明西王母不僅是古羌首領而且還是一個傳教布藝的大師，碧霞經常去請教學習她。
還有，西王母除周穆王崇拜她外，尚有漢武帝、東方朔、董仲舒、三茅真君也曾多次求見過西王母。
這就說明古羌影響巨大，在華夏民族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事實上，就華夏族在上古形成的成分看，華指早期定居于中原地區并進入“力農學務”農耕文明的族群；夏即指從中國西部，包括今甘肅、青海地區逐步東進到中原地區，并從事農牧的羌人。
此前稱羌，“穴居野處，采牧為主”的牧羊人，到中原后，稱為戎，意為棄牧從耕的人。
如此看來，歷史不能不說“華”和“夏”以顯示華夏族的正宗正統與不可替代性。
二是羌戎自陜甘青地區西遷到今新疆西南莎車、疏勒至蔥嶺以西帕米爾高原。
《漢書・西域傳》記載：“出陽關，自近者始，日若羌。
若羌國王號去胡來王，去陽關千八百里……”。
更往西有“西夜國……西夜與胡異，其種類羌、氐行國……”。
可見，古代羌戎西遷西域者為數很多。
這些記述清楚地表明，如今居住在新疆地區的柯爾克孜、哈薩克、塔吉克等少數民族族源無論如何與西羌族難以分割。
有記載說，希臘公元前550年瓶畫《赫克利斯與海中圣怪特立同比武》正與青海大通出土的舞蹈紋盆相仿，亦見之與俄羅斯西伯利亞和阿塞拜疆等地的巖畫也同工異曲。
據《漢書匈奴傳》記載：匈奴謂天為“撐梨”、“唐代譯突厥語”為“登里”，今土耳其諸族稱天為“撐梨”。
著名考古學家裴文中教授早在上世紀40年代發表的《史前時期之東西交通》一文中就指出了這條古代羌戎走過的交通路線。
西遷的羌戎可能在夏商周之前，已經成為后來維吾爾、塔吉克、哈薩克、烏孜別克、柯爾克孜等各族的先民了。
第二次大遷徙發生在春秋戰國秦漢之際。
這次遷徙在《后漢書・西羌傳》中有著較詳細的記載。
生活在青海等地的先民族被稱為“古羌人”或“西羌”。
也就是說，在距今4000年前大約與華夏族差不多同時期，我國古羌族業已形成，“羌文化應是與華夏文化同樣的古老的文化”。
春秋戰國時期，河湟羌人開始向農耕過渡。
秦始皇時，曾筑長城設防，西阻羌人。
這一時期的中原王朝，特別是秦國的崛起，給中原文化圈的政治、經濟以及軍事上注入了強大的活力，而這種強勢必然導致開疆拓土的國內戰爭，從秦獻公兵臨渭首，滅狄戎，至西漢時期頻繁的羌漢戰爭，迫使羌戎各部落向黃河、長江上游、金沙江南北的云、貴、川、藏及青南高原廣大西南地區遷徙，并與土著相融合，形成后來的藏、白、怒、哈尼、傈僳、納西、拉祜、普米、阿昌、土家等族的先民。
毛佑全、李期傅所著的《哈尼族》中說：“哈尼族有悠久的歷史，與納西、拉祜等民族，同源于古代的氐羌族群”。
據漢文史書記載：氐羌群游牧于青海高原，其中有一部分逐漸往南遷流，散布到川西南、滇西北、滇東北廣大地區。
讓人一呼三嘆的是2000年12月17日，三星堆出土之青銅文物中，有一尊女性銅像特別引人注目，其造型端莊、柔美、慈惠，在眾多的出土文物，如縱女人銅像、金杖、鳥頭銅像中，這一尊女性銅像是唯一的，顯得彌足珍貴，這引起了許多學者的研究興趣。
應當說，三星堆文化遺址代表的是古蜀國蠶叢時代，其國王當為男性。
然而，以古蜀國如此發達的文明，卻要供奉這樣一尊女性銅像，可見其非同小可。
多數學者認為青銅女像即是西王母。
西王母屬古羌人女王，而古蜀國，顯然是由氐羌人建立，應屬西王母的后世子孫。
只有這樣，才能解釋他們為什么要在一個男權社會里，獨獨地供奉一位女性祖先。
據考證，古蜀國約建立在4000年前，而西王母古羌當在五千年前，史書上有古羌人曾南遷的資料，這證明古蜀國與西王母有淵源關系，而西王母當然屬于他們的始祖和祖神被隆重祭祀或供奉，也就塵埃落定。
《普米族簡史》還記載：“先民起源于西北青藏高原的古羌人”。
