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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印度偉大作家泰戈爾的散文詩，可以說影響了中國一代文學先驅。
我們知道，泰戈爾一生同情中國。
他曾兩次訪問過中國。
他訪問之后，他的作品大量地譯成漢文。
當時翻譯的絕大多數是散文詩，因此，泰戈爾對中國的影響首先是散文詩。
從20世紀二十年代中期起，中國文壇上出現了不少體裁像《園丁集》《新月集》《飛鳥集》一類的作品，這其中有沈尹默、劉半農、冰心、魯迅、郭沫若、瞿秋白、徐志摩等人的作品。
在他們中間，冰心可以說是受惠于泰戈爾最深的“私淑弟子”了。
泰戈爾的散文詩如心有靈犀一點通一般地打動并啟發著中國的新一代的女詩人、女散文詩作家——冰心。
她寫了頗有影響的《寄小讀者》，便是最好的例證。
受泰戈爾泛神論的影響，冰心的創作走向溫柔的愛的吟頌。
徐志摩的藝術風格與冰心較為接近，同樣地追求清新明快和溫柔親切，又帶著一點淡淡的憂愁。
但仔細品味，徐志摩過于空靈，他缺乏冰心那種求索人生的不懈和愛國主義的綿綿深情。
泰戈爾對中國散文詩的影響是廣泛的。
而惟獨冰心最得泰戈爾思想和藝術的精髓，成了“最有名神形畢肖的泰戈爾的私淑弟子”(徐志摩《泰戈爾來華》)。
冰心的詩歌受之于泰戈爾的影響，是現代文學史上不爭的事實，也是研究者們的老生常談。
聞一多稱冰心是“中國最善學泰戈爾”1的女作家，徐志摩認為，冰心是“最有名的神形畢肖的泰戈爾的私淑弟子。”2而冰心自己則說：“我寫《繁星》和《春水》的時候，并不是在寫詩，只是受了泰戈爾的《飛鳥集》的影響，把自己平時寫在筆記本上的三言兩語——這些‘零碎的思想’收集在一個集子里”3。
冰心受泰戈爾的影響是無須回避的事實，但是這種影響不僅僅是停留在詩歌外表結構的單向模仿上，更為重要的是，冰心的詩歌創作在宗教精神和宗教理想方面更多地接受了泰戈爾的影響并有所發展，我們既可以在兩位詩人的作品的語言結構里享受到閱讀的詩美的愉悅，更能夠在他們詩歌中感受到兩位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詩人在努力為多災多難的人類尋找一塊靈魂息憩的宗教綠洲。
宗教是人們的精神追求和心靈的寄托，詩歌則是詩人情感意識最有效的表現手段。
當詩人用詩歌表達自己的世界觀與人生理想時，宗教的精神內核必然滲透進詩人的情感流程，并通過詩歌的意象內涵訴諸讀者。
印度是一個宗教呈多元化特征的國度，而且，歷史上的印度，宗教與文學藝術融為一體，成為印度文化的核心。
泰戈爾從小就生活在宗教的氛圍中，他的父親戴溫德拉納特對“吠陀”和“奧義書”都很有研究，在當時的社會上被稱為“大仙”。
正是這種文化背景，使泰戈爾的詩歌體現了印度宗教文化的大宇宙和小宇宙統一的“梵我合一”的觀念，以及追求至愛的精神理想。
特別是青年時代的泰戈爾，由于受西方基督教的影響，因而他詩歌中的“上帝”是東西方宗教文化混合的象征符號。
一方面他認為“上帝死了的時候，宗教便將合二為一”(《飛鳥集》第84節)另一方面，他又主張不要去亂禮拜，“向誰禮拜呢?睜開眼看，上帝不在你的面前。”(《吉檀迦利》第11節)很顯然，泰戈爾對“上帝”的理解糅進了東西方文化的宗教精神，并把這種精神化解為完全徹底的泛愛哲學。
冰心出生于中國20世紀初一個溫馨的家庭，她的祖父謝子修是一位私塾先生，其手書的“知足知不足，有為有弗為”的對聯，足以道出這個家庭的宗教文化氛圍。
冰心的母親一心向佛，與世無爭，這對早年冰心的宗教情結有一定的影響，及至進了貝滿女中，“因受著基督教義的影響，潛隱的形成了我自己的愛的哲學”4。
