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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宏道(1568～1610)
明代文學家。
字中郎，又字無學，號石公。
湖廣公安（今屬湖北）人。
萬歷十六年(1588)中舉人。
次年入京赴考，未中。
返鄉后曾問學李贄，引以為師，自此頗受李贄思想影響。
萬歷二十年(1592)中進士。
不仕，與兄袁宗道、弟袁中道遍游楚中。
萬歷二十三年(1595)，選為吳縣令，饒有政績。
不久解官去，游覽江南名勝。
后又授順天教授,補禮部儀制司主事。
兩年后又辭官返里,卜居柳浪湖畔，潛學著文，并作廬山、桃源之游。
萬歷三十四年(1606)，入京補儀曹主事，不久又辭去。
兩年后再入京，擢吏部主事，轉考功員外郎，奏立“歲終考察群吏法”，其后成為定制。
萬歷三十七年(1609)，遷稽勛郎中，赴秦中典試。
事畢請假歸里，定居沙市。
袁宏道手跡石刻
袁宏道在明代文壇上占有重要地位。
他與兄宗道、弟中道時號“三袁”，被稱為“公安派”，宏道實為領袖。
他有一套系統的理論，成為公安派文學綱領：①反對盲目擬古，主張文隨時變。
他在《與江進之尺牘》中說：“世道既變，文亦因之。
今之不必摹古者也，亦勢也。
”在《雪濤閣集序》中說:“唯識時之士,……襲古人語言之跡而冒以為古，是處嚴冬而襲夏之葛者也。
”為此,他強調文學要隨時代而變化,反對前、后七子的擬古傾向。
②文隨時變的目標是存真去偽，抒寫性靈。
他在《行素園存稿引》中說：“古之為文者，刊華而求質，敝精神而學之，唯恐真之不及也。
”在《敘曾太史集》中，言明自己文章的特點是“真”，并指出“真”就是“直寫性情”。
在《敘小修詩》中，通過對袁中道詩歌的評論，強調詩文要“獨抒性靈，不拘格套，非從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筆”。
這就形成“性靈說”，是公安派文論的核心。
③所謂“性靈”，能導致文章的“趣”和“韻”，而它們是由“無心”或“童子之心”得來的。
他在《敘陳正甫會心集》中指出，“世人所難得者唯趣。
趣如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態，雖善說者，不能下一語，唯會心者知之”,又說：“夫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學問者淺。
”他說的“性靈”,是排除了“理”（思想）的感情活動，是下意識的直覺。
它與李贄的“童心說”極為接近。
④他認為民間的通俗文學正是“無聞無識”的“真聲”，而加以推崇。
他在《敘小修詩》、《陶孝若枕中囈引》等文章里都有這方面的論述。
“要以情真而語直，故勞人思婦有時愈于學士大夫，而呻吟之所得,往往快于平時。
”總的看來,宏道的文藝思想頗為復雜,他的“性靈說”,比其兄宗道的“學問說”影響更大；在打破封建思想束縛，掃除前、后七子擬古文風，變粉飾為本色，變公式為率真方面，發揮的作用也更大。
但他提倡的“性靈”，無視社會實踐和思想理論對創作的決定意義，對他自己的創作，特別是晚期文風，產生了消極后果。
袁宏道的散文極富特色，清新明暢，卓然成家。
今存其尺牘280余封，篇幅長的1000多字,短的只二、三十余字。
如《致聶化南》一札：“敗卻鐵網,打破銅枷,走出刀山劍樹，跳入清涼佛土，快活不可言，不可言！投冠數日，愈覺無官之妙。
弟已安排頭戴青笠，手捉牛尾，永作逍遙纏外人矣！朝夕焚香,唯愿兄不日開府楚中,為弟刻袁先生三十集一部，爾時毋作大貴人，哭窮套子也。
不誑語者，兄牢記之。
”簡凝活脫，間以詼諧，可見其尺牘文的一斑。
他的各類隨筆200余篇，題材多樣,饒有意趣，其中《畜促織》、《斗蛛》、《時尚》等篇，記述了當時的風俗人情。
傳記文以《徐文長傳》、《醉叟傳》兩篇最優，刻繪人物,生動鮮明。
游記文90余篇,于寫景中注入主觀情感，韻味深遠，文筆優美。
如《滿井游記》所寫京郊初春景色，純用寫實手法,刻畫細膩,情致盎然。
其他如《虎丘》、《天目一》、《晚游六橋待月記》、《觀第五泄記》等，真切動人，語言淺近，略無斧鑿之跡，都是佳作。
袁宏道作有各體詩歌1700余首，成就不及散文。
少量詩作如《猛虎行》、《門有車馬客行》、《逋賦謠》、《巷門歌》等,揭露了當時“甲蟲蠹太平,搜利及邱空”，“東封西款邊功多，江淮陸地生洪波”；“鮫戶十竄九囚虜”；“野人扶白覓溝壑”等黑暗現實，有一定意義。
不過他的詩及多數散文，僅限于抒發個人情趣，不能充分反映社會生活，現實意義有限。
當時一些公安派文風仿效者，則更發展了這一傾向，走上了邪路。
所以以袁宏道為代表的公安派創作，瑕瑜互見，功過并存。
總的來看，作為晚明的一次文學改良運動，其功績還是主要的。
袁宏道著有《敝篋集》、《錦帆集》、《解脫集》、《廣陵集》、《瓶花齋集》、《瀟碧堂集》、《破硯齋集》、《華嵩游草》等。
宏道文集最早為明萬歷刊本，今人錢伯城整理有《袁宏道集箋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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