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負有盛名的散文家。
近70年來,文學評論界對其生活道路、思想發展和藝術創作的研究,無疑是引人矚目的。
但也毋庸諱言,囿于理論體系的封閉,批評視角的逼仄以及批評方法的陳舊,這種研究實際上長期未能攀抵其應有的高度,顯露出后滯于當前文學觀念開放、變革形勢的窘狀。
為了彌補上述缺憾,吳周文、張王飛、林道立通力合作,適時地推出了《朱自清散文藝術論》(江蘇教育出版社1994年7月出版)。
這部專著的面世, 使“山重水復”的朱自清研究平添活力,步入“柳暗花明”的新境界。
《朱自清散文藝術論》具備堅實而合理的批評構架,除去序言、附錄和后記以外,共分11章。
首章“朱自清論”,對全書作了總的提挈,使讀者對這位散文家的生平、思想、創作歷程等,先獲取一個完整的印象。
第2章至第10章,旁征博引、條分縷析, 對朱自清散文“審美創造工程”進行多側面、深層次的探討與闡釋;讓讀者在充分了解創作主體美學原則、審美心理、藝術思維方式以及審美理想與人格理想的基礎上,去進一步認識朱自清“美文”結構、語言、技巧、風格等方面的個性特征。
第11章“名作新論”,是與上述宏觀概覽相輔相成的微觀剖析,使朱自清那些膾炙人口的散文名篇更添異彩,給讀者以新的閱讀感受。
本書作者努力運用哲學、美學、文藝心理學交叉結合的“切入”方法,將朱自清及其散文的研究,從“文本”的層面拓展到“人學”的層面,從社會學批評的模式升華到審美創造的模式。
這樣,《朱自清散文藝術論》便實現了作者的初衷——回到現代散文“意在表現自己”的美學原則,回到文學審美創造的自身,回到文學批評的哲學與美學。
二
藝術創造是一項繁復的工程,對其作出精當的研究,必須將探索的目光首先投向創作主體,準確地闡釋作家豐富、獨特的藝術心靈,是如何與外部客觀世界相遇合、相投契的。
《朱自清散文藝術論》正是在這一點上顯示了對既往研究水準的超越。
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朱自清第一次提出了現代散文的一條美學原則:“意在表現自己。
”當然,明晰地指出這一有目共睹的現象,并不十分困難,但進一步深刻地剖析其產生的歷史背景與現實背景,并結合具體作品揭示朱自清早期散文創作中“苦惱意識”的三種形態,以證明這條看似漫不經心提出的美學原則,實乃“朱自清散文創作審美經驗的一個總結”,便不是一般評論者所能輕易企及的了。
值得稱道的是,本書對“意在表現自己”的美學原則所具備的理論上、創作上的不容忽視的意義,作了如下精辟的概括:“建立了以作者個性為本位的現代散文觀念”,“溝通了現代散文與外國隨筆體散文之間內在的精神聯系”,“揭示了現代散文表現作者人格色彩與深層精神世界的審美價值”等等。
竊以為,將朱自清散文創作的美學原則置放于如此突出的地位,且又給予如許客觀、準確、全面、富有啟迪性的評價,這在朱自清研究史上,似乎是開拓性的。
凡熟讀朱自清藝術性散文的人,莫不為作品中那些新穎、獨特、生動、怪異的藝術感覺所折服。
然而,通常的情況是,有些評論者在獲得了審美鑒賞的愉悅之后,便停止“追蹤”,消彌了再向前跨越一步,作深層次理論探討的欲念。
《朱自清散文藝術論》則不然,在精細地梳理出朱自清藝術感覺的種種表現形態以后,又執著地向縱深鍥進,終至成功地追尋出這種藝術感覺的真正源頭。
作者認為:五官協調并用、極富穿透力的獨到觀察,求異思維、沉醉致幻的創造性想象,以及由個人遙遠回憶、附麗著美好人格理想的自然景物和精神深處的痛苦所引發的審美心理感應,是朱自清散文中藝術感覺生成、活躍的三個原因。