受宗教文化的影響并用詩歌來表達宗教精神，這是泰戈爾與冰心詩歌創作的共同點，而全方位的宗教式的愛，則是兩位詩人詩歌情感的共同主題。
“獻歌”是泰戈爾常用的詩體形式，他的《吉檀迦利》的標題在印度孟加拉文和印地文中都具有“獻歌”的含義。
以頌神的形式來完成詩歌創作的外形結構，以泛愛主題來完成詩歌的情感表達，這是泰戈爾詩歌創作的美學特質。
他的《園丁集》就是宗教式的愛的哲理升華，詩人力圖創造一個完美的愛的宗教世界，人類在神的指揮和訓導下，完成了從幻想到現實的實踐過程。
不僅愛情是美滿的、無涯的人生是完美無缺的、甚至連死亡也是美麗的，至于人之外的一切自然物更是美麗無比。
愛的理念在泰戈爾詩中是最卓然超拔的，也是他詩中宗教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
《飛鳥集》顯示了宗教人格化的特點，是詩人心靈歷程的紀錄，展示了詩人內心世界的宗教精神的復雜性。
在這一本詩集中，詩人多次呼喚上帝給人類以關愛，祈求無所不能的神靈把愛灑向人間。
詩人將主觀思維的主體情感投向無形而萬能的“神”，這樣，他詩歌中的虛幻意象自然而然地滲透了神秘的宗教情結。
“我們的生命是天賦的，我們惟有獻出生命，才能得到生命”(《飛鳥集》第56節)。
這是宗教式的殉道精神，其殉道的原因就是相信上天對人類的關愛是無私的、是公平的，因而作為神的使者的人，理應按照神的旨意而無條件地獻出生命。
《新月集》的主題是：“新月”象征初生兒童，亦即人類寧靜美好而純真的童年。
詩人通過對兒童心理的描繪，巧妙地喻示人生的無限美好和絢麗多彩。
孩子們象“新月”一樣靜謐，生活在至善至美的愛的環境中，而這一切都是圣靈的上帝賜予的。
泰戈爾詩中的宗教情感主要是對泛愛哲學的肯定和對神的依賴與崇敬。
冰心卻不同，雖然冰心詩歌的實質依然是以“愛的宗教哲學”為核心，但是，冰心的詩歌更多的是對愛的肯定和褒揚，少了對神的依賴和崇拜。
在泰戈爾的詩歌中，“上帝”是一個反復出現的全能符號，是調和人與人、人與自然對立的抽象物，是賜愛于人類的主體。
而冰心詩歌中的泛愛主義則是以人的價值為中心，其愛的宗教情感更多地表現為一種獻身精神。
即便是深受泰戈爾影響的《繁星》，其宗教精神也主要是表現為弱小者立言，為苦難者尋找一個躲避風雨的港灣。
“母親啊!／天上的風雨來了，／鳥兒躲進它的巢里，／心中的風雨來了，／我只好躲進你的懷里”(《繁星》第159節)。
詩中的“母親”與泰戈爾詩中的“上帝”是同義語，但“母親”的意義卻遠離神而更近人，是普濟眾生的實體，而非神秘莫測的“上帝”。
從這個意義上說，泰戈爾是把人的本能轉移到神的身上，冰心則是把神的特質移位到人的理想世界。
泰戈爾更注重宗教關懷的終極意義，冰心則關注宗教的獻身理想和獻身精神。
泰戈爾詩中的泛愛主義是神秘的，在他的詩中宇宙萬物因為愛而融為一體，而冰心詩中的泛愛主義卻滲雜了人道主義的精神。
冰心的詩歌雖然無法回答人類疾苦的根源，但冰心滿心希望人類真切相愛，“人類呵!／相愛吧，／我們都是長行的旅客，／向著同一歸宿。”愛是人的本性，是人性欲望的自然發展，是人類進步、社會前進、世界發展的原動力。
冰心認為，只要人類真誠相愛，“向著同一歸宿”，就能夠共同抵達宗教世界的美好彼岸。
泰戈爾是一個“愛”的宗教的崇奉者，他宣傳愛的福音，認為“真正增強文明的力量，使它真正進步的是協作和愛，是互信和互助”5。
他愛神、愛人、愛大自然，愛的思想成為他詩歌中泛神論的宗教情結的精神支柱。
無論是夢幻多于現實的早期詩歌，還是晚期直面現實的厚重力作，愛的思想始終是他詩歌統一的宗教基調。
就表訴內容而言，泰戈爾一生的詩作大至可以分為以下幾類：愛情詩、自然風景、宗教頌歌、神話哲理詩、歷史掌故詩、社會問題詩等幾大類。
