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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的啟示
讀書是人類的專利，人類創造了書籍這種方式，用來傳承知識，積累文化，涵養情志，使新一代的知識起點承接在上一代的知識終點上，步步登高，走向輝煌。
如果到動物園，看見猴子拿著書來讀，那大家會感到很滑稽；但是如果看見小孩拿書來讀，那大家都會去稱贊他，覺得他有出息。
這就是說，書把人與猴子分了類。
中國從南北朝以來，就有給周歲的小孩“抓周”的民間風俗：在小孩面前擺上書籍、筆墨、玩具等小物品，從他抓取什么上預測他的性情、志趣或未來的前程。
《紅樓夢》里賈寶玉“抓周”，面前的書籍、筆墨、烏紗帽一概不取，伸手只把些脂粉釵環抓來，氣得賈政老爺大罵他“將來酒色之徒耳”。
如果他抓了書籍官帽，全家都會歡天喜地的。
所以人創造了文字，進而形成了書冊典籍，這就成為人創造文明、發展文明的一個重要手段和基本標志。
書可以是上下數千年、遠近數萬里的人寫成的，但讀書可以超越時空界限，可以與人類文明進行無障礙對話。
今天可以同李白、杜甫對話，明天可以同荷馬、但丁對話，只有人才能享受這種無障礙對話的讀書樂趣。
書籍積累、交流、傳播著知識，日久天長，川流不息，它已經積累、交流、傳播成現代知識社會，因此，在現代社會不讀書的人不能成為一個完整意義上的人。
讀書是開發和釋放中國人力潛力的重要途徑
中國是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
怎么樣把我們人口的資源轉化為人才的資源，是我國現代化發展的重要問題。
在這一點上，教育的普及和讀書風氣的普及，將是關系到民族的素質和國運興衰的一件大事。
我出生在廣東電白縣，是整個鄉里第一代小學生。
同學里面，有許多人因為家境貧困，父母過早讓他們回家務農了。
我的父親勒緊褲腰帶也讓我去讀書，能讀到哪一步就支持我讀到哪一步，所以才讀到有考大學的機會。
中國農村教育普及，應該當作開發人才很重要的方法。
當時我在廣東農村小學，除了學校功課之外，能夠接觸到的書籍，就是一本《千家詩》和一本《古文觀止》，還有鄉村木偶戲，比如《羅通掃北》、《薛仁貴征東》、《薛丁山征西》、《五虎平南》。
我父親讀過兩年私塾，因為要種地，他兩年私塾讀得斷斷續續，不如人家兩個月時間，但是《千家詩》、《論語》、《孟子》這些他當時都會背，而且是古腔古調地吟哦，使我受到最初的詩詞音律和經典文化的啟蒙。
農村讀書條件差，誘惑也少，不像現在有些青少年那樣迷戀電子游戲，因而注意力比較集中。
只要我們做有心人，能充分發揮有限的學習條件給我們提供的可能性，自小就形成濃郁的讀書趣味，經過鍥而不舍、日積月累，是可以發展成專門的知識系統的。
譬如《千家詩》，上圖下文的版式很能吸引閱讀興趣，第一首程顥的《春日偶成》，什么“云淡風輕近午天，隨花傍柳過前川”；還有朱熹的《春日》，“勝日尋芳泗水濱，無邊光景一時新”；以及蘇東坡的《春宵》，“春宵一刻值千金，花有清香月有陰”等等。
這樣的詩把它背下來，就知道了過去詩歌的音律聲情之美。
小時候讀《千家詩》是音調把我領入門的，這一點可能會發展成為以后詩歌研究的新視角。
讀《古文觀止》沒有讀《千家詩》那么輕松，輕松可以刺激興趣，沉悶可以磨煉毅力。
對于讀書而言，毅力和興趣同等重要，甚至更為重要。
有毅力就能深入到文章的妙境當中，也能激發出更深沉耐久的興趣。
比如讀駱賓王為徐敬業寫的《討武瞾檄》，就可以從它蘊含的歷史典故中找到興趣。
據說武則天讀到“入門見嫉，蛾眉不肯讓人；掩袖工讒，狐媚偏能惑主”，只是笑笑；但是讀到“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說的是高宗皇帝尸骨未寒，但是中宗——武則天的兒子，六尺之孤現在在哪里呢？給武則天奪了他的權了。
