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閱文章網賞析一：余秋雨的<道士塔>寫莫高窟敦煌文書所遭受的歷史厄運以及作者對此的感悟沉思.但文章涉及的一些問題卻引起了我的疑問和思考. 作品首先寫王道士,說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盡管作者也意識到"讓他這具無知的軀體全然肩起這筆文化重債,連我們也會覺得無聊",并且也提到了一些官員的無知和腐敗,但還是把相當多的憤怒的洪水向他傾瀉了.什么"太卑微,太渺小,太愚昧",什么"小丑""骯臟"等等,作品詳細描述了王道士發現敦煌文書并將其賣給斯坦因等人的過程.文章名為<道士塔>就很說明問題,而且應該說,全文是緊扣"道士塔"這個題目的.這就給人一個印象,似乎真如作者所說:"不幸由王道士當了莫高窟的家,把持著中國古代最燦爛的文化."而如果換另一個有文化的人來當家,似乎悲劇就不會發生了.
賞析二：余秋雨的文化散文<道士塔>揭示了一個文化悲劇,一個巨大的民族悲劇",但除了憤怒與悲哀,作者也未能告訴我們出現這樣的悲劇的根源所在.人的被"錯置"的命運是導致歷史荒謬的本源所在,而"家天下"的制度則是民族悲劇的必然發生的現實因素,文化認知意識的落后則是這一悲劇產生的文化背景與根源性動因.
賞析三：道士王圓箓長眠于敦煌莫高窟已經70多年了.他是一個道士,最終卻沉睡在了佛的懷抱,受到佛的永久庇蔭,不能不說是非常罕見的例外.更有意思的是,從古至今,王圓箓大約還是道教史上惟一一位在死后得以建塔的道士,而且在莫高窟,而且安葬他的那座塔,比別的塔高而且大.這兩點例外,已是難得的殊榮,足以表明他的不同尋常.
賞析四：余秋雨的王道士 ――評《道士塔》中的王道士形象
湖南婁底藍圃學校 劉瑪林
說余秋雨先生是當今最引人注目的文化人一點也不過分．且不說過去的輝煌，單是近來的批評就夠了．
作者看重《道士塔》，是《文化苦旅》開篇之作；批評者也看重《道士塔》．特意弄了一個《道士塔》的評注版．（附文后）
要說《道士塔》，王道士是個關鍵人物．看重與批評，分歧就出在王道士身上．
在《道士塔》中，作者既寫出了王道士作為文物破壞者與文物出賣者的身份，破壞了敦煌的壁畫，破壞了敦煌的雕塑．是敦煌的罪人．又寫出了王道士的無奈．出身農民，生活所迫，當了道士．改善居住環境，粉刷房子，塑造天師靈官．在他看來，一切都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了．至于出賣文物，更看不出有什么不合適，要王道士去識破外國掠奪者的陰謀不現實；把文物保護的重任都壓在王道士身上更沒道理．所以作者有文中寫道：”讓他這具無知的軀體全然肩起這筆文化重債，連我們也會覺得無聊。”所以作者最后把王道士定位為”悲劇中錯步上前的小丑”．
作者對”悲劇中錯步上前的小丑”并不是要一味地貶低，揭發他的”罪惡”，而只是用藝術手法去還原歷史上的真實的人物．這就是余秋雨先生散文的”枯骨生肉”的特點．或者說”煽情”．
”枯骨”指的歷史事實，”生肉”指的是借歷史事實而創造的鮮活的”人”，生動的”事”，深切的”情”．下面我們來看一段國學網站有關王道士的介紹：
王道士（1849－1931） 湖北麻城人。
本名圓箓，一作元錄，又作圓祿。
家貧，為 衣食計，逃生四方。
清光緒初，入肅州巡防營為兵勇。
