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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西歐的夏天》
旅客似乎是十分輕松的人，實際上卻相當辛苦。
旅客不用上班，卻必須受時間的約束；愛做什么就做什么，卻必須受錢包的限制；愛去哪里就去哪里，卻必須把幾件行李蝸牛殼一般帶在身上。
旅客最可怕的惡夢，是錢和證件一起遺失，淪為來歷不明的乞丐。
旅客最難把握的東西，便是氣候。
我現在就是這樣的旅客。
從西班牙南端一直旅行到英國的北端，我經歷了各樣的氣候，已經到了寒暑不侵的境界。
此刻我正坐在中世紀達豪土古堡改裝的旅館里，為“隔海書”的讀者寫稿，剛剛黎明，濕灰灰的云下是蘇格蘭中部荒莽的林木，林外是隱隱的青山。
曉寒襲人，我坐在厚達尺許的石墻里，穿了一件毛衣。
如果要走下回旋長梯像走下古堡之腸，去坡下的野徑漫步尋幽，還得披上一件夠厚的外套。
從臺灣的定義講來，西歐幾乎沒有夏天。
晝蟬夜蛙，汗流浹背，是臺灣的夏天。
在西歐的大城，例如巴黎和倫敦，七月中旬走在陽光下，只覺得溫曖舒適，并不出汗。
西歐的旅館和汽車，例皆不備冷氣，因為就算天熱，也是幾天就過去了，值不得為避暑費事。
我在西班牙、法國、英國各地租車長途旅行，其車均無冷氣，只能扇風。
巴黎的所謂夏天，像是臺北的深夜，早晚上街，涼風襲時，一件毛衣還不足御寒。
如果你走到塞納河邊，風力加上水氣，更需要一件風衣才行。
下午日暖，單衣便夠，可是一走到樓影或樹蔭里，便嫌單衣太保地面如此，地下卻又不同。
巴黎的地車比紐約、倫敦、馬德里的都好，卻相當悶熱，令人穿不住毛衣。
所以地上地下，穿穿脫脫，也頗麻煩。
七月在巴黎的街上，行人的衣裝，從少女的背心短褲到老嫗的厚大衣，四季都有。
七月在巴黎，幾乎天天都是晴天，有時一連數日碧空無云，入夜后天也不黑下來，只變得深洞洞的暗藍。
巴黎附近無山，城中少見高樓，城北的蒙馬特也只是一個矮丘，太陽要到九點半才落到地平線上，更顯得晝長夜短，有用不完的下午。
不過晴天也會突來霹靂：七月十四日法國國慶那天上午，密特朗總統在香熱里榭大道主持閱兵盛典，就忽來一陣大雨，淋得總統和軍樂隊狼狽不堪。
電視的觀眾看得見雨氣之中，樂隊長的指揮杖竟失手落地，連忙俯身拾起。
法國北部及中部地勢平坦，一望無際，氣候卻有變化。
巴黎北行一小時至盧昂，就覺得冷些；西南行二小時至露娃河中流，氣候就暖得多，下午竟頗燠熱，不過入夜就涼下來，星月異常皎潔。
再往南行入西班牙，氣候就變得干暖。
馬德里在高臺地的中央，七月的午間并不悶熱，入夜甚至得穿毛衣。
我在南部安達露西亞地區及陽光海岸開車，一路又干又熱，枯黃的草原，干燥的石堆，大地像一塊烙餅，攤在酷藍的天穹之下，路旁的草叢常因干燥而起火，勢頗驚人。
可是那是干熱，并不令人出汗，和臺灣的濕悶不同。
英國則趨于另一極端，顯得陰濕，氣溫也低。
我在倫敦的河堤區住了三天，一直是陰天，下著間歇的毛毛雨。
即使破曉時露一下朝暾，早餐后天色就陰沉下來了。
