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閱文章網一、表現李白出世入世思想的詩有哪些
李白一生擁有很大的政治抱負，他一心想輔助君主治理國家，報效朝廷，積極入世是李白思想的主流，指導著他一生的活動。
然而，他的抱負總不能得到施展，不愿“催眉折腰事權貴”，他常常有尋找神仙的夢幻。李白的一生充滿著入世與出世的矛盾，同時，這種矛盾對其詩歌的創作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在理想與現實劇烈的沖突搏擊中迸發了強烈的浪漫主義精神火花，使他成為我國唐代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詩歌流傳世代。
李白在青年時代就胸懷大志，“安社稷”、“濟蒼生”的崇高政治理想。盛唐時的一片盛世景象與進取的精神，使李白胸懷大志，關心同事，熱衷于仕途。
同時，家庭對李白產生政治抱負的影響也很大。李白出生于一個富有而家學淵博的家庭，自幼學習辭賦，吸取了諸子百家的精華。
他苦學博覽，擁有豐富的知識，使他年少便富有一身才氣。當他覺得自己應該施展自己才華，報效朝廷時。
父親對他抱有很大期望，并告知他自己家原是皇室之后，但因長期流放西域，切從事工商賤業，無顏拋頭露面于朝廷，希望李白能出人頭地，重振家聲。于是“安社稷”、“濟蒼生”的理想和“事君榮親”的觀念便伴隨著他的一生。
李白游歷了祖國的廣大名勝，特別是出蜀遠游后使他大大開闊了視野，面對著祖國的大好河川，李白心情非常激動，更加深了對祖國的熱愛和服務祖國的決心。他曾說：“不求小官，以當世之務自負。”
此時期，他的入世為官思想非常強烈。詩歌大都是描寫祖國山色，表達自己豪情壯志，如《登錦城散花樓》、《大鵬賦》、《越中覽古》、《宿巫山下》、《渡荊門送別》等，同時也結交了很多志同道合的友人，并寫有膾炙人口的《送孟浩然之廣陵》、《金陵酒肆留別》。
李白時代的苦學博覽給以了他豐富的知識，培養了他的雄心壯志；蜀中錦繡壯美的河山開拓了他壯闊的胸襟，豐富了他固有的才情和文采，他要到更廣闊的世界發展自己的才能，實現遠大的抱負。 但逐漸地，李白開始清醒地認識到世俗的黑暗。
在安陸期間，他積極地進行一些希望人們給他援引的活動，但由于李白的侍才放浪，桀驁不馴，露才顯己，以至于才高招忌，遭到了一些人的誹謗，招致了一些地方權貴的不悅。因此，在安陸他屢遭坎坷，求薦無門。
3后來他到了國都長安，第一次到達長安，他便遭遇了挫折。李白希望通過當朝宰相張說和其子引薦自己但卻都被他們玩弄，被安頓在終南山一處無人居住的荒原，李白非常郁悶生氣，后來在長安期間拜訪過一些人，但大都和張說父子差不多，忌妒他的才華。
此時的李白感到理想與現實的巨大沖突，他看到了李唐王朝陰暗的一面，在憤怒中他揮筆寫下了《行路難》、《蜀道難》，表達了他初入長安受遭遇的悲憤。但李白仍然對為官充滿了渴望，他不甘心自己的非凡才華無法施展，積極入世的思想一直激勵著他。
在離開長安后，李白在山東過了幾年的生活，此時他常常在作品中發出不平之鳴，如《梁甫吟》、《將進酒》，充滿了對不公平命運的質問和悲憤，特別是“天生我才必有用”一句，更是表達了作者對懷才不遇的悲憤和對未來充滿希望的情感。 機遇終于到來了，天寶元年，由于唐玄宗三次下召見，李白第二次來到長安。
唐玄宗命李白為翰林供奉，待詔宮中。李白異常興奮，認為自己發揮才能，報效朝廷的時刻到來了，這時他寫有《南陵別兒童入京》和《別內赴征》等，表達了他其時興奮的心情。
然而，現實卻事與愿違。唐玄宗和楊貴妃都非常欣賞李白的詩歌才華，并稱他為“天下之奇才”，但卻總讓李白獻些歌功頌德之類的詩，就是不讓他參與朝廷。
李白感覺到自己不過是朝廷的文字玩物，升平的點綴，加上官場的黑暗，高力士、李林甫等人的陰險邪惡，恃才傲物的李白又怎能在這種環境下忍受下去呢？有了對當時政治社會的更清楚認識，李白“高歌大笑“地離開了長安。“浮云蔽日去不返，總為秋風摧紫蘭”《答杜秀才王松山兄贈》，就是在這種“浮云蔽日”的世道里，“秋風摧紫蘭”是不可逆轉的必然。