川西羌族則直接說“青海是他們的故鄉”。
至今云南羌族、白族、納西族等有“叫魂送鬼”的習俗，最后叫到祖先原來的地方去，從青海遷移的都叫“來啊來啊，到青海湖邊去!”抒發了一片對故鄉的眷戀之情。
據考證，“咸池”是一種樂曲名稱，是屬西王母音樂系統的，初傳到荊楚之地，成為“洞庭之野”，使之開始“畏”，繼而“惑”，終而“樂”。
荊楚樂人改革并超越西王母之古韻，而不自得，調律常新。
起源于青海昆侖山地區的舞蹈“朗瑪”、“堆謝”、“果日謝”、“鍋莊”見于彝族的“對角”舞，均屬古代西王母舞蹈之類。
興猶未盡、情猶未了之中，曾給這里各民族以重大影響。
第三次，大遷徙發生在東晉十六國時期，這一時期，華夏的歷史舞臺為匈奴、鮮卑、氐、羯及羌等少數民族提供了最佳的表現自己的舞臺，羌族與匈奴、羯、氐等少數民族競相內遷，建立自己的政權，經過100多年各民族的角逐和交往，把民族大融合推向一個新的水平。
經過這次大遷徙大融合后，除了青海果洛地區的黨項羌和四川茂汶地區冉龍羌還保留其種部落外，絕大多數羌族已
基本漢化，或融合到其他民族中去了。
青海歷史上諸多民族
五次大融合
青海高原地處偏遠，在傳統的中國“正史”里，這里一直被列入“邊外”，視為“夷蠻”之鄉。
但從秦漢以來，近至明清，卻一直沖突不斷，成為兵家必爭之地。
“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土埋白骨血濺草，月冷黃昏鬼守門”的詩句，印證了歷史上很多大的戰場都在這里展開。
究其原因，一是它地處我國北方草原地帶邊緣，是農業文明與草原文明交匯地，自古是漢羌民族文化沖突的焦點；二是它地處中國西北之腹地，中亞與東亞的中心，戰略位置十分重要，民族遷徙及擴張，東西交通往來的需要，必然使這里成為兵家必爭之地，今天，在西寧周邊地區，或沿湟源峽西行，“五里一燧，十里一墩，三十里一堡，一百里一城”，軍事的遺跡障塞墩燧，星羅棋布，使人仍可想見當年這里狼煙四起，金戈鐵馬，大軍呼嘯于古戰場之壯烈畫卷。
據《青海隨思錄》記述，青海歷史上大的沖突基本可以劃分兩類：一類是秦漢時期中原對青海地區的擴張以及河湟羌戎部落對內地的進犯；唐代青海地區吐蕃政權與唐政權的和戰糾紛；另一類是吐谷渾時代和元代蒙古族對青海地區的武力征服及占領。
恰恰正是這些大的沖突的發生與延續，促進了這一地區民族的融合、經濟的開發、文化的交流和社會的進步。
這一歷史結局是人們始料不及的，這也是青海漢、藏、蒙古、回、土族等社會演進到今天這樣的格局的重要歷史成因。
秦漢時期中原對河湟地區的擴張及開發促進了青海第一次民族的交流與融合。
漢代，漢民族開始大量進入青海，漢元鼎六年(前111年)，漢武帝派將軍李息和郎中令徐自為率漢軍10萬征西先零、封養、牢姐等諸羌(牧駐今湟源、海晏、共和縣)，結果羌人戰敗，大部被歸降，還有一些羌人“去湟中、依鹽池左右”，也就是退居到青海湖西南諸地。
于是河湟有許多空地，從內地遷移一部分漢族從事墾種，這是由于征戰，漢民族進入青海之始。
漢神爵元年(前61年)，后將軍趙充國率軍六萬西征羌族。
羌族被平定后，趙充國便向漢宣帝三上“屯田奏”，奏文大意是：從臨羌(今湟源東)到浩門(今民和)一帶，已開墾和未開墾土地有二千頃以上，留步兵一萬二百八十一人分屯各要塞處墾田。
同時對湟水流域交通進行整修，從湟峽(西寧小峽)經過丹地(今湟源)到青海湖地區，沿途修路架橋七十余處。
這是由于原來征戰的將士留下來屯田，成為青海漢民族之始。
漢元始四年(公元4年)，王莽派中郎將平憲等人，攜重金到卑禾羌海(今海晏)，下轄四城。
西海郡設立，人口稀少，于是又增新法令“犯者徙之西海”，從此犯者人口以千、萬記數，這是由于充軍成為青海漢民族之始。
然而隨著“五胡亂華”的開始，漢民族或內遷，或被同化，南北朝后即無蹤跡了。
