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誕辰百年,他離開我們已經二十二年。
但是他的身影卻時時在我們身邊,至今,許多人仍是一提總理雙淚流,一談國事就念總理。
陸放翁詩:“何方可化身千億,一樹梅前一放翁。”是什么辦法化作總理身千億,人人面前有總理呢?難道世界上真的有什么靈魂的永恒?偉人之魂竟是可以這樣地充盈天地、浸潤萬物嗎?就像老僧悟禪,就如朱子格物,自從一九七六年一月國喪以來,我就常窮思默想這個費解的難題。
二十多年了,終于有一天我悟出了一個理:總理這時時處處的“有”,原來是因為他那許許多多的“無”,那些最不該,最讓人想不到、受不了的“無”啊。
總理的驚人之無有六。
一是死不留灰。
**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提出死后不留骨灰的人。
總理去世的時候,正是中國政治風云變幻的日子,**集團被粉碎不久,“四人幫” 集團正自鳴得意,中國上空烏云壓城,百姓肚里愁腸千結。
1976年新年剛過,一個寒冷的早晨突然廣播里傳出了哀樂。
人們噙著淚水,對著電視一遍遍地看著那個簡陋的遺體告別儀式,突然江青那副可憎的面容出現了,她居然不脫帽鞠躬,許多電視機旁都發出了怒吼:江青脫掉帽子!過了幾天,報上又公布了總理遺體到八寶山火化的消息,并且遵總理遺囑不留骨灰。
許多人都不相信這個事實,一定是江青這個臭婆娘又在搞什么陰謀。
直到多少年后,我們才清楚,這確實是總理遺愿。
一月十五日下午追悼會結束后,**就把家屬召集到一起,說總理在十幾年前就與她約定死后不留骨灰。
灰入大地,可以肥田。
當晚,**找來總理生前黨小組的幾個成員幫忙,一架農用飛機在如磐的夜色中冷清地起飛,飛臨天津這個總理少年時代生活和最早投身革命的地方,又沿著渤海灣飛臨黃河入海口,將那一捧銀白的灰粉化入海空,也許就是這一撒,總理的魂魄就永遠充滿人間,貫通天地。
但人們還是不能接受這一事實。
多少年后還是有人提問,難道總理的骨灰就真的一點也沒有留下嗎?中國人和世界上大多數民族都習慣修墓土葬,這對生者來說,可以寄托哀思,對死者來說則希望還能長留人間。
多少年來,越有權的人就越下力氣去做這件事。
中國的十三陵,印度的泰姬陵,埃及的金字塔,還有一些埋葬神父的大教堂,我都看過。
**人是無神論者,又以解放全人類為己任,當然不會為自己的身后事去費許多神。
所以一解放,**就帶頭簽名火葬,以節約耕地,但徹底如**這樣連骨灰都不留的卻還是第一人。
你看一座八寶山上,不就是存灰為記嗎?歷史上有多少名人,死后即使無尸,人們也要為他修一個衣冠冢。
老舍先生的追悼會上,骨灰盒里放的是一副眼鏡,一支鋼筆。
紀念死者總得有個念物,有個引子啊。
沒有灰,當然也談不上埋灰之處,也就沒有碑和墓,欲哭無淚,欲祭無碑,魂兮何在,無限相思寄何處?中外文學史上有許多名篇都是碑文、墓志和在名人墓前的憑吊之作,有許多還發揮出熾熱的情和永恒的理。
如韓愈為柳宗元寫的墓志痛呼:“士窮乃見節義”,如杜甫在諸葛亮祠中所嘆:“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都成了千古名言。
明代張溥著名的《五人墓碑記》“扼腕墓道,發其志士之悲”簡直就是一篇正義對邪惡的宣言。
就是空前偉大如馬克思這樣的人,死后也有一塊墓地,恩格斯在他墓前的演說也選入馬恩文選,成了國際共運的重要文獻。
馬克思的形象也因這篇文章更加輝煌。