這時，李白對官場黑暗充滿了強烈的痛恨之情，希望出世的思想濃烈，迸發出了強烈的入世與出世思想的矛盾，他運用自己非凡的想像力去去尋找神仙的夢幻，在夢游中表達自己抑郁的情感。他的著名詩篇《夢游天姥吟留別》便是典型的例子。
詩中寫了夢游的景象，但實際是寫了他仕途夢幻的破滅了。“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一句更是道出了詩人的憤慨之情，詩人從夢幻中清醒，表達出對權貴的蔑視和現實不公的憤怒。
在離開長安后一段很長的時間里，李白一直存在著較濃厚的出世思想，同時他更多的是關心社稷的安危，百姓的疾苦，對君主昏庸無能感到痛恨，李白的遭遇與出入世思想的巨大矛盾沖擊使他詩歌里的批判精神更為強烈，如《答王十二寒夜獨酌有懷》，表達了對當時政治現實深刻的批判。 當然，李白的積極入世思想還是他思想的主流。
后來安陸山發動兵變，國事危機。李白抱著有心為國出力的精神再度走向了仕途——參加永王磷幕府，表現了李白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和報效朝廷的決心。
但是李白的理想最終也得不到實現，后來永王磷的隊伍被破滅了，。
二、出世與入世
我喜歡睡前讀書，所以床頭有很多書，而且總是保持“一堆”的狀態，被老媽說我是“四體不勤”。
書堆中小說居多，然而古典文學也不少，我比較愛看古典語錄式的書，所以《論語》、《世說新語》總夾雜在其間，一晚偶爾又看到論語中的“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突然有感而發，催筆寫成此文。
？？ 中國人談論中國的哲學思想，總喜歡用出世與入世來劃分，比如說儒家思想就是入世的，老莊玄說就是出世的。其實不完全，中國哲學精神，是出世與入世的結合。
就象上面的那句話，正確的解釋我就不多說了，大家應該都可以查得到，我想的是，如果說天下大治、有道了，孔子是不是就和桀溺一樣，歸隱于山林，偶爾遇到子路這樣的人來問路呢？可惜孔老先生終身看不到他理想中的大同世界，逝者如斯了，而我的想法也無處證實。我自認為這是很有可能的，理由還是出在《論語》中：“‘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
’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
’夫子喟然嘆曰：‘我與點同。’”這段論語說得是孔子叫他的弟子說說他們的志向，其實是在變向說自己的志向，讓后人知道他言志不過其所居之位，天理流行，隨處充滿。
這樣就很有一點道家無為的味道了。所以如果可以，孔子其實很想游于方外，隱于林翳之間，博學于文的。
？？ 中國人的理想人格，應該是所謂的“內圣外王”。這個理想比較難實現，既要做到內在修為的完善，又要做到外在社會功用的完滿。
既不出世，也不入世，或者說是既要出世又要入世。我一直對此很是迷茫，一個人如何能做到出世與入世的統一呢？無意間看到美學家朱光潛先生的一句話：“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業。”
使我豁然開朗，這便是出世與入世的統一了。早在魏晉時代，當時的名士就形成了較為完滿的人格理想，雖然他們受莊子的影響較深，往往有一些不肖與放蕩的品性，但是他們所追求的“恬淡自守”、“清虛無為”的精神品質，卻依然值得我們稱頌。
陶淵明是這群人中名氣最大的，也是最為后世所稱頌的，然而其實他恰恰做反了，他是以入世的精神出世，這在他的很多詩里可以看出，他其實仍然希望能兼濟天下的，只不過沒有機會吧，用他自己的詩句，就是“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
？？ 陶淵明看不慣官場世故、黑暗，世風日下而隱居，他最后還是選擇了出世，并且沒有再回來，即使他有過想法。入世成就霸業，激流勇退般出世的人，并不是沒有。
