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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國文脈，是指中國文學幾千年發展中最高等級的生命潛流和審美潛流。
這種潛流，在近處很難發現，只有從遠處看去，才能領略大概，就像那一條倔犟的山脊所連成的天際線。
正是這條天際線，使我們知道那個天地之大，以及那個天地之限，并領略了一種注定要長久包圍我們生命的文化儀式。
因為太重要，又處于隱潛狀態，就特別容易產生誤會。
要糾正的誤會有以下六個方面——
一，這股潛流，在絕大多數情況下，不是官方主流；
二，這股潛流，在絕大多數情況下，不是民間主流；
三，這股潛流，屬于文學，并不從屬于哲學學派；
四，這股潛流，雖然重要，但體量不大；
五，這股潛流，并不一以貫之，而是時斷時續，斷多續少；
六，這股潛流，對周圍的其他文學現象有吸附力，更有排斥力。
等級，是文脈的生命。
人世間，仕途的等級由官階來定，財富的等級由金額來定，醫生的等級由療效來定，明星的等級由傳播來定，而文學的等級則完全不同。
文學的等級，只由一種沒有明顯標志的東西來定，這個東西叫品位。
品位決定等級，等級構成文脈。
環顧四周，現在越來越多的“成功者”都想以文炫己，甚至以文訓世。
有些“儒商”為了營造“企業文化”，強制職工背誦古代那些文化等級很低的發懵文言；有些電視人永遠在繪聲繪色地講述著早就應該退出公共記憶的文化殘屑；電視上某些文物鑒定和拍賣節目，只要牽涉到明清和近代書畫，就對作者的文化地位無限拔高。
試想，如果唐伯虎、乾隆都成了“中國古代一流詩人”，那么，我們只能悄悄把整部《全唐詩》付之一炬了。
面對這種情況我曾深深一嘆：“文脈既隱，小丘稱峰；健翅已遠，殘羽充鵬。”
我主張，在目前必然寂寞的文化良知領域，應該重啟文脈之思，重開嚴選之風，重立古今坐標，重建普世范本。
為此，應努力撥去浮華熱鬧，遠離滔滔口水，進入深度探討。
選擇自可不同，目標卻是同歸，那就是清理地基，搬開蕪雜，集得高墻巨磚，尋獲大柱石礎，讓出疏朗空間，洗凈眾人耳目，呼喚亙古偉步，期待天才再臨。
由此，中華文化的復興，才有可能。
二
先秦諸子，都是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社會活動家，沒有一個是純粹的文學家。
但是，他們要讓自己的思想說服人、感染人，就不能不運用文學手段。
思想家和哲學家在運用文學手段的時候，有人永遠把它當做手段，有人則不小心暴露了自己其實也算得上是一個文學家。
先秦諸子由于社會影響巨大，歷史貢獻卓著，因此對中國文脈的形成有特殊貢獻。
但是，這種貢獻與他們在思想和哲學上的貢獻，并不一致。
我對先秦諸子的文學品相分為三個等級——
第一等級：莊子、孟子；
第二等級：老子、孔子；
第三等級：韓非子、墨子。
在這三個等級中，處于第一等級的莊子和孟子已經是文學家，而莊子則是一位大文學家。
把老子和孔子放在第二等級，實在有點委屈這兩位精神巨匠了。
我想他們本人都無心于自身的文學建樹，但是，雖無心卻有大建樹。
這便是天才，這便是偉大。
在文脈上，老子和孔子誰應領先？這個排列有點難。
相比之下，孔子的聲音，是恂恂教言，渾厚懇切，有人間炊煙氣，令聽者感動，令讀者縈懷；相比之下，老子的聲音，是鏗鏘斷語，刀切斧劈，又如上天頒下律令，使聽者驚悚，使讀者銘記。
孔子開創了中國語錄式的散文體裁，使散文成為一種有可能承載厚重責任、端莊思維的文體。
由于他的思想后來成了千年正統，因此他的文風也就成了永久的楷模。
他的文風給予中國歷史的，是一種樸實的正氣，這就直接成了中國文脈的一種基調。
中國文脈，蜿蜒曲折，支流繁多，但是那種樸實的正氣卻顛撲不滅。
因此，孔子于文，功勞赫赫。
本來，孔子有太多的理由在文學上站在老子面前，誰知老子另辟奇境，別創獨例。
以極少之語，蘊極深之義，使每個漢字重似千鈞，不容外借。
在老子面前，語言已成為無可辯駁的天道，甚至無須任何解釋、過渡、調和、溝通。
這讓中國語文，進入了一個幾乎空前絕后的圣哲高臺。
第三等級，韓非子和墨子，都不在乎文學，有時甚至明確排斥。
但是，他們的論述也具有文學素質，主要是那些干凈而雄辯的邏輯所造成的簡潔明快，讓人產生了一種閱讀上的愉悅。
當然，他們兩人實干家的形象，也會幫助我們產生文字之外的動人想象。
更重要的是要讓出時間來看看第一等級，莊子和孟子。
孟子是孔子的繼承者，比孔子晚了一百八十年。