這幾類詩歌雖然主題表達的側重點不同，但是愛的宗教哲學卻始終如一地貫穿其中，是泰戈爾詩歌精神價值的主要取向。
同樣，在冰心的全部詩作里，愛作為一種宗教行為，是她詩歌最基本的情感主題。
冰心所努力表現的宗教式的愛主要是：自然之愛、母愛、兒童愛和人類之愛。
在愛的宗教的啟示下，詩人崇尚自然，熱愛自然，大自然在詩人純潔歡悅的靈魂里，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天之驕子。
詩人筆下的“繁星”、“天風”、“樹影”、“紅果”、“山影”、“春水”等自然景觀，都是宗教性靈的產物，散發出一種愛的生命氣息，是人類生命的起源。
詩人甚至稱贊道：“我們都是自然的嬰兒，／臥在宇宙的搖籃里。”(《繁星》第14節)自然的力量是偉大的，人不過是自然懷中的一個有命脈的靈魂。
冰心試圖通過對大自然的內模仿而達到凈化心靈、向內觀照、凝心忘我的恬淡心境。
在靜默無言的大自然面前，通過幻想而達到一種宗教式的適意感受。
“母親”在詩人的筆下，是大寫的宗教式的人，是生的安慰，是愛的典范，是最崇高的、最無私的“上帝”。
“母親呵!／撇開你的憂愁，／容我沉酣在你的懷里，／只有你是我靈魂的安頓。”(《繁星》第33節)冰心把“母愛”看作是萬能的，在詩人看來，靈魂的幸與不幸都取決于母愛的有無。
而“母愛”不僅是生命的庇護者，更是靈魂的拯救者；不僅是肉體的給予者，更是性靈的授予者。
泰戈爾和冰心都把愛看成是拯救人類的精神宗教，只不過冰心更關注宗教與人的情感意義，希望通過愛來喚起人類的理智行為，從而達到世界的永生和諧。
因此，愛的宗教哲學雖然是泰戈爾和冰心詩歌主題的基本色調，但是在宗教精神價值的取向上，兩位詩人又有著本質的區別。
泰戈爾的詩歌創作雖然深受東西方宗教文化的影響，但就詩歌的宗教精神而言，最主要的還是來源于古印度的宗教文化《梨俱吠陀》、“奧義書”、“吠檀多”等教義著作。
在泰戈爾的詩中，宇宙是萬能的，而“梵”則是宇宙萬能的統一體。
泰戈爾認為“梵”是無限的，而人及人的靈魂是有限的，因此，人類要依賴于神，人只有把自己的靈魂交給神，與神融為一體，人的價值才具有存在的意義。
在泰戈爾看來，神也是有生命的，而且人的生命與神的生命是統一的，即無限生命與有限生命是融匯貫通的，而人的有限生命只有統一于“梵”，人的靈魂才具有人格價值。
泰戈爾的《鴻鵠集》所表達的宗教主題，就是人的靈魂只要向“梵”靠近，人的信仰就能夠實現。
詩中飛翔的“鴻鵠”是一個具有特殊宗教意義的符號，它是人的靈魂飛抵“梵”的世界的象征。
“晝夜飛翔，／穿越光明和黑暗，／從不知道的海岸到不知道的海岸。
／宇宙的虛空正回響著翅膀的音樂；／‘不是這兒，不是這兒，而是遙遠的天外。
’”(《鴻鵠集》第 l節)所謂“遙遠的天外”，就是“梵”的最高境界，而人的靈魂無論經歷多少光明與黑暗的磨難，都應向著“梵”的世界飛奔，只有這樣，人的靈魂才會超于軀體而富有神的宗教意義。
泰戈爾詩中的“梵”與基督教中的“上帝”是相通的，都是宗教萬能的體現者，都是人的有限生命的主宰，都是人類圖騰崇拜的偶像。
冰心也深受東西方宗教方化的影響，尤其是進了具有西方宗教色彩的貝滿女中和燕京大學后，西方的基督教文化對她的宗教觀念的形成，起到了潛移默化的作用。
冰心的許多詩歌都透露出神的萬能論思想，如《迎神曲》、《送神曲》、《冰神》、《詩的女神》、《向往》、《晚禱》等作品，都把“上帝”看成是拯救人類的力量源泉，是包容萬物的宗教客體。
在《向往》中詩人寫道：“萬有都蘊藏著上帝，／萬有都表現著上帝；／你濃紅的信仰之華，／可能容她采擷么?”詩中的“上帝”不是一種體驗的假設，而是通過人性幻想尋求安慰的客體。