最讓后人稱道的，就是范蠡了。相傳范蠡幫勾踐報仇之后，便棄官從商，與西施常常乘扁舟一葉，泛于江湖之上，富而有德，人稱“陶朱公”。
功名、利祿、愛情，他都有了，人生如此，夫復何求呢？范蠡便成了千百年來美好人生的標本。后來不斷有人對他的人生發出感慨與艷羨。
如李白的“何如邸夷子，散發弄扁舟。”，又比如李商隱的“永憶江湖歸白發，欲回天地入扁舟。”
據說金庸先生也喜歡范蠡，所以寫了《越女劍》。可惜感慨歸于感慨，真正象范蠡那樣的人，卻不在多數，大多是象李白、李商隱這樣的，郁郁不得志，無處退隱，更多的則是成了范蠡的同僚文種。
？？ 說到這里，我就想到了諸葛亮。孔明先生的人生，只有短短的五十四年，而他出山輔佐劉備的時候，剛好是27歲（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隆中對成了他人生的分界線。他有兩句名言：“淡泊以明志，寧靜而致遠。”
，“鞠躬盡瘁，死而后已。”分別代表了他前后半生的精神所在。
如果不分開看問題，這兩句名言似乎有點自相矛盾。孔明是先出世，后入世的。
前半生的27年，他避世草堂之中，躬耕于南陽。他出世就是要博覽群書，學到經世致用的才能，也要在身體力行中，養成淡泊名利的人生態度。
前半生是為他的后半生做好基礎，所以他既不會茍活于亂世，也不求聞達于諸侯。《三國演義》是中國老百姓中，最為熟悉也最為喜愛的古典名著了。
一本小說（野史）的作用能完全蓋過正史，也只有羅貫中才能做到。小說把諸葛亮與關羽神話得太厲害，讓用心學史的人不禁有點不能忍受：諸葛亮可以活活把人罵死，并且呼風喚雨無所不能。
歷史學家說小說是一種小傳統。可是小傳統卻能反映出民間的意志所在，可以與大傳統殊途同歸了。
？？諸葛亮的事業畢竟沒有成功，沒有成為出世與入世結合的典范，然而他的人生是成功的。據說在他死后，官方一開始并沒有給他立祠，當時成都一帶的百姓在他的忌日，于路邊拜上香案，讓過往的行人拜祭。
在我的歷史記憶中，這樣的待遇也是絕無僅有的了。
三、出世與入世
我喜歡睡前讀書，所以床頭有很多書，而且總是保持“一堆”的狀態，被老媽說我是“四體不勤”。書堆中小說居多，然而古典文學也不少，我比較愛看古典語錄式的書，所以《論語》、《世說新語》總夾雜在其間，一晚偶爾又看到論語中的“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突然有感而發，催筆寫成此文。
？？ 中國人談論中國的哲學思想，總喜歡用出世與入世來劃分，比如說儒家思想就是入世的，老莊玄說就是出世的。其實不完全，中國哲學精神，是出世與入世的結合。就象上面的那句話，正確的解釋我就不多說了，大家應該都可以查得到，我想的是，如果說天下大治、有道了，孔子是不是就和桀溺一樣，歸隱于山林，偶爾遇到子路這樣的人來問路呢？可惜孔老先生終身看不到他理想中的大同世界，逝者如斯了，而我的想法也無處證實。我自認為這是很有可能的，理由還是出在《論語》中：“‘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嘆曰：‘我與點同。’”這段論語說得是孔子叫他的弟子說說他們的志向，其實是在變向說自己的志向，讓后人知道他言志不過其所居之位，天理流行，隨處充滿。這樣就很有一點道家無為的味道了。所以如果可以，孔子其實很想游于方外，隱于林翳之間，博學于文的。
？？ 中國人的理想人格，應該是所謂的“內圣外王”。這個理想比較難實現，既要做到內在修為的完善，又要做到外在社會功用的完滿。既不出世，也不入世，或者說是既要出世又要入世。我一直對此很是迷茫，一個人如何能做到出世與入世的統一呢？無意間看到美學家朱光潛先生的一句話：“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業。”使我豁然開朗，這便是出世與入世的統一了。早在魏晉時代，當時的名士就形成了較為完滿的人格理想，雖然他們受莊子的影響較深，往往有一些不肖與放蕩的品性，但是他們所追求的“恬淡自守”、“清虛無為”的精神品質，卻依然值得我們稱頌。陶淵明是這群人中名氣最大的，也是最為后世所稱頌的，然而其實他恰恰做反了，他是以入世的精神出世，這在他的很多詩里可以看出，他其實仍然希望能兼濟天下的，只不過沒有機會吧，用他自己的詩句，就是“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