奉道 教，后離軍，受戒為道士，道號法真，遠游新疆。
約光緒二十三年（1897）至敦煌莫高窟，在窟南區北段，清理沙石，供奉 香火，收受布施，兼四出布道幕化，小有積蓄，乃于莫高窟 第16窟東側建太清宮道觀，即今“下寺”。
雇敦煌貧士楊某 為文案，冬春間抄寫道經以供發售，夏秋間，朝山進香者 絡繹而至，命楊于今第16窟甬道內設案，接待香客，代寫醮章，兼收布施，登記入帳。
光緒二十六年（一說二十五年） 初夏，楊某坐此窟甬道內，返身于北壁磕煙鍋頭，覺有空洞 回音，疑有秘室。
以告圓祿。
于是年五月二十五日半夜，相 與破壁探察，果見復室，積 滿寫卷、印本、畫幡、銅佛 等，即后來蜚聲中外之莫 高窟藏經洞。
乃取部分寫 卷、佛畫等分贈肅州兵備 道廷棟及本縣官員鄉紳， 是為藏經洞文物流出之始。
二十八年，甘肅學政葉 昌熾聞訊，次年十一月及 三十年四月和八月，先后 得敦煌縣令汪宗翰所贈經 卷、畫像，葉氏建議藩臺將 此寶物運省妥藏，以運費 銀五六千兩無著而罷，三十年三月甘肅布政司命汪 宗翰就地封存。
汪氏責令王道士妥加保管，不許外流。
三十二年，他于藏經洞所在之大窟前修建三層樓閣，有《重修千 佛洞三層樓功德記》記其事。
三十三年三至五月，斯坦因至 莫高窟，以四塊馬蹄銀（共重二百兩）騙買寫卷印本古籍二十四箱，佛畫、織繡品等五箱。
三十四年三至五月，伯希和 踵至，以白銀五百兩騙買寫本、印本、經卷、文書、佛畫等六 千卷，并拍攝莫高窟照片三百七十六幀。
宣統二年（1910） 清廷學部獲悉敦煌石室文物流散消息后，電令甘肅藩司將 剩余經卷運京保管、王道士又私藏若干。
同年前后，于數十洞窟鑿通道，使各洞相通連，大量壁畫遭破壞。
修“古漢橋’，以便利朝山拜佛者上下。
又搬出各窟殘塑，造“千相 塔”？之，有廷棟撰文并書丹之《敦煌千佛洞千相塔》碑記 其事。
民國元年（1912）十月，日本吉川小一郎等至莫高窟， 用白銀三百五十兩騙買寫經四百余卷。
1914年，斯坦因 又來莫高窟，用銀五百兩騙買經卷五百七十余件。
王道士 在外人誘引下，監守自盜、非法出賣國家文物，計大宗者四 起得銀一千五百五十兩，更加歷年募化所得，遂成敦煌巨 富。
曾擬重修第96窟大佛殿九層樓事未竟。
歿后即葬于 莫高窟廟前大泉河東岸，同年七月卅日，其往赳玉明、徒孫 方至福就其墓起塔立碑，其碑不著撰人，木質、陰刻，今仍 嵌于原塔南側龕內。
對王道士只是停留在事件的敘述上，沒有對王道士的精神深處的刻畫．可以說，只見其事而不見其人．在課文中是這樣的：
王道士每天起得很早，喜歡到洞窟里轉轉，就像一個老農，看看他的宅院。
他對洞窟里的壁畫有點不滿，暗乎乎的，看著有點眼花。
亮堂一點多好呢，他找了兩個幫手，拎來一桶石灰。
草扎的刷子裝上一個長把，在石灰桶里蘸一蘸，開始他的粉刷。
第一遍石灰刷得太薄，五顏六色還隱隱顯現，農民做事就講個認真，他再細細刷上第二遍。
這兒空氣干燥，一會兒石灰已經干透。
什么也沒有了，唐代的笑容，宋代的衣冠，洞中成了一片凈白。
道士擦了一把汗憨厚地一笑，順便打聽了一下石灰的市價。
他算來算去，覺得暫時沒有必要把更多的洞窟刷白，就刷這幾個吧，他達觀地放下了刷把。
當幾面洞壁全都刷白，中座的塑雕就顯得過分惹眼。
在一個干干凈凈的農舍里，她們婀娜的體態過于招搖，她們柔美的淺笑有點尷尬。
道士想起了自己的身份，一個道士，何不在這里搞上幾個天師、靈官菩薩？他吩咐幫手去借幾個鐵錘，讓原先幾座塑雕委曲一下。
