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絳(1911- ),女,原名楊季康。
原籍江蘇省無錫,生于北京。
1932年畢業于蘇州東吳大學,成為清華大學研究院外國語文研究生。
1935年至1938年與夫錢鐘書一同留學于英、法等國,回國后歷任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學院外語系教授、清華大學西語系教授。
1953年,任北京大學文學研究所、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外國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著有劇本《稱心如意》、《弄假成真》、《風絮》等,翻譯了《1939年以來英國散文作品》、西班牙著名流浪漢小說《小癩子》、法國勒薩日的長篇小說《吉爾-布拉斯》等。
1970年下放河南“五七”干校,在菜園勞動。
1972年回北京。
“**”后繼續研究翻譯外國文學,并從事散文創作。
著有論文集《春泥集》,翻譯了西班牙塞萬提斯的著名長篇小說《堂-吉可德》等。
楊絳關于干校生活的散文集《干校六記》很受推崇,獲新時期全國優秀散文(集)獎,并被翻譯成各種語言。
其他還有一些散文如《將飲茶》、《回憶兩篇》、《記錢鐘書與〈圍城〉》等都是平常的生活瑣記和關于親人的回憶文獻性質的文章。
長篇小說《洗澡》以不動聲色的客觀超脫的白描手法記錄了一群知識分子在家庭、事業中的境遇,以及他們在政治運動中的不同心態和表現,是一部與眾不同的描寫知識分子和政治運動的小說,出版后很受學界的重視。
“**”中苦難的積累是新時期楊絳散文創作的重要題材。
其中《干校六記》,記述作者1969年底到1972年春在河南“五七”干校中的生活經歷,是近年來公認對“**”描寫角度獨到的文集。
在這部文集中,作者以一種“冷幽默”的方式描繪了一幅“干校奇景”,將動亂年代各種不合常情的甚至是令人辛酸的故事以一種“正常”的口吻平靜道來,雖然記述的都是日常小事,但卻從另一種角度凸現了“**”的荒唐和極大的悲哀。
比如:當第一批下放人員整隊而出時,“紅旗開處,俞平老和俞師母領隊當先,年逾七旬的老人了,還像學齡兒童那樣排著隊伍,遠赴干校上學”;何其芳用自己的大漱口杯去食堂買了一份魚,“可是吃來味道很怪,愈吃愈怪。
他撈起最大的一塊想嘗個究竟,一看原來是還未泡爛的藥肥皂,落在漱口杯里沒有拿掉”……
然而,作者沒有在這些描寫上過多停留,其濃墨重彩所描繪的則是這一群知識分子特別是作者本人與其丈夫錢鐘書先生對這一環境的認同,以及在認同了之后漸趨“正常”的日常生活畫面:錢鐘書先生的專職是“通信員”,“每天下午到村上郵電所去領取報紙、信件、包裹等回連分發”;楊絳的專職是看守菜園,防止當地的老百姓——“我們奉為老師的貧下中農”偷竊“干校”的勞動果實。
他們默默地、無怨無悔地、盡心盡力地從事著“班長”分派給他們的任務,仿佛他們所干的一切,他們現在的飲食起居、生老病死、勞動學習等等,都是天經地義的,本該如此的。
因此,當讀者在閱讀這部作品時,最初所感受的,仿佛仍是某種正常的生活情狀。
然而,當意識到作家所描繪的這些生活情狀實際上是處于一種極其荒唐而混亂的時代背景之上時,文本所蘊涵的那種無可言說的悲哀,或作家所流露的那種“隨遇而安”的生活態度所包孕的異常豐厚的、復雜的意味也就破空而來。
楊絳的散文浸透著濃郁的悲喜劇因素。
具體地說,是充滿了一種力圖以喜劇精神壓倒悲劇精神的努力。
她盡量用喜劇語言沖淡殘酷的歲月記憶,減弱沉重的精神壓力。
她喜歡用短句子,像講故事似的又穿插 一些輕松的評論和獨白,還包括生活中的奇聞軼事、對話情態、閑趣瑣狀,充分表現了一個家庭的和樂風范,而對生活中存在的悲劇,卻只是用淡淡的語調平實地敘來,絲毫看不到抱怨和泄憤的企圖。
楊絳不希望讀者隨受她的痛苦,而讀者卻恰恰能從她的作品中讀到無需言喻的生活體驗。
從整體的美學效果上來看,楊絳的散文和同一時期的多數“老年作家”一樣,呈現出一種活淡、平和、睿智的風格。
在藝術上,語言表達簡潔、凝練、幽默,結構安排比較機智,開合自如,技巧運用嫻熟,不著痕跡,處處“隨心昕欲”,又處處頗具匠心地灑脫與嚴謹。
總是在冷靜的敘述中,給讀者以思考的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