我想英國人的靈魂都是雨蕈，撐開來就是一把黑桑與我存走過滑鐵盧橋，七月的河風吹來，水氣陰陰，令人打一個寒噤，把毛衣的翻領拉起，真有點魂斷藍橋的意味了。
我們開車北行，一路上經過塔尖如夢的牛津，城樓似幻的勒德洛，古橋野渡的蔡斯特，雨云始終罩在車頂，雨點在車窗上也未干過，消魂遠游之情，不讓陸游之過劍門。
進入肯布瑞亞的湖區之后，遍地江湖，滿空云雨，偶見天邊綻出一角薄藍，立刻便有更多的灰云挾雨遮掩過來。
真要怪華茲華斯的詩魂小氣，不肯讓我一窺他詩中的晴美湖光。
從我一夕投宿的鷹頭小店棧樓窗望出去，沿湖一帶，樹樹含雨，山山帶云，很想告訴格拉斯米教堂墓地里的詩翁，我國古代有一片云夢大澤，也出過一位水氣逼人的詩宗。
2、《猛虎和薔薇》
英國當代詩人西格夫里·薩松曾寫過一行不朽的警句：“In me the tiger sniffe the rose。
”勉強把它譯成中文，便是：“我心里有猛虎在細嗅薔薇。”
如果一行詩句可以代表一種詩派（有一本英國文學 史曾舉柯立治“忽必烈汗”中的三行詩句：“好一處蠻荒的所在！如此的圣潔、鬼怪，像在那殘月之下，有一個女人在哭她幽冥的歡愛1為浪漫詩派的代表），我就愿舉這行詩為象征詩派藝術的代表。
每次念及，我不禁想起法國現代畫家昂利·盧梭的杰作“沉睡的吉普賽人”。
假使盧梭當日所畫的不是雄獅逼視著夢中的浪子，而是猛虎在細嗅含苞的薔薇，我相信，這幅畫同樣會成為杰作。
借乎盧梭逝世，而薩松尚未成名。
我說這行詩是象征詩派的代表，因為它具體而又微妙地表現出許多哲學家所無法說清的話；它表現出人性里兩種相對的本質，但同時更表現出那兩種相對的本質的調和。
假使他把原詩寫成了“我心里有猛虎雄踞在花旁”，那就會顯得呆笨，死板，徒然加強了人性的內在矛盾。
只有原詩才算恰到好處，因為猛虎象征人性的一方面，薔薇象征人性的另一面，而“細嗅”剛剛象征著兩者的關系，兩者的調和與統
原來人性含有兩面：其一是男性的，其一是女性的；其一如蒼鷹，如飛瀑，如怒馬；其一如夜鶯，如靜池，如馴羊。
所謂雄偉和秀美，所謂外向和內向，所謂戲劇型的和圖畫型的，所謂戴奧尼蘇斯藝術和阿波羅藝術，所謂“金剛怒目，菩薩低眉”，所謂“靜如處女，動如脫兔”，所謂“駿馬秋風冀北，杏花春雨江南”，所謂“楊柳岸，曉風殘月”和“大江東去”，一句話，姚姬傳所謂的陽剛和陰柔，都無非是這兩種氣質的注腳。
兩者粗看若相反，實則乃相成。
實際上每個人多多少少都兼有這兩種氣質，只是比例不同而已。
東坡有幕上，嘗謂柳永詞只合十七八女郎，執紅牙板，歌“楊柳岸，曉風殘月”：東坡詞須關西大漢，銅琵琶，鐵綽板，唱“大江東去”。
東坡為之“絕倒”。
他顯然因此種陽剛和陰柔之分而感到自豪。
其實東坡之詞何嘗都是“大江東去”？“笑漸不聞聲漸杳，多情卻被無情惱”；“繡簾開，一點明月窺人”；這些詞句，恐怕也只合十七八女郎曼聲低唱吧？而柳永的詞句：“長安古道馬遲遲，高柳亂蟬嘶”，以及“渡萬壑千巖，越溪深處。
怒濤漸息，樵風乍起；更聞商旅相呼，片機高舉。
”又是何等境界！就是曉風殘月的上半闋那一句“暮靄沉沉楚天闊”，誰能說它竟是陰柔？他如王維以清淡勝，卻寫過“一身轉戰三千里，一劍曾當百萬師”的詩句；辛棄疾以沉雄勝，卻寫過“羅帳燈昏，哽咽夢中語”的詞句。