讀到這個地方，就觸動了武則天敏感的神經，她就很不高興，說我們的丞相為什么不發現和收羅這樣的人才？古詩文往往把我們帶入了一個掌故的世界，據說一些老先生學問好，就因為他懂很多與詩文相關的軼聞傳說、故實原委。
過去文學史不怎么寫掌故，我主張寫，這可以增加文學史的史料厚度和閱讀趣味。
當然，有些掌故考證起來可能有問題，但你對它的虛構成分心中有數，反而可以擴展闡釋的空間。
為什么歷史上沒有這件事，有人卻要杜撰這件事，這本身可能就是個精神史的問題。
比如賀知章金龜換酒跟李白同喝，這個掌故見于唐人寫的《本事詩》，根據是李白寫的《對酒憶賀監》：“四明有狂客，風流賀季真。
長安一相見，呼我謫仙人。
昔好杯中物，今為松下塵。
金龜換酒處，卻憶淚沾巾。
”現在看賀知章詩的成就還不如李白，他用金龜換酒跟李白一起喝，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嗎？李白為什么如此感激涕零呢？實際上我們如果還原到這個掌故當時發生的情形，就頗有意味了。
賀知章是70多歲的秘書監，比李大40歲，部長級干部。
李白一個文學青年30多歲寫了幾首詩，第一次到長安，在小旅館里住，一個70多歲部長級干部，三品官員，到旅館去看他，而且解下自己的金龜（唐朝是三品以上官員佩帶金龜，四品銀龜，五品銅龜），就像將軍把自己的徽章拿下，做抵押去換酒陪你喝，稱贊李白是天上被貶謫到人間的仙人。
可以看出，盛唐時期的詩和酒打破了官本位的等級制度，這種文明共享的情景在后世的唯官是崇、見錢眼開的世俗體制中是難以想象的。
我小學三四年級就讀《三國演義》。
讀這部書，就懂得“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像周作人講《中國新文學的源流》，他把古代言志的文學、載道的文學的起伏，說成是構成整個中國文學史的脈絡：言志是個性的、抒情的，載道是政治的、說教的，兩種文學互相起伏，構成文學史。
他沒有什么理論根據，就是根據《三國演義》講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這么一個歷史循環的理論。
所以，一個人小時候接觸的書籍，都可能埋下一些種子，這些種子有可能刺激日后作為一個有心人繼續讀書和思考問題的興趣，也就可能發芽生長成一個專門的學問體系。
人的內在潛能是多方面的，要從不同角度開發自己的潛能。
讀書是一種終生的旅行、終生的事業
知識和學問是無限的，生命是有限的，解決這個矛盾，就要持之以恒，把讀書作為終生的習慣。
歐陽修曾經說到他最好的文章是什么時候寫出來的。
他提出“三上”的說法：枕上，馬上，廁上。
他平時對文章苦苦思慮，全神貫注，才能在不經意中靈感突然襲來。
不是書要我去讀，而是我要讀書，永遠當主語的人是大寫的人。
條件人人有差別，讀書的欲望全然在我們自己，要充分挖掘、發揮你遇到的每個機遇所提供的可能。
我現在在自己的工作領域取得了些成績，就是懂得如何通過自己切實的努力，一步一個腳印地向前走的人。
這種走路方法，也就只有方向，沒有終點。
學習的欲望是一種知不足而求足的欲望。
要保持這欲望，使它長盛不衰，在一些關鍵時刻就要超越種種精神障礙，處劣勢時發現自己的優勢，翻過一面看問題。
剛上大學的時候，上海、北京的同學，一開口就托爾斯泰、巴爾扎克，什么普希金、高爾基，而我在農村里只知道《說唐》里面李元霸是第一條好漢。
對于自己與城市同學的知識落差，感到有些悲觀。
《琵琶記》中有句話：“不如意事常八九，可與人言無二三。
”人生不可能一路坦途，可貴的是在憂患中不損志氣，遇到坎坷就翻過一面看自己。
在后來的學習過程中，我竟然跟城市里的同學考得分數差不多，說明我在同等條件下更有潛力。
翻過一面看自己，不要只看到自己的劣勢，要看到自己還有潛力。