隋煬帝西巡后，又曾“發天下輕罪徙居之”，然而很快便退出了。
河湟地區屬隴西，為金城、西平等郡，包括臨羌(今湟源)、安夷(今平安)、破羌(今樂都)、允吾(今民和)。
全面加強了對西北邊疆的控制和治理。
特別是漢代，為了控制匈奴南下，在河湟地區大肆推行屯兵制，以屯田開發資助軍餉，以養馬設廠為軍需所用，于是從內地征調大批漢人丁男戊卒，大軍萬人，小軍千人，屯田牧耕，烽戊邏卒，萬里相繼，以卻強敵。
當時政府在西北的牧苑馬廠最多達以36所，因罪遣送放牧的官奴罪犯動輒達到數萬人之多，馬匹數量最多高達40多萬匹。
軍隊屯田的范圍不僅擴展到河湟地區、河西走廊，遠到河源腹地、新疆，甚至到今天的中亞一帶。
不僅防止了匈奴對漢朝西北邊境的侵犯，也大大推動了河湟地區農業和手工業的發展，是青海地區漢羌民族與其他少數民族的交流與融合。
后來漢朝設立“西海郡”，“徙者數千”又打通了與西域各國的通道，形成了著名的“絲綢之路”，也出現了與西域通商的“青海道”，進一步促進了西域各國與青海及內地的經濟、文化、商旅往來。
吐谷渾時期是青海地區發生的第二次民族大融合時期。
時間大約在兩晉時期即太康四年至十年(公元283年―公元289年)。
吐谷渾原是東北鮮卑族的一支，后遷徙至河套地區，20年后晉永嘉之末(公元313年)西晉發生混亂，吐谷渾族趁機率眾西行，到了�罕、甘松地區，即今甘南(四川北部)一帶。
此后跨過洮河，西到白蘭即今青海都蘭、巴隆一帶。
北至青海湖，以至南達四川西北部。
他們在這一地區兼并羌氐，地方數千里，號為強國。
吐谷渾在青海一帶建立了長達三百多年之久的吐谷渾國，這也是青海地區第一個統一的封建民族政權。
吐谷渾時期，除鮮卑族外，還有羌族、氐族、匈奴、高車、契骨、柔然、契丹、女國、象雄、吐蕃、突厥、西域胡人和漢人。
這些語言不同、族屬不一的氏族部落，經過三百多年漫長的歷程，相互吸收，相互融合，為青海民族的歷史形成奠定了新的基礎。
學術界一直認為今天青海的土族，其始祖即當時的吐谷渾族。
這一時期青海地區另一支大的民族遷徙是黨項族的遷移。
黨項本屬羌族一支，世居古析支(今青海東南部河曲一帶)。
吐谷渾占據青海后，一部分黨項族為吐蕃和吐谷渾所融合，另一部分融合部分漢人、回鶻人向陜、甘、寧地區內遷，到了今甘肅慶陽、陜北地區和寧夏中寧、固原一帶。
吐蕃強盛后擊敗吐谷渾，青海部分黨項族再次東遷，主要向賀蘭山以東地區遷徙，并進入河套地區，有一部分寄居在河西走廊一帶，與當地民族進行了新的融合。
唐代吐蕃與中原關系的發展促進了青海地區民族第三次大融合。
公元7世紀，松贊干布在青藏高原崛起，統一當地諸羌，建立了強大的奴隸制政權――吐蕃王國。
吐蕃的興起給唐朝邊境帶來了很大威脅，雙方發生過大非川、大良川、石堡城等多次大戰，最終達成了《唐蕃會盟》，通過和親政策，建立了甥舅關系。
唐蕃關系的發展加速了雙方的經濟貿易和往來，在今日月山設立第一個茶馬互市，從此內地工匠、工藝人又同藏人通婚，為青海地區多民族的融合譜寫了新的篇章。
元明清時代蒙古族的擴張形成了青海地區第四次大的民族融合和交流。
宋寧宗元禧二年(公元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了蒙古國。
成吉思汗及其子孫先后幾次對外擴張，西征歐亞，占領了中亞、西亞的廣袤土地。
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元世祖忽必烈蒙古族在統一全國的過程中，青海藏區和西藏均為蒙古統治，蒙古人開始遷入青海，設有西寧州，包括樂州和廓州(今樂都、化隆)。
原來各藏族部落變成了蒙古王爺的封地，青海各地設立了蒙軍的臺站棧道，各哨卡都由蒙古軍人駐守。