不難看出，冰心詩歌中的“上帝”雖然也有包容萬物的思想，但與泰戈爾的人和“梵”相統一的宗教的萬能論思想不同，泰戈爾在詩歌中，對代表神的“上帝”與“梵”充滿了真摯的熱愛與莊嚴的敬畏，人只有向“上帝”靠近，飛抵神的境界與“梵”合為一體，人才能夠實現其自身價值的意義。
“呵，我生命的主，／我能夠和你對面站立嗎?／呵，全世界的主，我能合掌和你對面站立嗎?”(《吉檀迦利》第76節)人的生命只有與萬能的主相結合，生命才可能獲得永恒，個體只有神認同，才會具有宗教的永生意義。
“我的上帝，／從我滿溢的生命之懷中，／你要飲什么樣的圣酒呢?”(《吉檀迦利》第65節)詩人心甘情愿地把生命化為上帝酒杯中的“圣酒”，其目的是通過向神靈的自我奉獻，達到心靈的徹底凈化。
把生命獻給神，從而獲得宗教關懷的終極意義，這是泰戈爾詩歌的總體主題精神，也是人提升自我趨向“上帝”的宗教經驗的有效表達。
這一點，冰心與泰戈爾有著質的不同，冰心對“上帝”的理解是一種自心自悟的解脫，希望通過“上帝”的啟示而得到一種寧靜澄徹的心境，“我深深叩拜——／萬能的上帝!求你絲絲的織了明月的光輝，／作我智慧的衣裳，／壯嚴的冠冕，／我要穿著他／溫柔地沉靜地酬應眾生。”(《晚禱〈一〉》)冰心更期望從萬能的“上帝”的那里得到一種神圣光明而又充滿智慧的力量，以便達到解救“眾生”的目的，而最終回到現實生活的和諧狀態。
從這個層面理解，冰心詩歌中關于神的萬能論的宗教精神，比之泰戈爾的神人合一論更具有宗教生活的現實意義。
在“神人合一”的宗教思想上，泰戈爾傾向“梵”我合一、我與非我合一的神冥理想世界。
他的詩歌中最刻骨銘心的是那些贊美人向神飛奔的殉道精神。
在泰戈爾看來，要追尋人生的終極意義，使靈魂獲得撫慰，就必須首先將自己視為墜入深淵的負罪者，肯定自己與“上帝”和“梵”的距離，然后懷著一種卑微的心理，尋求靈魂與神融匯相交。
這就使得泰戈爾把對于終極、完美、神圣的人生精神體驗全部系于一個具有人格與神格的“梵”的身上。
“梵期望我參加他的盛宴，／我已經考慮摒棄我的名望，／令人詫異地抹去額上的吉祥痣，／該動身的時候決不遲疑。”(《最后的星期集——年輕的朋友》)一旦作為神的代言者——“梵”有所召喚，便刻不容緩地回到神的世界，以一種莊嚴的態度保持與“梵”的合一，使自我獲得圣靈的新生，而世俗心靈的沉淪負疚終于得到輕松的解脫，并被提升到神的崇高境界。
冰心的詩歌中也有神人合一的宗教思想，但是與泰戈爾不同的是，冰心更多的借助個人心靈的感受與經驗，祈求與期待中的神祗、神界相溝通，讓神從外在偶像的祭壇上走下來。
冰心認為，象征終極價值與神圣意味的“上帝”不應該只是一種外在的力量，也不是冥冥中的主宰，而是人性與神性合二為一的人類宗教精神的拯救者。
“上帝啊!／即或是天陰陰地，／人寂寂地，／只要有一個靈魂，／守著你嚴靜的清夜，／寂靜的悲哀，／便從宇宙中消滅了。”(《春水》第149節)“上帝”是萬能的，同時也是孤獨的，但是“只要有一個靈魂”與“上帝”一起在心靈深處共同“守著你嚴靜的清夜”，“上帝”便能把所有的人生苦難“從宇宙中全部消滅。”如果說泰戈爾追求神人合一的目的是為了實現自我靈魂的神圣崇高，使靈與肉在追蹤“梵”的品格境界時得以羽化登天，那么冰心卻是通過人性的幻想體驗，與“上帝”在靈魂上保持一致，并依憑于神靈的幫助達到解救人類苦難的目的。
兩者的區別在于泰戈爾是把“梵”我合一看成是宗教精神的最高境界，是人性的最后圣化；而冰心則把人與“上帝”的融洽當作一種超于社會的宗教力量，是人類實現自救的神圣理想。
綜上所述，泰戈爾與冰心的詩歌雖然都具有強烈的宗教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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