我想，這種翻轉式思維大概也是一種智慧，可以激發出一種精神力量，知不足而思補足，化劣勢為另一個角度的優勢。
世界上沒有絕對的優勢和劣勢，就看你如何對待和處理。
處置有方，這才是最要緊的。
自己是自身潛力的載體，潛力的釋放，精神的解放，自己最知深淺，自己最知可能。
所以，首先要有自己主體性的覺悟。
最可怕者，是折斷自己的主心骨。
開拓可以認識自己的潛力。
別人用8個小時讀書，你花上10個小時讀書，把應該讀的文獻都梳理一遍，才能在學科領域獲得充分的發言權。
同時，建立自己的信心。
有的人知識比較系統，本是好事，但是寫文章容易落入教科書框套。
有的人知識比較蕪雜，本是壞事，卻往往有自己的體會，不入框套，一旦成熟，就多少有點創造性。
這很重要。
研究工作貴在創新，如果別人怎么講你就照著講，是不可取的。
所以，要善于發現自己的精神優勢，欣賞和發揮自己的這種優勢，把它落實到刻苦上，建立學術上有根柢的創新機制。
我寫小說史讀了近兩千多種書，也是因為有北京的各家圖書館，還有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的圖書館，它的藏書為地方圖書館所不及。
守著文學所的50萬專業藏書，而不認真讀書，實在有點像杜牧所形容的“浮生卻似冰底水，日夜東流人不知”了。
圍繞著一些有價值的、有興趣的領域，對與它相關的各種材料進行竭澤而漁式的閱讀，相互比較揣摩，從它們之間微妙的差別、不同層面的變化、甚至相反相成中，發現深層的文化意義和精神體驗。
這樣，你的思想就自由了，你就有了發言權。
因為人家沒讀的你讀了，人家沒讀那么多而你讀了那么多，人家沒注意到的你注意了。
作為專業化讀書方式的竭澤而漁，是耐人尋味的。
澤中有水，甚至混有泥濘，不易看清魚的真面目。
要把這水呀、泥呀排盡，以便把魚通通捉到，就要尋找到排水的有效方法和渠道。
比如籍貫在我們廣東省番禺縣的現代女作家凌叔華，一些作家詞典和文學史說，她父親凌福彭出身翰苑，當過保定知府，這就泥水渾濁，難辨真假。
怎樣排除濁水，去偽存真？就需要找出有效的渠道。
渠道之一，凌福彭既然出身翰苑，就應該查一下清朝后期歷科進士的名錄。
一查《明清進士題名碑錄》，“魚”就浮出水面了：他是光緒21年（1895）乙未科第二甲第三名進士。
渠道之二，他既然當過知府以上官員，《清代職官年表》應該有他的記載，一查就明白，他當的不是保定知府，而是順天府尹，即北京市長。
宣統元年（1909）晉升為直隸布政使，直隸省的行政財務省長，由正三品升為從二品，地位比從四品的知府顯要得多了。
渠道之三，既然他的籍貫是番禺，就有必要查一查，清光緒年間編撰的《番禺縣續志》，連她的祖父、曾祖父作為知名鄉紳行善積福、創制器具的材料都找出不少。
我和客居英國倫敦的凌叔華通過信，她并不知道這些縣志材料。
如果我們還能找到凌叔華的自傳體長篇小說《古韻》（AncientMelodies），然后再去閱讀她早期的小說，對于魯迅評價她“大抵是很謹慎的，適可而止地描寫了舊家庭中的婉順的女性”，展示了“世態的一角，高門世族的精魂”——就可以獲得更深刻的領會了。
“竭澤而漁”，是陳垣先生倡導的治學方法，他當過北師大的校長，是與陳寅恪齊名的歷史學家。
他的《元也里可溫教考》等文章，堪稱竭澤而漁治學方法的典范。
他為了搞清《元史》中不時出現的“也里可溫”這個詞的含義，就把210卷的《元史》全部讀了一遍，把所有“也里可溫”的條目全都抄錄下來，然后把蒙古白話寫成的《圣旨碑》和其他元代書籍里有關“也里可溫”的材料進行參證，終于發現“也里可溫”就是元朝基督教各種派別的總稱。
前輩學者這種見疑不放，對于有價值的、但別人不甚經意的疑難問題窮追不舍，從不一知半解，舍得竭澤而漁的治學精神，是很值得我們尊敬和學習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