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閱文章網一、中世紀文學
古英語文學 英格蘭島的早期居民凱爾特人和其他部族,沒有留下書面文學作品。
5世紀時，原住北歐的三個日耳曼部落——盎格魯、撒克遜和朱特——侵入英國，他們的史詩《貝奧武甫》傳了下來。
詩中的英雄貝奧武甫殺巨魔、斗毒龍，并在征服這些自然界惡勢力的過程中為民捐軀。
它的背景和情節是北歐的，但摻有基督教成分，顯示出史詩曾幾經修改，已非原貌。
按照保存在一部10世紀的手抄本里的版本來看，詩的結構完整，寫法生動，所用的頭韻、重讀字和代稱體現了古英語詩歌 的特點。
14世紀后半葉，中古英語文學達到了高峰。
這時期的重要詩人喬叟的創作歷程，從早期對法國和意大利作品的仿效，進到后來英國本色的寫實，表明了英國文學的自信。
他的杰作《坎特伯雷故事集》用優美、活潑的韻文，描寫了一群去坎特伯雷朝圣的人的神態言談；他們來自不同階層和行業,各人所講的故事或雅或俗,揭示了多方面的社會現實。
二文藝復興時期
英國文藝復興時期最杰出的作家是威廉·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 1564-1616），他的全部作品包括兩首長詩，154首十四行詩和38部（一說39部）戲劇。
莎士比亞的主要劇作有喜劇《仲夏夜之夢》（A Midsummer Night's Dream）、《威尼斯商人》（The Merchant of Venice），悲劇《羅密歐與朱麗葉》（Romeo and Juliet）、《哈姆萊特》（Hamlet）、《奧賽羅》（Othello）、《李爾王》（King Lear）、《麥克白》（Macbeth），歷史劇《亨利四世》（Henry IV），傳奇劇《暴風雨》（The Tempest）等。
莎士比亞塑造了性格鮮明的人物形象，展現了封建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交替時期波瀾壯闊的歷史畫面，宣揚了人文主義和個性解放。
他的劇作思想內容深刻，藝術表現手法精湛，歷經幾個世紀，長演不衰。
莎士比亞是語言大師，他嫻熟地運用英語，將英語的豐富表現力推向極致。
與莎士比亞同時或稍后還有一批劇作家在進行創作，本·瓊森（Ben Johnson， 1572-1637）是其中最主要的作家，莎士比亞曾在他的喜劇《人人高興》（Every Man in His Humor）中扮演角色。
瓊森的諷刺喜劇《狐貍》（Volpone）、《練金術士》（The Alchemist）揭露了當時社會人們追逐金錢的風氣，喜劇性很強。
三、17世紀文學
1603年伊麗莎白女王去世后，英國國王與議會矛盾日趨激烈，政局動蕩。
1649年1月國王查理一世被送上斷頭臺，同年5月，英國宣布為共和國。
約翰·彌爾頓（John Milton， 1608-1674）積極投入資產階級革命，曾任共和國政府拉丁秘書，寫了不少文章捍衛共和國。
1660年，查理二世回國復辟，彌爾頓一度被捕入獄，在朋友幫助下才得免一死，獲釋回家。
在雙目失明的狀態下，他完成了長詩《失樂園》（Paradise Lost）和《復樂園》（Paradise Regained）、詩劇《力士參孫》（Samson Agonistes）。
這些作品反映了王政復辟后彌爾頓內心的痛苦以及對資產階級革命始終不渝的態度，文體雄偉莊嚴。
17世紀英國詩歌另外的一支是玄學派詩歌，代表詩人有約翰·鄧恩（John Donne， 1572-1631）和安德魯·馬韋爾（Andrew Marvell， 1621-1678）。
玄學派詩歌的特點是采用奇特的意象和別具匠心的比喻，揉細膩的感情與深邃的思辯于一體。
玄學派詩歌在18和19世紀一直為世人所忽視，直到20世紀初，才從歷史的塵封中重見天日，對現代主義詩風產生很大影響。
王政復辟時期最受人歡迎的作家是約翰·班揚（John Bunyan， 1628-1688），他的《天路歷程》（The Pilgrim's Progress）采用夢幻的形式講述宗教寓言，但揭開夢幻的面紗，展現在讀者面前的是17世紀英國社會的一幅現實主義圖景。
查理二世復辟后，被清教徒關閉的劇院重新開放，英國戲劇獲得新生。
這一時期出現的風俗喜劇是當時戲劇的最高成就，威廉·康格里夫（William Congreve， 1670-1729）的《以愛還愛》（Love for Love）、《如此世道》（The Way of the World）等劇作是風俗喜劇的代表作品。
17世紀下半葉，約翰·德萊頓（John Dryden， 1631-1700）馳騁文壇，集桂冠詩人、散文家、劇作家于一身。