再如浪漫詩人濟慈和雪萊，無疑地都是陰柔的了。
可是清囀的夜鶯也曾唱過：“或是像精壯的科德慈，怒著鷹眼，凝視在太平洋上。
”就是在那陰柔到了極點的“夜鶯曲”里，也還有這樣的句子 。
“同樣的歌聲時常——迷住了神怪的長窗——那荒僻妖土的長窗——俯臨在驚險的海上。
”至于那只云雀，他那“西風歌”里所蘊藏的力量，簡直是排山倒海，雷霆萬鈞！還有那一首十四行詩“阿西曼地亞斯”除了表現藝術不朽的思想不說，只其氣象之偉大，魄力之雄渾，已可匹敵太白的“西風殘照，漢家陵闕”。
也就是因為人性里面，多多少少地含有這相對的兩種氣質，許多人才能夠欣賞 和自己氣質不盡相同，甚至大不相同的人。
例如在英國，華茲華斯欣賞密爾頓；拜倫欣賞頂普呂夏綠蒂·白朗戴欣賞薩克瑞；史哥德欣賞簡·奧斯丁；史云朋欣賞蘭道；蘭道欣賞白朗寧。
在我國，辛棄疾欣賞李清照也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但是平時為什么我們提起一個人，就覺得他是陽剛，而提起另一個人，又覺得他是陰柔呢？這是因為備人心里的猛虎和薔薇所成的形勢不同。
有人的心原是虎穴，穴口的幾朵薔薇免不了猛虎的踐踏；有人的心原是花園，園中的猛虎不免給那一片香潮醉倒。
所以前者氣質近于陽剛，而后者氣質近于陰柔。
然而踏碎了的薔薇猶能盛開，醉倒了的猛虎有時醒來。
所以霸王有時悲歌，弱女有時殺賊；梅村，子山晚作悲涼，薩松在第一次大戰后出版了低調的“心旅”。
“我心里有猛虎在細嗅薔薇。
”人生 原是戰場，有猛虎才能在逆流里立定腳跟，在逆風里把握方向，做暴風雨中的海燕，做不改顏色的孤星。
有猛虎，才能創造慷慨悲歌的英雄事業；涵蔓耿介拔俗的志士胸懷，才能做到孟郊所謂的一鏡破不改光，蘭死不改香0同時人生又是幽谷，有薔薇才能燭隱顯幽，體貼入微；有薔薇才能看到蒼蠅控腳，蜘蛛吐絲，才能聽到暮色潛動，春草萌牙，才能做到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國”。
在人性的國度里，一只真正的猛虎應該能充分地欣賞薔薇，而一朵真正的薔薇也應該能充分地尊敬猛虎；微薔薇，猛虎變成了菲力斯旦；微猛虎，薔薇變成了懦夫。
韓黎詩：“受盡了命運那巨棒的痛打，我的頭在流血，但不曾垂下1華茲華斯詩：“最微小的花朵對于我，能激起非淚水所能表現的深思。
”完整的人生應該兼有這兩種至高的境界。
一個人到了這種境界，他能動也能靜，能屈也能伸，能微笑也能痛哭，能像廿世紀人一樣的復雜，也能像亞當夏娃一樣的純真，一句話，他心里已有猛虎在細嗅薔薇。
余光中，當代臺灣詩人與散文家，祖籍福建永春，1928年出生于南京，1948年進入廈門大學外文系時開始發表新詩，1949年5月到達臺灣入臺大外文系，畢業后進入軍界。
退役后進修碩士學位，并從事編輯與教學工作。
其人“左手為詩，右手為文”，著有詩集《舟子的悲歌》(1952)、《白玉苦瓜》(1974),散文集《左手的繆思》(1963)等各十余部，另外還有評論集《掌上雨》(19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