？？ 陶淵明看不慣官場世故、黑暗，世風日下而隱居，他最后還是選擇了出世，并且沒有再回來，即使他有過想法。入世成就霸業，激流勇退般出世的人，并不是沒有。最讓后人稱道的，就是范蠡了。相傳范蠡幫勾踐報仇之后，便棄官從商，與西施常常乘扁舟一葉，泛于江湖之上，富而有德，人稱“陶朱公”。功名、利祿、愛情，他都有了，人生如此，夫復何求呢？范蠡便成了千百年來美好人生的標本。后來不斷有人對他的人生發出感慨與艷羨。如李白的“何如邸夷子，散發弄扁舟。”，又比如李商隱的“永憶江湖歸白發，欲回天地入扁舟。”據說金庸先生也喜歡范蠡，所以寫了《越女劍》。可惜感慨歸于感慨，真正象范蠡那樣的人，卻不在多數，大多是象李白、李商隱這樣的，郁郁不得志，無處退隱，更多的則是成了范蠡的同僚文種。
？？ 說到這里，我就想到了諸葛亮。孔明先生的人生，只有短短的五十四年，而他出山輔佐劉備的時候，剛好是27歲（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隆中對成了他人生的分界線。他有兩句名言：“淡泊以明志，寧靜而致遠。”，“鞠躬盡瘁，死而后已。”分別代表了他前后半生的精神所在。如果不分開看問題，這兩句名言似乎有點自相矛盾。孔明是先出世，后入世的。前半生的27年，他避世草堂之中，躬耕于南陽。他出世就是要博覽群書，學到經世致用的才能，也要在身體力行中，養成淡泊名利的人生態度。前半生是為他的后半生做好基礎，所以他既不會茍活于亂世，也不求聞達于諸侯。《三國演義》是中國老百姓中，最為熟悉也最為喜愛的古典名著了。一本小說（野史）的作用能完全蓋過正史，也只有羅貫中才能做到。小說把諸葛亮與關羽神話得太厲害，讓用心學史的人不禁有點不能忍受：諸葛亮可以活活把人罵死，并且呼風喚雨無所不能。歷史學家說小說是一種小傳統。可是小傳統卻能反映出民間的意志所在，可以與大傳統殊途同歸了。
？？諸葛亮的事業畢竟沒有成功，沒有成為出世與入世結合的典范，然而他的人生是成功的。據說在他死后，官方一開始并沒有給他立祠，當時成都一帶的百姓在他的忌日，于路邊拜上香案，讓過往的行人拜祭。在我的歷史記憶中，這樣的待遇也是絕無僅有的了。
四、“中國古代文人的出世與入世”以文人的生平事跡,言論主張說明之
近來研讀唐詩宋詞，發現我國歷史上明確提到的文人不可計數，然而浩如煙海的二十五史留給文人的卻是一頁頁悲歌式的戲劇人生。
在介紹詩詞的作者時，提到最多的是“起初有濟天下蒼生之大志，后……壯志難酬……”的句式，以至每每開個頭，都會異口同聲地續下去。 在分析作品思想內容時，又一例是“沉郁、傷感、悲憤、無奈的消極調子之外，在結尾雜有達觀或壯志不已的成分”。
不禁想：緣何古人留給我們的大多是些失意之作，又緣何，古代文人總是處在一種人生失意的尷尬境地？ 歐陽修曾經有這樣一段論述：“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巔水涯之外，見魚蟲草木風云鳥獸之狀類，往往嘆其奇怪；內有幽思感憤之郁積，興于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嘆，而寫人情之難言。 ”看起來，“所有而不得施于世”和“內有幽思感憤之郁積”是這些作品產生的契機。
“所有”自然是指他們的才華與遠志，那么，“幽思感憤之郁積”從何而來呢？ 中國古代文人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以家國天下為終生的奮斗目標，在古代，“忠君”與“愛國”是一個概念，于是“濟世蒼生”的路子也就只有一條仕途了。 所謂的“出世”和“入世”兩種選擇，實際上只是“出仕”和“入仕”兩條道路。