德萊頓關于戲劇創作和舞臺藝術的論述構成英國戲劇史上第一組有分量的戲劇評論，他那簡潔明朗的散文文體影響了18世紀許多作家的文風。
四、啟蒙時期文學（17世紀后期-18世紀中期）
1688年的"光榮革命"推翻復辟王朝，確定了君主立憲制，建立起資產階級和新貴族領導的政權，英國從此進入一個相對安定的發展時期。
18世紀初，新古典主義成為時尚。
新古典主義推崇理性，強調明晰、對稱、節制、優雅，追求藝術形式的完美與和諧。
亞歷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 1688-1744）是新古典主義詩歌的代表，他模仿羅馬詩人，詩風精巧雋俏，內容以說教與諷刺為主，形式多用英雄雙韻體，但缺乏深厚感情。
18世紀英國散文出現繁榮，散文風格基本建立在新古典主義美學原則之上。
理查德·斯梯爾（Richard Steele， 1672-1729）與約瑟夫·艾迪生（Joseph Addison， 1672-1719）創辦《閑談者》（Tatler）與《觀察者》（Spectator）刊物，發表了許多以當時社會風俗、日常生活、文學趣味等為題材的文章，他們清新秀雅、輕捷流暢的文體成為后人模仿的典范。
喬納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 1667-1745）是英國文學史上最偉大的諷刺散文作家，他的文風純樸平易而有力。
斯威夫特的杰作《格列佛游記》（Gulliver's Travels）是一部極具魅力的兒童故事，同時包含著深刻的思想內容。
作者通過對小人國、大人國、飛島國、慧馬國等虛構國度的描寫，以理性為尺度，極其尖銳地諷刺和抨擊了英國社會各領域的黑暗和罪惡。
塞繆爾·約翰遜（Samuel Johnson， 1709-1784）是18世紀英國人文主義文學批評的巨擘，《莎士比亞戲劇集序言》（The Preface to Shakespeare）和《詩人傳》（Lives of the Poets）是他對文學批評作出的突出貢獻。
他從常識出發，在某些方面突破了新古典主義的框框，不乏真知灼見。
約翰遜的散文風格自成一家，集拉丁散文的典雅、氣勢與英語散文的雄健、樸素于一體。
約翰遜在英語詞典編纂史上占有獨特地位，他克服重重困難，一人獨自編纂《英語詞典》（A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歷時七年得以完成，這是英語史上第一部也是隨后一百年間英國唯一的標準辭書。
約翰遜青史留名，也得益于詹姆斯·鮑斯韋爾（James Boswell， 1740-1795）為他寫的傳記《約翰遜傳》（The Life of Samuel Johson），該書逼真地再現了約翰遜的神態容貌及人格力量，標志著現代傳記的開端。
18世紀被稱為"散文世紀"的另一個原因是小說的興起。
丹尼爾·笛福（Daniel Defoe， 1660-1731）的《魯濱遜漂流記》（Robinson Crusoe）采用寫實的手法，描寫主人公在孤島上的生活，塑造了一個資產階級開拓者和殖民主義者形象，具有時代精神。
這部小說被認為是現實主義小說的創始之作，為笛福贏得"英國小說之父"的稱號。
笛福的另一部長篇小說《摩爾·弗蘭德斯》（Moll Flanders）敘述女主人公摩爾在英國因生活所迫淪為娼妓和小偷的經歷。
現實主義小說在亨利·菲爾丁（Henry Fielding， 1707-1754）的筆下得到進一步發展。
他的《湯姆·瓊斯》（Tom Jones）故事在鄉村、路途及倫敦三個不同背景下展開，向讀者展現了當時英國社會風貌的全景圖。
小說以代表自然本性的湯姆與代表理智、智慧的索菲婭終成眷屬結尾，表達了感情要受理性節制的思想。
全書共十八卷，每卷都以作者對小說藝術的討論開始，表現出菲爾丁對小說創作的一種理論上的自覺意識。
與菲爾丁同時代的塞繆爾 ·理查遜（Samuel Richardson， 1689-1761）采用書信體創作了《帕米拉》（Pamela）、《克拉麗莎》（Clarissa Harlowe）。
他將視角投入年輕女主人公的內心深處，心理刻畫淋漓盡致，令讀者潸然淚下。
托比亞斯·斯摩萊特（Tobias Smollett， 1721-1771）是18世紀中葉頗具特色的小說家。
他的《藍登傳》（The Adventures of Roderick Random）繼承歐洲流浪漢小說傳統，布局松散，是一連串發展迅速、好惡交替、變化急劇的冒險經歷的組合。