為偉人修墓立碑已成中國文化的傳統,中國百姓的習慣,你看明山秀水間,市井鄉村里,還有那些州縣府志的字里行間,有多少知名的、不知名的古人墓、碑、廟、祠、銘、志,怎么偏偏輪到總理,這個前代所有的名人加起來都不足抵其人格偉大的人,就連一個我們可以為之扼腕、嘆息、流淚的地方也沒有呢?于是人們難免生出一絲絲的猜測,有的說是總理英明,見“四人幫”猖狂,政局反復,不愿身后有伍子胥鞭尸之事;有的說是總理節儉,不愿為自己的身后事再破費國家錢財。
但我想,他主要的就是要求一個干凈。
生時鞠躬盡瘁,死后不留麻煩。
他是一個只講奉獻,獻完轉身就走的人,不求什么紀念的回報和香火的饋餉。
也許隱隱還有另一層意思。
以他共產主義者的無私和中國傳統文化的“忠君”,他更不愿在身后出現什么“僭越”式的悼念,或因此又生出一些政治上的尷尬。
果然,地球上第一個為**修紀念碑的,并不是在中國,而是在日本。
第一個紀念館也不是建在北京,而是在他的家鄉。
日本的紀念碑是一塊天然的石頭,上面刻著他留學日本時的那首《雨中嵐山》。
一九九四年我去日本時曾專門到櫻花叢中去尋找過這塊詩碑。
我雙手撫石,西望長安,不覺淚水漣漣。
回天無力,斯人長逝已是天大的遺憾,而在國內又無墓可尋,叫人又是一種怎樣的惆悵?一個曾叫世界天翻地覆的英雄,一個為民族留下了一個共和國的總理,卻連一點骨灰也沒有留下,這強烈的反差,讓人一想,心里就有如墜落千丈似地空茫。
總理的二無是生而無后。
中國人習慣續家譜,重出身,愛攀名人之后也重名人之后。
劉備明明是個編席賣履的小販,卻攀了個皇族之后,被尊為皇叔,諸葛亮和關、張、趙、馬、黃等一批文臣武將,就捧著這塊招牌,居然三分天下。
一般人有后無后還是個人和家族的事,名人無后卻成了國人的遺憾。
不孝有三,無后為大。
紀念古人也有三:故居、墓地、后人,后人為大。
雖然后人不能盡續其先人的功德才智,但對世人來說,有一條血緣的根傳下來,總比無聲的遺物更惹人懷舊。
人們尊其后,說到底還是尊其本人。
這是一種紀念,一種傳揚。
對越是功高德重為民族作出犧牲的逝者,人們就越尊重他們的后代,好像只有這樣才能表達對他們的感激,贖回生者的遺憾。
總理并不脫俗,也不寡情。
我在他的紹興祖居,親眼見過抗戰時期他和**回鄉動員抗日時,恭恭敬敬地續寫在家譜上的名字。
他在白區經常做的一件事,就是搜求烈士遺孤,安排撫養。
他常說:不這樣我怎么對得起他們的父母?他在延安時親自安排將瞿秋白、蔡和森、蘇兆征、張太雷、趙世炎、王若飛等烈士子女送到蘇聯好生教育、看護,并親自到蘇聯與斯大林談判,達成了一個誰也想不到的協議:這批子弟在蘇聯只求學,不上前線(而蘇聯國際兒童院中其他國家的子弟,有二十一名犧牲在戰爭前線)。
這恐怕是當時世界上兩個最大的人物達成的一個最小的協議。
總理何等苦心,他是要為烈士存孤續后啊。
六七十年代,中日民間友好往來,日本著名女運動員松崎君代,多次受到總理接見。
當總理知道她婚后無子時,便關切地留她在京治病,并說有了孩子可要告訴一聲啊。
一九七六年總理去世,她悲呼道:“周先生,我們已經有了孩子,但還沒有來得及告訴您!”確實子孫的繁衍是人類最實際的需要,是人最基本的情感。
但是天何不公,輪到總理卻偏偏無后,這怎么能不使人遺憾呢?是殘酷的地下斗爭和戰爭奪去**同志腹中的嬰兒,以后又摧殘了她的健康。
但是以總理之權、之位、之才和他的傾倒多少女性的風采,何愁不能再建家室,傳宗接代呢?這在解放初黨的中高級干部中不乏其人,并幾乎成風。
但總理沒有。
他以傾國之權而堅守平民之德。
后來有一個厚臉皮的女人寫過一本書,稱她自己就是總理的私生女,這當然經不起檔案資料的核驗。
舉國一陣嘩然之后,如風吹黃葉落,復又秋陽紅。
但人們在憤怒之余心里仍然隱隱存著一絲的惆悵。
特別是眼見和總理同代人的子女,或又子女的子女,不少都官居高位名顯于世,不禁又要黯然神傷。
中國人的傳統文化是求全求美的,如總理這樣的偉人該是英雄美人、父英子雄、家運綿長的啊。
然而,這一切都沒有。