這樣，能否做官就成為衡量文人成功與否的主要標準。古代文人十年寒窗，苦讀詩書，為的就是能金榜題名，做上大官，侍奉皇上，治理天下，一施自己的遠大抱負。
用李白的話說就是：“奮其智能，愿為輔弼，使寰區大定，海縣清一。 事君之道成，榮親之義畢。”
但是由于科舉制度選拔的不合理性，才學并不能成為仕途的通行證，而且選拔官員數量有限，因此大批文人連試不第，滿腔才學無法發揮。許多文人開始也確實受到了寵信，可是由于君王昏庸，奸臣當道，他們的才華不久就受到佞臣權貴的嫉妒詆毀，他們的傲岸耿介也讓皇帝吃不消，對政治天真的理解使他們像溫室中的花草，在紛繁蕪雜的政局中根本無法保護自己。
不但仕途的大門關閉了，甚至自身的性命也危在旦夕，更談不上什么大展鴻圖了。詩人需要真誠，否則無以為詩；而官場卻需要虛偽，否則無以通達，這正是他們的人生悲劇所在。
所以在政治舞臺上，中國文人永遠是退避者、受難者的角色，他們永遠只能是詩人而做不了政客。 于是文人們隱居山林，玩弄花草蟲魚消磨自己的壯志，給后世留下“開軒面場圃，把酒話桑麻”的田園情趣，偶爾也發些“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的牢騷。
但是自然山水還是不能熄滅燃燒在他們血液中的忠君愛國愛民的火焰。受現實所限，他們卻只能將報效國家的愿望埋藏于心。
那時人們的價值觀、成就觀沒有像現在這樣多元化，要成名就只有這一條路。于是他們對國家、對命運的心態總是在希望與悲觀之間，并且痛苦地終生面對“歸隱”與“進取”的嚴峻又無解的課題。
沒有了功名，沒有了富貴，甚至沒有了生活的穩定……這樣一層層剝離下去，留給古代文人的，就只有一顆不死的心了。 對四季的更迭變換和盛衰浮沉的人世運轉糾纏牽掛；對不斷逝去的生命深情依戀。
在這樣的體驗里，他們享盡了世間的充盈，同時也感受到了無物永駐的虛無：“人生代代無窮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人生不滿百，長懷千歲憂”、“人生無根蒂，飄若陌上塵”……這是作為一個人，對于轉瞬即逝的生命最終意義的憂慮，也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 “終極關懷”。 有了這樣的生存體驗，他們的視野拓寬了，一切都在更大的背景下被重新審視，生命因此變得充實。
這樣的人生體驗，會對失意的詩人產生一股源自根基的支撐力量，會給予他們對紛紜喧囂的繁華說“不”的勇氣。詩歌成為他們心靈的減震帶。
當仕途失意后，就從閱讀和寫作詩歌中得到安慰。 這種拒絕和自安有被迫的一面，也有主動的一面。
人在快樂幸福的時候，自己就消失在那些如愿的“擁有”中而被蒸發了，詩情也就隨之消失；而在孤苦失意的時候，則能抓住自己最真最深的感受，傳達出自己的心聲。 孔圣人提出了一個正統文人在遭遇挫折之后的典范態度———“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
仕途無望、人生苦短，可謂“窮”了，“獨善其身”便演繹成對身后不朽之名的追求。“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寫作是一個文人“不朽”的途徑，也便成為一個文人終身的事業。
一部《史記》就使司馬遷獲得了永生。白居易一生專心求索永久的詩名，晚年拖著病體還伏枕作詩不止。
死前將寫定的詩集五本分五處收藏，希望詩名永傳的用心可謂良苦。這是傳統儒家知識分子超越個體生命、追求永生不朽的一種獨特形式，也往往是驅使他們在有生之年有所作為的秘而不宣的內在動力。
不僅受儒家思想影響的人是如此，即使有些尊奉道家思想，看上去遠離世事過著隱逸生活的文人，其實也未嘗不是在以另一種方式為自己打造身前身后之名。 通過著書立說，給自己留下身后之名，從而實現對有限人生的超越，成為古代許多文人知識分子的人生追求。
這樣，我們最初的問題也就劃上了句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