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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朱自清的不領美國救濟糧
朱自清們是在“反美扶日”的名義下聲明拒領美國“救濟糧”的。
所謂“反美扶日”，是指反對美國對日本的扶持，換句話說，是反對戰后美國在日本實行的某些策略。
“反美扶日”的運動，于1948年春先在上海興起，很快蔓延到北平、成都、武漢、昆明等城市。
運動的主要方式是游行示威，參加者主要是大中學校的學生。
也正是在這種“反美扶日”的熱潮中，朱自清在拒絕美國“救濟糧”的宣言上簽了字。
1949年后中國大陸的出版物在介紹這場“反美扶日”運動時，往往強調中國**對運動的發動和領導作用。
而其時的美國駐華大
使司徒雷登在向國務卿馬歇爾報告中國的反美情緒和運動時，卻認為其中有著更復雜的原因。
例如，在1948年6月14日致馬歇爾的報告中，司徒雷登寫道：
反美情緒廣泛擴展，具體表現為對我們扶持日本所舉行的抗議------解釋這種現象相當為難，認為它完全出于**或蘇聯的挑動那就太過于簡單化了。
打入教職員和學生中的代理人所做的巧妙的宣傳和組織，自然有助于制造這些運動。
但這么多人卷進去而其中包括許多平時親美的人們，這說明運動本身有其使人易于接受的原因。
這或者主要是由于自前世紀末就產生的害怕日本的心理，我們無法想象其條件反射和深度。
由于對我們在日本的行動所做的歪曲的，其中包括中國官方來源的報導；由于對德瑞波和類似報告的公布而產生的誤解和錯誤推論；由于諷刺說我們為了準備對蘇作戰而不惜犧牲中國；自然地，以及由于有意的持續不斷的惡毒的宣傳，反美情緒就更加擴大化了。
另一個真實的原因是人們對現政府的普遍的不滿而美國卻同這個政府的存在和缺點有著不合理的然而卻是想得通的聯系。
學生比其他階層的人更加敏感，他們極度失望了而又沒有出路發泄他們的愛國熱情。
在現在使人沮喪的狀況下，煽動反對美國扶持舊日仇敵的日本自然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除了這種心理和**人以及其它反政府人士的利用而外，還有自私和缺乏遠見的工商界人士，他們想避免日本的競爭。
舉例來說，利潤很大然而效率很低的上海紡織工業，他們想把持上海和東南亞的市場。
因此極左分子和愚蠢的資產階級利益奇怪地結合起來反對我們在日本的做法。
我們無法使這些做法（指美國扶持日本的做法——譯者）一點也不產生合情合理的誤解。
（2）
司徒雷登在1948年6月30日致馬歇爾的報告中，談及中國的反美情緒時，又說：“我們的支援及其目的被嚴重歪曲誤解了。
日本的事例被利用來證明我們的帝國主義意圖，說我們準備用日本和中國將來進行對俄作戰。
對他們說日本重新武裝對中國至多是在遙遠的將來的假設的恐懼，而已經喪失外蒙和即將喪失內蒙和東北（滿州）則是目前即時的危險，他們似乎完全聽不進去。
對他們敘述俄國人在上述地區的行為，他們聽來半信半疑，或者簡直無動于衷。
這真是一種奇怪的變態心理，但我們必須正視這個心理，因為學生們今日所想的標志著整個國家將來的想法。
”（3）
司徒雷登固然是站在美國的立場上觀察中國，但作為駐外大使，在向國內寫報告時，也一定不會刻意歪曲事實，一定會寫出他眼里最真實的東西。
司徒雷登強調了“反美扶日”運動的復雜原因，這應該是相當可信的。
他說的有些事情，已被時間所證實。
例如，他說對于那時的中國，真正的威脅是蘇聯而不是日本。
如果考慮到數年后中蘇之間即處于尖銳敵對狀態、中國長期把“蘇修”作為頭號假想敵，就不能說司徒雷登當年的論斷毫無道理。
再例如，司徒雷登說中國當時的反美者，對美國在日本的策略有著誤解。
如果考慮到美國最終是以民主化為目標改造了日本，就也不能不說，當時“反美扶日”運動的參加者，對美國在日本的策略確實不無有意或無意的“誤解”。
當然，戰后美國對日本的策略有過某種程度的反復。
1948年的時候，美國對日經濟策略的某種調整，確實容易讓在此問題上十分敏感的中國人覺得是在庇護日本財閥和法西斯勢力，因而也確實傷害了一些中國人的感情。
也正因為如此，司徒雷登說中國人對美國產生的是“合情合理的誤解”。
司徒雷登的報告中，值得注意的還在于強調了參加“反美扶日”運動者，并非都是一向反美者，有些甚至還是長期親美者。
他們僅僅只是在一個很具體的問題上反對美國。
朱自清應該屬于這一類。
說朱自清是長期親美者，固然不妥；但說他并非是一向反美者，應該沒有問題。
反對美國在日本的某些策略，并不意味著反對美國的一切；然而，當朱自清始而不領美國“救濟糧”繼而貧病而死后，就被闡釋成一個全面的反美者。
——這也不能不讓人感嘆。
餓著肚子扭秧歌
本來，“反美扶日”與領美國的“救濟糧”，二者不必有什么關系。
朱自清也好，其他任何人也好，大可以一邊吃著美國的面粉，一邊對美國在日本的某些策略提出抗議。
把這兩件事情攪和在一起，以宣布拒絕美國“救濟糧”的方式表示對美國“扶持”日本的抗議，是吳晗等民盟人士的別出心裁。
抗戰結束后，吳晗回到北平，仍在清華大學，同時也成為民盟在北平的領導人物之一。
民盟因過于**，國民政府于1947年5月宣布其為“非法團體”，其活動遂轉入地下。
轉入地下后的民盟，自然就更為激進和**了。
實際上，在被宣布為“非法”之前，北方民盟已直接受中共地下黨領導，并在財力上受到中共支持。