顯然,這樣的闡述,既沒有徹底偏離習見的理論體系所規范的“通用”途徑,又推陳出新、別開生面地以審美心理學的普遍規律為依據、作后盾,因此,它之成為一種與創作主體的實踐過程相吻合的科學論斷,便是必然的了。
在進行藝術創造的過程中,藝術思維雖隱變遁形,卻分明最活躍、最復雜、最能反映作家的創作個性。
通過對朱自清散文代表作的周詳考察,本書作者清楚地告訴我們:“感興”式地把握主觀與客觀世界,是朱自清散文創作基本的藝術思維方式;而“與詩的難解難舍之緣”以及“特定的生活經歷、人生觀念和藝術哲學”,是形成這種藝術思維的原動力;其主要的表現特征,則可濃縮地概括為“感覺性”、“即時性”和“情感性”。
這就圓通地解釋了,為什么朱自清一些藝術性散文的構思運想非常“接近于詩”;為什么每遇對象世界的信息刺激,他便善于“抓住剎那直感,不放過心頭一動”;為什么伴隨著新奇聯想頻頻出現的錯覺、幻覺和通感,常常“不符合經驗的邏輯,卻符合藝術的情理”;為什么象《背影》、《綠》、《白水漈》等名篇,均受“一束集光燭照”而格外熠熠生輝;為什么朱自清在總結散文創作經驗時,曾直率申明“沒有定見”、“當時覺著”;為什么他的若干作品情濃意切,融入了自己的身形面影,“與他的生活歷程相聯,與他的人生體悟攸關”等等。
質言之,讀者之所以能獲得上述諸多啟悟,蓋因為本書作者既沒有籠統地對所論對象的藝術思維方式進行抽象玄乎的界定,也沒有套用某種預設的模式去強迫創作主體就范,而是真正做到了“知人論文”,結合朱自清的生活、思想、創作經歷,洞幽察微地辨析不同篇章創作時的不同時空、不同情境及不同心態,最終歸納出了合情合理、縝密嚴謹、具有說服力的結論。
朱自清中、后期的散文創作,出現了“情感漸漸收斂,理智漸漸開拓”(李廣田語)的變化。
一般的評論者往往只注重賞析他的抒情、寫景、狀物之作,而疏忽他的這類“理會”之篇,致使多年來的朱自清散文研究,幾乎落下了一段空白。
本書作者則敏銳而清醒地意識到這一點,自覺地進行了朱自清“哲思與內省”的研究。
在大量例證的配合、引導下,我們漸次讀懂了朱自清“以哲思的方式把握對象世界”的幾個特征:“由經驗積淀生成的情感的即時性噴發,走向深思熟慮的吟味”;“由朦朧靈動難以確定的感覺,走向清晰精確的邏輯思辨”;“由感覺斂聚,走向理性發散”。
應該說,這樣的提煉,以及此后關于朱自清理性漸強、內省自覺緣由的追溯性考察,均臻于鞭辟入里、左右逢源的佳境。
這是本書作者自始至終精細辨識、牢牢把握創作主體“藝術思維方式變化”的結果。
離開了這一關鍵,就難免陷入那種批評效果與創作實際相牴牾、相隔離的尷尬局面。
每一位有創造性的作家都有他鮮明的審美理想及與眾不同的作品風格。
作為散文大家的朱自清,自處“洪流”迭起的時代,體驗過飄泊動蕩的生活,攻讀的是哲學專業,又諳悉傳統文化的精髓,可謂通曉古今,學貫中西,因此,準確貼切地界定其審美理想,概括其散文藝術風格,頗為不易。
如果說,本書作者從時代制約、家庭教育和環境熏陶等方面來揭示朱自清“詩教”審美理想的成因,已屬超越了習見的“文本”范疇的話,那么,進一步展示創作主體所體現的民族文化精神的美質,并結合其人格理想的悄然融入來闡明鑄就朱自清散文藝術風格的內在機制,則完全進入了“文學是人學”的層面。
取得這樣的成效,主要應歸結于作者不間斷地將論述的焦點瞄準朱自清審美理想“內在矛盾的對立、消長、演化與發展”的全過程。
把握住這一點,便不啻具備了窺視朱自清散文風格演進脈絡、洞悉其藝術表現格局、形態的“慧眼”。
所以,當我們讀到這樣的評述——“儒家‘執兩用中’的‘中和’意識,滲透于朱自清的風格創造,成為慣性力與凝聚力,最終使其風格凝鑄定型,而且鑄就了一顆溫柔敦厚的詩魂。
”——怎能不欽佩本書作者由表及里,馭握命題實質的功力呢?