在人生格調上，他與孔子很不一樣，顯得有點驕傲自恃，甚至盛氣凌人。
這在人際關系上好像是缺點，但在文學上就不一樣了。
他的文辭，大氣磅礴，浪卷潮涌，暢然無遮，情感濃烈，具有難以阻擋的感染力。
他讓中國語文，擺脫了左顧右盼的過度禮讓，連接成一種馬奔車馳的暢朗通道。
文脈到他，氣血健旺，精神抖擻，注入了一種“大丈夫”的生命格調。
但是，與他同一時期，一個幾乎與他同年的莊子出現了。
莊子從社會底層審察萬物，把什么都看穿了，既看穿了禮法制度，也看穿了試圖改革的宏謀遠慮，因此對孟子這樣的浩蕩語氣也投之以懷疑。
豈止對孟子，他對人生都很懷疑。
真假的區分在何處？生死的界線在哪里？他陷入了困惑，又繼之以嘲諷。
這就使他從禮義辯論中撤退，回到對生存意義的探尋，成了一個由思想家到文學家的大步躍升。
他的人生調子，遠遠低于孟子，甚至也低于孔子、墨子、荀子或其他別的“子”。
但是這種低，使他有了孩子般的目光，從世界和人生底部窺探，問出一串串最重要的“傻”問題。
但僅僅是這樣，他還未必能成為先秦諸子中的文學冠軍。
他最杰出之處，是用極富想象力的寓言，講述了一個又一個令人難忘的故事，而在這些寓言故事中，都有一系列鮮明的藝術形象。
這一下，他就成了那個思想巨人時代的異類、一個充滿哲思的文學家。
《逍遙游》、《秋水》、《人間世》、《德充符》、《齊物論》、《養生主》、《大宗師》……這些篇章，就成了中國哲學史、也是中國文學史的第一流佳作。
三
很快就到漢代了。
司馬遷和《史記》，這是我心中永遠的太陽。
司馬遷在歷史學上的至高地位，我們在這里暫且不說，只說他的文學貢獻。
是他第一次，通過對一個個重要人物的生動刻畫，寫出了中國歷史的魂魄。
因此也可以說，他將中國歷史擬人化、生命化了。
更驚人的是，他在漢賦的包圍中，居然不用整齊的形容、排比、對仗，更不用詞藻的鋪陳，而只以從容真切的樸素筆觸、錯落有致的自然文句，做到了這一切。
于是，他也就告訴人們：能把千鈞歷史撬動起來浸潤到萬民心中的，只有最本色的文學力量。
大家說，他借用文學寫好了歷史；我則說，他借用歷史印證了文學。
除了虛構之外，其他文學要素他都酣暢地運用到了極致。
但他又不露痕跡，高明得好像沒有運用。
不要說他同時的漢賦，即使是此后兩千年的文學一旦陷入奢靡，不必訓斥，只需一提司馬遷，大多就會從夢魘中驚醒，嚇出一身冷汗。
除非，那些人沒讀過司馬遷，或讀不懂司馬遷。
我曾一再論述，就散文而言，司馬遷是中國古代第一支筆。
他超過“唐宋八大家”，更不要說其他什么派了。
“唐宋八大家”中，也有幾個不錯，但與司馬遷一比，格局小了，又有點“做”。
四
我對于魏晉文脈的梳理，大致分為“三段論”——
首先，不管大家是否樂見，第一個在戰火硝煙中接續文脈的，是曹操。
曹操的軍事權謀形象在中國民間早就凝固，卻缺少他在文學中的身份。
然而，當大家知道，那些早已成為中國熟語的詩句居然都出自他的手筆，常常會大吃一驚——“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對酒當歌，人生幾何”；“何以解憂，唯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月明星稀，烏鵲南飛”；“山不厭高，海不厭深”；“東臨碣石，以觀滄海”；“秋風蕭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里”……
在漫長的歷史上，還有哪幾個文學家，能讓自己的文句變成千年通用？能用那么開闊的氣勢來寫宇宙人生的？像他那么干凈、樸素、凝煉的筆墨，又有幾個？
第二段，曹操的書記官阮■生了一個兒子叫阮籍，接過了文脈。
比阮籍小十余歲的嵇康，再加上一些文士，通稱為“魏晉名士”。
其實，真正得脈者，只有阮籍、嵇康兩人。
這就是第三段的主角，陶淵明。
就文脈而言，陶淵明又是一座時代最高峰了。
自秦漢至魏晉，時代最高峰有三座：司馬遷、曹操、陶淵明。
若要對這三座高峰做排列，那么，司馬遷第一，陶淵明第二，曹操第三。
曹操可能會氣不過，但只能讓他息怒了。
理由有三：
一，如果說，曹操們著迷功業，名士們著迷自己，而陶淵明則著迷自然。
最高是誰，一目了然；
二，陶淵明以自己的詩句展示了鮮明的文學主張，那就是戒色彩，戒夸飾，戒繁復，戒深奧，戒典故，戒精巧，戒黏滯。
幾乎，把他前前后后一切看上去“最文學”的架勢全推翻了，呈現出一種完整的審美系統。
態度非常平靜，效果非常強烈；
三，陶淵明創造了一種以“田園”為標志的人生境界，成了一種千年不移的文化理想。