青海今天藏區許多蒙語地名，諸如“那拉撒拉”、“恰卜恰”、“若蘭布拉”、“丹噶爾”、“哈拉庫圖”、
柴達木、德令哈、希里溝等，就是這個時期的歷史遺跡。
到明清兩代，蒙古族又有亦不剌、卜兒孩、俺答汗、卻圖汗、顧始汗諸部西入幾次向青海的遷徙，直到清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羅卜藏丹津叛亂平息后，清政府在《青海善后事宜》中才正式確定了蒙古族兩翼二十九族青海的屬地范圍，核定了青海蒙古族的正式封號，這就是形成今天青海蒙古族的歷史基礎。
蒙古族進人青海，一直保持著自己的領地，許多地方的蒙古族信奉喇嘛教，已與青海當地藏族結合為兄弟一家。
另外，早期藏文史籍一直稱蒙古民族為“霍爾”，并云“地在西夏之北”，直到明清，藏族才分稱蒙古族為“索布”(阻卜)、土族為“霍爾”。
有專家認為，霍爾是“早期對吐谷渾故地的一些非漢人的泛稱。
”在今青海東部和廣大藏族地區有許多與霍爾有關的地名。
近代，西藏藏北草原上的牧民也被稱為“霍爾”，有“霍爾三十九族”之說；今四川甘孜州所屬的道孚、盧霍、朱倭、甘孜、東谷五個地區總稱為“霍爾五地”，可見，霍爾曾是青藏高原上一個人口數量眾多的部族，這些成為現代藏族的霍爾人必與蒙古人有關，但也不能否認與古老吐谷渾人的淵源關系。
在蒙古西征的漫長歲月中，蒙古人還以簽軍的形式將中亞一帶的伊斯蘭教徒帶回中原內地，并在甘、寧、青、滇等地予以安置。
在這一大的歷史背景下，于是大批波斯人、阿拉伯人遷入中國境內，或以軍隊形式令其屯田自力，或與漢人雜居以定歸屬，逐步形成了甘青等地的回族聚居地帶。
這是蒙古西征之后西北地區又一次大的民族融合，也是青海多民族聚居的又一次歷史發端。
明代是漢族遷居河湟并取得較大成就的時期，也是青海歷史上第五次民族遷徙和交流。
從明初開始，漢民族成為青海多民族格局的一支重要的主體民族，一直繁衍發展到了現在。
青海邑人中廣為流傳著這樣一個故事：明太祖朱元璋的皇后馬秀英，很有才華，深受寵愛，但有一點不合時尚的缺憾――腳大，因此人們當面尊稱為“馬皇后”，背后直呼“馬大腳”。
有一年南京珠璣巷(又說竹子巷或珠絲巷)的市民正月十五鬧元宵，有男扮女裝騎馬戲鬧者，被佞臣瞧見，讒言于朱元璋：“男扮女裝者，女貌大腳，倒騎在馬上，手舞足蹈。
”朱元璋一聽火冒三丈，這不是暗喻我朱家天下倒行逆施嗎!孰可忍，士不可忍!回到宮中立令將珠璣巷居民圍而殺光。
就在這時，馬皇后勸言：“愛民如子，仁德寬厚，則民心順，民心順則天下興，天下興則社稷固。
”朱元璋一聽覺得言之有理，于是下令全部發配塞外，攆到了青海。
這個傳說與《綱鑒總論・廣注明朝殺京民條》的注述：“帝(太祖)以元宵燈謎畫一婦女，手懷西瓜乘馬。
而馬后腳甚大。
上日：‘彼以皇后為戲謔’蓋言淮西婦馬(皇)后腳大也，乃殺京民之不安本分者”的記載相吻合。
又據湟源縣大華鄉的池汗村和塔灣鄉的塔灣、崖根、紅土灣、后莊、河南、阿家圖村，申中鄉的申中、韭菜溝村，波航鄉的納隆村，城郊鄉的河拉臺、納隆口等五鄉十一村1704戶家族宗譜的調查(1985年)，其中有1413戶、6651人的祖籍在南京江淮一帶，系明洪武、浙江、天啟年間被充軍、移民而來的。
清代入居青海的漢族祖籍，主要是江蘇、浙江、安徽、山東、河南、山西、陜西、甘肅、湖北等地。
其中屯邊諸多來自江浙、皖、鄂等地，做生意者多數來自晉、陜等地。
漢民族的大量遷入，大大改變了原有的民族成分，對農業、商業、手工業、畜牧業的開發起過重要作用，也在文化上對其他民族產生過重要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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