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知堂回憶錄》,才知道,要論周作人的身份,首先是一個翻譯家,而后才是作家。
關于翻譯,他有一段話,說到直譯的文體: 我以為此后譯本,應當竭力保存原作的風氣習慣,語言條理,最好的逐字譯,不得已也應逐句譯,寧可中不象中,西不象西,不必改頭換面。
所以對這段話比較注意,和近來在重讀的英國作家喬治·辛吉的隨筆集《四季隨筆》有關。
先是在豆瓣上看到幾位評論者對這本由李霽野譯的文集的翻譯之怪提出的種種責難,我在讀的過程中,也覺得疑惑,記得以前看過李霽野翻譯的作品,好象并不是這樣。
也讀過另一本不同的《四季隨筆》,也不象這個這么拗口。
后來看到它的翻譯年代,是四十年代,好象有了些理解。
如今看到周作人這句話,更有恍然大悟之感。
讀者的責怪自然是有理由的,但以今日漢語的習慣來衡量產生于崇尚直譯時代的譯本,顯然是不公平的。
要怪,只能怪出版社,為什么不重新譯了再出版。
覺得李譯本不爽的讀者,不妨去讀《四季隨筆》的另一版本,由鄭翼棠譯,恐怕更符合今日讀者的口味。
不過,這本1986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書,還能不能找到,是個問題。
我的那一本,是上大學時在校園的一個舊書攤上,五角錢買的,記得是放在家里的書柜里的,很多年沒動了,不知道現在還在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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