1947年3月，北平軍調部結束時，中共代表**、徐冰等人邀請張東蓀、關世雄等民盟人士吃飯，給民盟留下了一筆活動經費，并把一臺美制收音機送給民盟。
活動經費對于轉入地下的民盟當然很必要，而收音機則用于日夜收聽“解放區”新華社的廣播，然后抄寫、復印、散發，進行反對國民黨的斗爭。
（4）吳晗是民盟的活躍分子。
他所在的清華大學，自然是他活動的中心地帶。
作為清華大學中文系主任，朱自清生命最后幾年的政治熱情和**表現，很大程度上要歸因于吳晗的辛勤工作。
查朱自清年譜和日記，可知1947和1948這兩年里，吳晗頻頻來動員朱自清在那類政治性的宣言上簽字。
朱自清在拒絕美國“救濟糧”的宣言上簽字從而進入**的視線，成為反美的“民族英雄”，也可算是吳晗一手造成。
二、文天祥的故事
文天祥(1236年－1283年），原名云孫，字宋瑞，又字履善，號文山。
吉州廬陵（今吉安縣）人。
南宋杰出的民族英雄和愛國詩人。
南宋末年，朝廷偏安江南，國勢弱小，北方蒙古族于1271年結束了內部爭奪皇位的自相殘殺局面，建立了元朝，接著把侵略矛頭直指南宋。
南宋朝廷長期為投降派所把持，文天祥就是在這種形勢下出現的抗擊侵略的偉大民族英雄。
他毅然臨危受命，但是昏庸的朝廷和無恥的投降派卻使他遭到了次嚴重的挫折，他被敵人活捉。
臨刑前夕，皇帝忽必烈親自出馬勸降，以宰相之職作為誘餌，妄圖使文天祥投降，但遭文天祥嚴厲拒絕。
忽必烈只好問他，那你究竟要什么呢？文天祥回答說：“愿以一死足矣！”文天祥這種以身殉國，視死如歸的的偉大精神使得敵人束手無策，一籌莫展。
這實際上等于宣布了反侵略戰爭的勝利，是正義的勝利和他自己所贊頌的“正氣”的勝利。
文天祥明確提出“社稷為重，君為輕”。
他并不對帝王愚忠，而只無條件地忠于國家和民族。
詩歌：
過零丁洋
辛苦遭逢起一經，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風飄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灘頭說惶恐，零丁洋里嘆零丁。
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三、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
陶淵明是中國古代著名的文學家，他不僅詩文非常有名，而且他蔑視功名富貴，不肯趨炎附勢也同樣很有名。
陶淵明生于公元365年，是中國最早的田園詩人。
陶淵明生活的時代，朝代更迭，社會動蕩，人民生活非常困苦。
公元405年秋天，陶淵明為了養家糊口，來到離家鄉不遠的彭澤當縣令。
這年冬天，他的上司派來一名官員來視察，這位官員是一個粗俗而又傲慢的人，他一到彭澤縣的地界，就派人叫縣令來拜見他。
陶淵明得到消息，雖然心里對這種假借上司名義發號施令的人很瞧不起，但也只得馬上動身。
不料他的秘書攔住陶淵明說：“參見這位官員要十分注意小節，衣服要穿得整齊，態度要謙恭，不然的話，他會在上司面前說你的壞話。
”
一向正直清高的陶淵明再也忍不住了，他長嘆一聲說：“我寧肯餓死，也不能因為五斗米的官餉，向這樣差勁的人折腰。
”他馬上寫了一封辭職信，離開了只當了八十多天的縣令職位，從此再也沒有做過官。
從官場退隱后的陶淵明，在自己的家鄉開荒種田，過起了自給自足的田園生活。
在田園生活中，他找到了自己的歸宿，寫下了許多優美的田園詩歌。
他寫農家人生活的悠然自得：“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他寫自己勞動的感受：“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他也寫農人勞作的甘苦：“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不言春作苦，常恐負所懷”。
然而，田園生活既是美好的，也是十分艱辛的，不勞作就沒有收獲，遇到天災人禍，即使勞作也是一無所獲。
晚年的陶淵明生活貧困，特別是一場大火把他的全部家當毀于一旦之后，全家人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
到六十三歲時，陶淵明在貧病交加中去世。
陶淵明的最大成就，在于他以自己的親身體驗為基礎，以自己卓越的詩歌才華，極大地豐富了農事和田園題材的創作。
以前詩中罕見的桑、麻、雞、狗等平凡事物，一經他寫入詩中，無不生趣盎然；而他描寫大自然的親切，常常能激起人們的無限向往。
除詩之外，他還給后人留下不少精美的散文，其中最著名的有《桃花源詩并記》等。
在這篇作品中，作者描繪了一個烏托邦式的空想社會，在那里沒有動亂，沒有朝代變更，沒有國家君臣，沒有徭役賦稅，百姓過著豐足、與世無爭的美好生活。
作者以優美的語言，使這篇作品產生了永久的魅力，以至后世人們一直把這種空想的社會稱作“桃花源”。
官場中少了一位官僚，文壇上多了一位文學家。
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成為中國知識分子剛直不阿、不附勢趨炎的寫照。
在日常生活中，如果一個人不愿意犧牲自己的氣節去換取某種物質利益，也常常說“不為五斗米折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