事情干得不賴，才幾下，婀娜的體態變成碎片，柔美的淺笑變成了泥巴。
聽說鄰村有幾個泥匠，請了來，拌點泥，開始堆塑他的天師和靈官。
泥匠說從沒干過這種活計，道士安慰道，不妨，有那點意思就成。
于是，像頑童堆造雪人，這里是鼻子，這里是手腳，總算也能穩穩坐住。
行了。
再拿石灰，把它們刷白。
畫一雙眼，還有胡子，像模像樣。
道士吐了一口氣，謝過幾個泥匠，再作下一步籌劃。
王道士農民的文化層次，道士的思想意識，中國平民憨厚的個性表現得淋漓盡致．作者塑造這個人物的目的，不是諷刺中國的農民、道士、平民。
而是要突出“這是一個巨大的民族悲劇”。
讓一個完全沒有犯罪意識的人犯下了滔天大罪。
還有什么比這更可悲呢。
為了寫活王道士這個人物，作者還盡可能通過想象來還原歷史事件，比如寫到斯坦因來取經：
那個斯坦因就哄他說，自己十分崇拜唐僧，這次是倒溯著唐僧的腳印，從印度到中國取經來了。
好，既然是洋唐僧，那就取走吧，王道士爽快地打開了門。
王道士頻頻點頭，深深鞠躬，還送出一程。
他恭敬地稱斯坦因為“司大人諱代諾”，稱伯希和為“貝大人諱希和”。
他的口袋里有了一些沉甸甸的銀元，這是平常化緣時很難得到的。
他依依惜別，感謝司大人、貝大人的“布施”。
車隊已經駛遠，他還站在路口。
沙漠上，兩道深深的車轍。
敦煌文物的流失，是個悲劇。
這個悲劇的深刻性還在于我們很難用簡單的判斷來表明我們對這一事件的看法。
王道士是一個普通的中國人，如果他不是在敦煌，可能什么事也不會發生，我們不能對他過于追究。
可想到敦煌那么多的文物都經他的手而流失，我們又不能不置之不理。
愛也愛不起來，恨也恨不起來。
剩下的就只有“痛”――“一個古老民族的傷口在滴血”。
這種深切的“痛”不光表現在王道士這人物身上，還表現在文物的去向的態度上。
作為中國人，自然希望留在中國。
可想到那些留在中國的反而遭破壞，還不如給別人保存。
在這樣的悲劇的社會中，“這里也難，那里也難，我只能讓他停駐在沙漠里，然后大哭一場”。
這種激憤的感情是作者創作的動力，也是打動讀者的鼓點。
批評者說是“煽情”，好的散文哪篇不“煽情”？我倒認為如果余先生的文章中真的去掉這些內容，那就真的成了“淺薄”的論文，或者是“掉書袋”的散文。
我幾乎不會言動，眼前直晃動著那些刷把和鐵錘。
“住手！”我在心底痛苦地呼喊，只見王道士轉過臉來，滿眼困惑不解。
是啊，他在整理他的宅院，閑人何必喧嘩？我甚至想向他跪下，低聲求他：“請等一等，等一等……”但是等什么呢？我腦中依然一片慘白。
但我確實想用這種方式，攔住他們的車隊。
對視著，站立在沙漠里。
他們節嚴重會說，你們無力研究；那么好，先找一個地方，坐下來，比比學問高低。
什么都成，就是不能這么悄悄地運走祖先給我們的遺贈。
面對中華民族的巨大創傷，在極其悲痛的感情支配下，讀者讀到此處會不由自主地產生共鳴，而不去計較作者參與到敘事中去是否合理。
在歷史長河中，王道士是一個普通的農民，守教規的道士，愚昧而的文物保護工作者，他給中國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損失；在《道士塔》中，王道士是一個上錯了舞臺，扮錯了角色，說錯了臺詞的演員。
從他身上我們讀到了無奈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