這怎么能不在國人心中鑿下一個空洞呢?人們的習慣思維如列車疾駛,負著濃濃的希望,卻一下子沖出軌道,跌入了一個無底的深淵。
總理的三無是官而不顯。
千百年來,官和權是連在一起的。
在某些人看來,官就是顯赫的地位,就是特殊的享受,就是人上人,就是福中福。
官和民成了一個對立的概念,也有了一種對立的形象。
但**作為一國總理則只求不顯。
在外交、公務場合他是官,而在生活中,在內心深處,他是一個最低標準甚至不夠標準的平民。
他是中國有史以來第一個平民宰相,是世界上最平民化的總理。
一次他出國訪問,內衣破了送到我駐外使館去縫洗。
大使夫人抱著這一團衣服時,淚水盈眶,她怒指著工作人員道:“原來你們就這樣照顧總理啊!這是一個大國總理的衣服嗎?”總理的襯衣多處打過補丁,領子和袖口已換過幾次,一件毛巾睡衣本來白底藍格,但早已磨得像一件紗衣。
后來我見過這件睡衣,瞪大眼睛也找不出原來的紋路。
這樣寒酸的行頭,當然不敢示人,更不敢示外國人。
所以總理出國總帶一只特殊的箱子,不管住多高級的賓館,每天起床,先由我方人員將這套行頭收入箱內鎖好,才許賓館服務生進去整理房間。
人家一直以為這是一個最高機密的文件箱呢。
這專用箱里鎖著一個平民的靈魂。
而當總理在國內辦公時就不必這樣遮擋“家丑”了,他一坐到桌旁,就套上一副藍布袖套,那樣子就像一個坐在包裝臺前的女工。
許多政府工作報告,**文件和震驚世界的聲明,都是在這藍袖套下寫出的啊。
只有總理的貼身人員才知道他的生活實在太不像個總理。
總理一入城就在中南海西花廳辦公,一直住了二十五年。
這是座老平房,又濕又暗,工作人員多次請示總理,總理都不準維修。
終于有一次,工作人員趁總理外出時將房子小修了一下,于是《**年譜》便有了這一段記載:一九六○年三月六日,總理回京,發現房已維修,當晚即離去暫住釣魚臺,要求將房內的舊家具(含舊窗簾)全部換回來,否則就不回去住。
工作人員只得從命。
一次,總理在杭州出差,臨上飛機時地方上送了一筐南方的時鮮蔬菜,到京時被他發現,就嚴厲批評了工作人員,并命令折價寄錢去。
一次,總理在洛陽視察,見到一冊碑帖,問秘書身上帶錢沒有,見沒帶錢,就搖搖頭走了。
總理從小隨伯父求學,伯父的墳遷移,他不能回去,先派弟弟去,臨行前又改派侄兒去,為的是盡量不驚動地方。
一國總理啊,他理天下事,管天下財,住一室,食一蔬,用一物,辦一事算得了什么?多少年來,在人們的腦子里,做官就是顯耀。
你看,封建社會的官帽,不是烏紗便是紅頂,官員出行,或鳴鑼開道,或靜街回避,不就是要一個“顯”字?這種顯耀或為顯示權力,或為顯示財富,總之是要顯出高人一等。
古人一考上進士,就要鳴鑼報喜,一考上狀元就要騎馬披紅走街,一當上官就要回鄉到父老面前轉一圈。
所謂衣錦還鄉,為的就是顯一顯。
劉邦做了皇帝后,曾痛痛快快地回鄉顯示過一回,元散曲名篇《高祖還鄉》即挖苦此事。
你看那排場:“紅漆了叉,銀錚了斧,甜瓜苦瓜黃金鍍,明晃晃馬鐙槍尖上挑,白雪雪鵝毛扇上鋪。
這幾個喬人物,拿著些不曾見的器仗,穿著些大作怪的衣服。”西晉時有個石崇官做到個荊州刺史,也就是地委書記吧,就敢于同皇帝司馬昭的小舅子王愷斗富。
他平時生活,“絲竹盡當時之精,庖膳窮水陸之珍”。
招待客人,以錦圍步幛五十里,以蠟燒柴做飯,王愷自嘆不如。
現在這種顯弄之舉更有新招,比座位,比上鏡頭,比好房,比好車,比架子。
一次一位縣級小官到我辦公室,身披呢子大衣,剛握完手突然后面躥上一小童,雙手托舉一張名片。
原來這是他的跟班,連遞名片也要秘書代勞,這個架子設計之精,我萬沒有想到。
剛說幾句話又抽出“大哥大”,向千里之外的窮鄉僻壤報告他現已到京,正在某某辦公室,連我也被他編入了顯耀自己的廣告詞。
我不知他在地方上有多大政績,為百姓辦了多少實事,看這架子心里只有說不出的苦和酸。