不僅如此，他還在這種“此岸理想”之外提供了一個“彼岸理想”——桃花源，在中華文化圈內可能無人不知。
把一個如此縹渺的理想鬧到無人不知，誰能及得？
陶淵明為中國文脈增添前所未有的自然之氣、潔凈之氣、淡遠之氣。
而且，又讓中國文脈跳開了非凡人物，而從凡人身上穿過，變得更普世了。
五
明清兩代五百四十余年，中國文脈嚴重衰弱。
這五百多年，如果要找能與屈原、司馬遷、陶淵明、李白、杜甫、蘇東坡、關漢卿可以并肩站立的文化巨人，只有兩個，一是明代的哲學家王陽明，二是清代的小說家曹雪芹。
我們今天所說的文脈，王陽明不應列入其中，因此只剩下曹雪芹。
為什么會產生這么驚人的情況？
原因之一，是明清兩代統治者實行的文化專制主義已發展到了文化恐怖主義（如“文字獄”）。
這就必然毀滅文化創新，培養出大量的文化侍從、文化鷹犬、文化侏儒。
原因之二，是中國文脈的各個條塊，都已在風華耗盡之后自然老化，進入蕭瑟晚景。
這是人類一切文化壯舉由盛而衰的必然規律，無可奈何。
文脈，從來不是一馬平川的直線，而是由一組組拋物線組成。
要想繼續往前，必須大力改革，重整重組，從另一條拋物線的起點開始。
但是明清兩代，都不可能提供這種契機。
明清兩代五百年衰微中，只剩下兩個光點，一是小說，二是戲劇。
小說，習慣說“四大名著”，即《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紅樓夢》。
我們中國人喜歡集體打包，其實這四部小說完全沒有理由以相同的等級放在一起。
真正的杰作只有一部：《紅樓夢》。
其他三部，完全不能望其項背。
《三國演義》氣勢恢宏，故事密集。
但是，按照陳舊的正統觀念來劃分人物正邪，有臉譜化傾向。
《水滸傳》好得多，有正義，有性格，白話文生動漂亮，敘事能力強，可惜眾好漢上得梁山后便無法推進，成了一部無論在文學上還是精神上都是有頭無尾的作品，甚為可惜。
《西游記》是一部具有精神格局的寓言小說，整體文學品質高于上兩部，可惜重復過多、套路過多，影響了精神力度。
如果要把這三部小說排序，那么第一當是《西游記》，第二當是《水滸傳》，第三當是《三國演義》。
《紅樓夢》則完全是另外一個天域的存在了。
這部小說的高度也是世界性的，那就是：全方位地探尋人性美的存在狀態和幻滅過程。
它為天地人生設置了一系列宏大而又殘酷的悖論，最后都歸之于具有哲思的巨大詩情。
雖然達到了如此高度，但它的極具質感的白話敘事，竟能把一切不同水準、不同感悟的讀者深深吸引。
這又是世界上寥寥幾部千古杰作的共同特性，但它又中國得不能再中國。
于是，一部《紅樓夢》，慰撫了五百年的荒涼。
六
中國近、現代文學，成就較低。
我前面剛說明清兩代五百多年只出了兩個一流文人，哲學家王陽明和小說家曹雪芹。
可從近代到現代，偌大中國，沒出過一個近似于王陽明的哲學家，也沒有出過一個近似于曹雪芹的小說家。
現代作家之中，真正懂文脈的也是魯迅。
這倒不是從他的小說史，而是從他對屈原、司馬遷和魏晉人物的評價中可以窺探。
郭沫若應該也懂，但天生的詩人氣質常常使他輕重失度、投情過專，影響了整體平正。
在學者中，對中國文脈的梳理做出明顯貢獻的，有梁啟超、王國維和陳寅恪三人。
梁啟超具有宏觀的感悟能力，又留下了大量提綱挈領的表述；王國維對甲骨文、戲曲史、《紅樓夢》的研究和《人間詞話》的寫作，處處高標獨立；陳寅恪文史互證，對佛教文學、唐代和明清之際文學的研究十分精到。
如果有年輕學生問我如何重新推進中國文脈，我的回答是：首先領略兩種偉大——古代的偉大和國際的偉大，然后重建自己的人格，創造未來。
也就是說，每個試圖把中國文脈接通到自己身上的年輕人，首先要從當代文化圈的吵嚷和裝扮中逃出，濾凈心胸，騰空而起，靜靜地遨游于從神話到《詩經》、屈原、司馬遷、陶淵明、李白、杜甫、蘇東坡、關漢卿、曹雪芹，以及其他文學星座的蒼穹之中。
于是，你就有可能成為這些星座的受光者、寄托者、企盼者。
中國文脈在今天，只有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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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答親，我這不是給你發了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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