三
在深入研究了創作主體的哲學觀念、思維方式、審美心理及審美理想以后,本書作者又對“藝術創造工程”的另一重要組成部分——藝術表現形式進行了細致周詳的剖析與闡釋。
藝術形式的本質,應是“客觀自然形式和主體構建形式的一種吻合”(余秋雨《藝術創造工程》第192頁)。
基于這一認識, 《朱自清散文藝術論》不滿足于僅從“純技巧”角度去論析朱自清美文的結構、語言和風格特征等,而是將這些外化因素視為蘊含著作者藝術哲理和情感經驗,并與作品內容息息相通的“有意味的形式”。
這對研究主體的思維空間,無疑是一種積極的開拓。
不少評論者均對朱自清散文搖曳多姿的藝術結構作過中肯的解析,但真正重視作品思想內容對結構形式制約作用的,卻比較鮮見。
出于不重復他人亦不重復自己的創新意識,本書作者采用“從內容到形式,再從形式回到內容”的辯證分析方法,對朱自清編織藝術環鏈的妙諦作了如下剖示:有時直接吸附讀者參與審美的創造,有時則設置某些直覺畫面,通過詩意造型來經緯全篇,此為“表現性”。
常依憑特定的思想感情,巧妙地將各種零散材料組合為有機整體,或散置時間跳躍的意象塊面,處處“飛白”,以刺激、發掘讀者的思索,產生“不寫之寫,不全之全”的藝術效應,此為“整一性”。
根據不同時空的喜、怒、哀、憂之情,設計與之相適應的殊態異姿的布局,并從“虛與實、斷與續、抑與揚、疏與密、張與弛”等傳統技法中推演出無窮的變化,此為“多元性”。
聯系本書作者業已論及的朱自清“意在表現自己”的美學原則和“溫柔敦厚”的詩教理想來看,上述“三性”,堪稱對朱自清結構藝術之“必然”的一種切中肯綮的歸納。
當我們嘗試著以這樣的結論對創作主體的藝術精神作“逆向”觀照時,便會更加清晰地發現本書作者對朱自清精神世界藝術圖象把握的準確無誤。
而這,恰恰是促使其闡釋文字與作家的創作實際形成對應、同構關系的關鍵所在。
眾所周知,朱自清散文語言的造詣頗深。
這主要體現在“談話風”藝術語言的創造方面。
通過大量例證的援引,本書作者明確地總結出,提煉口語、吸收文言和借鑒西語,是“談主風”語言創造的根本途徑;“親切自然”、“幽默風趣”、“鮮活上口”和“雅俗共賞”,是“談話風”藝術語言的審美特征;而長于聯想與想象,擅用藝術通感,且貫以女性意象和夢的意象來比況美妙的自然風物等,則顯示了作家獨特的個性色彩……應該說,這些結論并非“得來全不費功夫”,它分明是本書作者緊密聯系新文學語言大變革的特定背景,執著地將探索目光投向創作主體的精神深層,結合“這一個”藝術觀念、心理形式及審美情趣來論析其語言“符號結構體系”諸種奧秘的結果。
換言之,倘若缺乏對研究對象“全人”的透徹了解和“大文化”背景意識,或丟棄了宏觀與微觀相結合、多重視角交叉運用的科學批評方法,要達到如此研究水準是不可能的。
另外,為充分揭示朱自清散文語言的個性風貌, 本書第8、9兩章共遴選出例證70余條。
這些文筆精華,不僅涵蓋面相當廣泛, 而且一經闡釋便能準確、妥貼地印證作者的理論觀點,決無生澀牽強之弊。
顯而易見,這一點已成為《朱自清散文藝術論》值得贊賞的特色之一。
獨特風格的創造可視為一位作家走向成熟的標志。
朱自清散文藝術風格的內蘊儀態萬千,異常豐富。
本書作者先從不同方面進行觀照,透視其“信實真摯”、“隱秀清逸”和“漂亮縝密”的表現特征。
接著,又在剖析朱自清散文五個方面結構層次的基礎上,提出“新古典主義”的概念,并將“具有詩的色調”、“別有傳統的風神和美”及“浸透著對立統一藝術法則的美”歸結為朱自清“新古典主義”文本的審美特征與藝術風貌。
這部分論述可謂陳辭盡去,新意迭出,鉤深致遠,游刃有余;對朱自清散文美學風格之所以能在種種流派蔓衍中間脫穎而出、獨領風騷的根本原因,作出了具備“現代思維”說服力的闡釋。
無疑,這也正是本書作者自覺更新文藝觀念,力求“表現自己”寫作精神的體現。
對朱自清散文“藝術創造工程”各類構建作出宏觀論述,目的在于引導讀者建立起“形而上”的總體認識。
但是,僅靠這種宏觀的把握,讀者仍然無法真正進入朱自清散文所營構的光怪陸離、詩意蕩漾的藝術世界。
為此,本書特辟“名作新論”專章,對藝術魅力經久不衰的《背影》、《荷塘月色》等8篇佳作,進行了“拆開來看, 拆穿來看”(朱自清語)的解讀。
這樣,讀者便隨之“形而下”地進入作品的深腹,滋生出那種微觀認識所特具的審美快感。
比如《綠》,此文雖早已被許多評論者反復地研究過,但從審美心理學角度,通過作家特殊“藝術感覺”的剖析來展示其精妙之處的,卻迄今罕見。
本書作者依憑對朱自清特定審美心態和審美情趣的洞悉,明確地指出“《綠》中活躍著一個藝術的精靈,這便是‘女兒綠’的藝術感覺。
”而“對‘女兒綠’的發現與追捉”,則是這篇美文“構思的焦點”。
抓住了這樣的“穴位”,作家怎樣充分調動審美的五官,一層一層地寫出“綠”的女性美,終至對“汪汪一碧”的梅雨潭迸發出沉醉致幻的詩情——便不再顯得神秘莫測,而變為可解可信、可賞可贊了。
此外,象《春》、《冬天》、《給亡婦》、《說揚州》等篇,也都因鑒賞視角的轉換、拓展而給讀者以耳目一新之感。
《朱自清散文藝術論》也存在一些不足。
比如有些章節的論述多少給人以重復之感,幾篇名作被引作例證的頻率過高,等等。
瑕不掩瑜,本書的新建樹、新貢獻、一定會獲得眾多讀者的首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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