想總理有權不私,有名不顯,權傾一國,兩袖清風,這種近似殘酷的反差隨著歲月的增加,倒叫人更加不安和不忍了。
總理的四無是黨而不私。
列寧講:人是分為階級的,階級是由政黨來領導的,政黨是由領袖來主持的。
大概有人類就有黨,除政黨外還有朋黨、鄉黨等小黨。
**同志就提到過黨外有黨,黨內有派。
同好者為黨,同利者為黨,在私有制的基礎上,結黨為了營私,黨成了求權、求榮、求利的工具。
項羽、劉邦為楚漢兩黨,漢黨勝,建劉漢王朝,三國演義就是曹、孫、劉三黨演義。
朱元璋結黨扯旗,他的對立面除元政權這個執政黨外,還有張士誠、陳友諒各在野黨,結果朱黨勝而建朱明王朝。
只有**成立以后才宣布,它是專門為解放全人類而做犧牲的黨,除了人民利益,國家民族利益,黨無私利,黨員個人無私求。
無數如白求恩、張思德、雷鋒、焦裕祿這樣的基層黨員,都做到了入黨無私,在黨無私。
但是當身處要位甚至領袖之位,權握一國之財,而要私無一點,利無一分,卻是最難最難的。
權用于私,權大一分就私大一丈,失之毫厘差以千里,做無私的戰士易,做無私的官難,做無私的大官更難。
像總理這樣軍政大權在握的人,權力的砝碼已經可以使他左偏則個人為黨所用,右偏則黨為個人所私,或可為黨員,或可為黨閥了。
王明、張國燾不都成了黨閥嗎?而總理的可貴正在黨而不私。
一九七四年,康生被查出癌癥住院治療。
**這時也有絕癥在身,還是拖著病體常去看他。
康一輩子與總理不合,總理每次一出病房他就在背后罵。
工作人員告訴總理,說既然這樣您何必去看他。
但總理笑一笑,還是去。
這種以德報怨,顧全大局,委曲求全的事,在他一生中舉不勝舉。
**同胞兄弟三人,他是老大,老二早逝,他與三弟恩壽情同手足。
恩壽解放前經商,為我黨提供過不少經費。
解放后安排工作到內務部,總理指示職務要安排得盡量低些,因為他是我弟弟。
后恩壽胃有病,不能正常上班,總理又指示要辦退休,不上班就不能領國家工資。
曾山部長執行得慢了些,總理又嚴厲批評說:“你不辦,我就要給你處分了。”“**”中總理盡全力保護救助干部。
一次范長江的夫人沈譜(著名民主人士沈均儒之女)找到總理的侄女周秉德,希望能向總理轉交一封信,救救長江。
周秉德是沈均儒長孫兒媳,沈譜是她丈夫的親姑姑。
范長江是我黨新聞事業的開拓者,又是沈老的女婿,總理還是他的入黨介紹人。
以這樣深的背景,周秉德卻不敢接這封信,因為總理有一條家規:任何家人不得參與公事。
如果說總理要借在黨的力量謀大私,鬧獨立,鬧分裂,篡權的話,他比任何人都有更多的機會,更好的條件。
但是他恰恰以自己堅定的黨性和人格的凝聚力,消除了黨內的多次磨擦和四次大的分裂危機。
五十年來他是黨內須臾不可缺少的凝固劑。
第一次是紅軍長征時,這時**身兼五職,是中央三人團(博古、李德、**)成員之一;中央**常委、書記處書記、軍委副主席、紅軍總政委。
在遵義會議上,只有他才有資格去和博古、李德爭吵,把**請了回來。
王明派對黨的干擾基本排除了(徹底排除要到延安整風以后),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后又冒出個張國燾。
張兵力遠勝中央紅軍,是個實力派。
有槍就要權,不給權就翻臉,黨和紅軍又面臨一次分裂。
這時**主動將自己擔任的紅軍總政委讓給了張國燾。
紅軍總算統一,得以順利北進,扎根陜北。
第二次是“**”和三年困難時期。
一九五七年年底,冒進情緒明顯抬頭,**、**、**等提出反冒進,**大怒,說不是冒進,是躍進,并多次讓**檢討,甚至說到黨的分裂。
**立即站出將責任全部攬在自己身上,幾乎逢會就檢討,目的只有一個,就是保住黨的團結,保住一批如**、**等有正確經濟思想的干部,留得青山在,為黨渡危機。
而在他修訂規劃時,又小心地堅持原則,實事求是。
他藏而不露地將“十五年趕上英國”,改為“十年或者更多的一點時間”,加了九個字。
將“在今后十年或者更短的時間內實現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一句刪去了“或者更短的時間內”八個字,不要小看這一加一減八九個字,果然,一年以后,經濟凋敝,**說:國難思良將,家貧思賢妻,搞經濟還得靠恩來、**,多虧恩來給我們留下三年余地。
第三次是“**”中,**騙取了**信任。
這時作為二把手的**再次讓出了自己的位置。
他這個當年黃埔軍校的政治部主任,畢恭畢敬地向他當年的學生,現在的副統帥請示匯報,在天安門城樓上、在大會堂等公眾場合為之領坐引路。
**的威望,或者就以他當時的投機表現、身體狀況,總理自然知道他是不配接這個班的,但主席同意了,黨的代表大會通過了,他只有服從。
果然,九大之后只有兩年多,**自我爆炸,總理連夜坐鎮大會堂,彈指一揮,將其余黨一網打盡,為國為黨再定乾坤。
讓也總理,爭也總理,一屈一伸又彌合了一次分裂。
第四次,**事件之后總理威信已到絕高之境,但“四人幫”的篡權陰謀也到了劍拔弩張的境地。
這時已經不是拯救黨的分裂,而是拯救黨的危亡了,總理自知身染絕癥,一病難起,于是他在抓緊尋找接班人,尋找可以接替他與“四人幫”抗衡的人物,他找到了**。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他不顧危病在身飛到韶山與**商量**的任職。
小平一出山,雙方就展開拉據戰,這時總理躺在醫院里,就像諸葛亮當年臥病軍帳之中,仍側耳靜聽著帳外的金戈鐵馬聲。
“四人幫”唯一忌憚的就是**還在世。
當時主席病重,全黨的安危系于**一身,他生命延緩一分鐘,黨的統一就能維持一分鐘。
他躺在床上,像手中沒有了彈藥的戰士,只能以重病之軀撲上去堵槍眼了。
癌癥折磨得他消瘦、發燒,常處在如針刺刀割般的疼痛中,后來連大劑量的鎮痛、麻醉藥都不起作用。
但是他忍著,他知道多堅持一分鐘,黨的希望就多一分。
因為人民正在覺醒,葉帥他們正在組織反擊。
他已到彌留之際,當他清醒過來時,對身邊的人員說:“你去給中央打一個電話,中央讓我活幾天,我就活幾天!”就這樣一直撐到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
當時消息還未正式公布,但群眾一看醫院內外的動靜就猜出大事不好。
這天總理的保健醫生外出辦事,一個熟人攔住問:“是不是總理出事了,真的嗎?”他不敢回答,稍一遲疑,對方轉身就走,邊走邊哭,終于放聲大哭起來。
九個月后,百姓心中的這股怨氣,一舉掀翻了“四人幫”。
總理在死后又一次救了黨。
宋代歐陽修寫過一篇著名的《朋黨論》,指出有兩種朋黨,一種是小人之朋,“所好者祿利,所貪者財貨”;一種是君子之朋,“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
而只有君子之朋才能萬眾一心。
“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為一大朋”,以周公為首。
這就是周滅商的道理。
**在重慶時就被人稱周公,直到晚年,他立黨為公,功同周公的形象更加鮮明。
“周公吐哺,天下歸心。”周公只不過是“一飯三吐哺”,而我們的總理在病榻上還心憂國事,“一次輸液三拔針”啊。
如此憂國,如此竭誠,怎么能不天下歸心呢?
轉載請注明出處華閱文章網 » <梁衡散文》大無大有周恩來15句子賞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