勞倫斯·斯特恩（Lawrence Sterne， 1713-1768）的《項狄傳》（The Life and Opinions of Tristram Shandy）打破傳統小說敘述模式，寫法奇特。
小說各章長短不一，有的甚至是空白。
書中充滿長篇議論和插話，并出現樂譜、星號、省略號等。
斯特恩對小說形式的實驗引起20世紀俄國形式主義批評家的注意，《項狄傳》被認為是"世界文學中最典型的小說".評論家指出20世紀小說中的意識流手法可以追溯到這部奇異的小說。
18世紀中葉，英國發生了工業革命。
許多作家對資本主義工業化發展給大自然和農村傳統生活方式帶來的破壞發出悲哀的感嘆，以大自然和情感為主題的感傷主義作品一度流行。
奧利弗·哥爾德斯密斯（Oliver Goldsmith， 1730-1774）的長詩《荒村》（The Deserted Village）是感傷主義詩歌的杰作。
他的《世界公民》（The Citizen of the World）原名為《中國人信札》（Chinese Letters），虛構了一個在倫敦游歷的中國河南人李安濟（Lien Chi Altangi），把他在倫敦的所見所聞寫成書信寄回北京禮部官員，以中國人的眼光對英國的政治、司法、宗教、道德、社會風尚進行批評。
詹姆斯·湯姆遜（James Thomson， 1700-1748）的《四季歌》（The Seasons）、威廉·柯林斯（William Collins， 1721-1759）的《黃昏頌》（Ode to Evening）、托馬斯·格雷（Thomas Gray， 1716-1771）的《墓園哀歌》（Elegy Written in a Country Churchyard）表達詩人對時代紛亂狀態的厭惡和對"自然簡樸安排"的向往，吐露了他們的內心感受。
英國詩歌開始逐漸擺脫新古典主義的束縛，理性的優勢地位為感情或感受所代替。
五、浪漫主義時期文學（1798-1832）
18世紀末、19世紀初，英國詩風大變。
蘇格蘭農民詩人羅伯特·彭斯（Robert Burns， 1759-1796）給英國詩壇帶來一股新鮮的氣息。
他的抒情詩自然生動、感情真摯，諷刺詩尖銳鋒利、妙趣橫生。
威廉·布萊克（William Blake， 1757-1827）是版畫家兼詩人，想象奇特，極富個性。
他的短詩意象鮮明，語言清新，后期的長詩內容比較晦澀。
他在詩歌中建立起自己一套獨特的神話體系，具有神秘主義色彩。
布萊克的革命性、獨創性和復雜性使他成為浪漫主義詩歌的先驅。
1798年，威廉·華茲華斯（William Wordsworth， 1770-1850）與塞繆爾·泰勒·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 1772-1834）合作出版了一本小詩集《抒情歌謠集》（Lyrical Ballads），其中大部分詩歌出自華茲華斯之手，用簡樸的語言描寫簡樸的生活。
《抒情歌謠集》的問世標志著英國浪漫主義文學的真正崛起。
華茲華斯在1802年詩集再版時寫的序中對詩歌作出了著名定義："好詩是強烈感情的自然流溢".浪漫主義是對新古典主義的反撥：詩歌內容不再是對現實的反映或道德說教，而是詩人內心涌出的真實感情；詩歌語言不是模仿經典作家去追求高雅精致，而是要貼近普通人的日常用語。
浪漫主義詩人崇尚自然，主張返樸歸真。
浪漫主義是一個比較籠統的概念，每個詩人各有其特征。
同樣是"湖畔派"詩人，華茲華斯將大自然視為靈感的源泉，自然美景能給人力量和愉悅，具有療效作用，使人的心靈凈化和升華，柯勒律治則賦予自然神奇色彩，擅長描繪瑰麗的超自然幻景。
喬治·戈登·拜倫（George Gordon Byron， 1788-1824）和波西·比希·雪萊（Percy Bysshe Shelley， 1792-1822）屬于革命詩人，但拜倫自我表現意識強烈，而雪萊深受柏拉圖哲學影響，憧憬美麗的理想和理念。
約翰·濟慈（John Keats， 1795-1821）一生追求美，是創造藝術美的天才詩人。
19世紀20年代初，濟慈、雪萊和拜倫相繼英年早逝，英國浪漫主義詩歌由強轉弱，風勢漸衰。
六、現實主義時期文學（19世紀30年代-1918）
1837年維多利亞女王（Queen Victoria， 1819-1901）登基。
在她統治時期，英國一度取得世界貿易和工業的壟斷地位，科學、文化、藝術出現繁榮的局面。
維多利亞時代英國詩歌表現出與浪漫主義截然不同的詩風，詩人們不再沉湎于主觀感情的發泄，而是注重形式的典雅，對詩藝精益求精。
羅伯特·布朗寧（Robert Browning， 1812-1889）早年從事過戲劇創作，后來專門寫戲劇獨白。
戲劇獨白是一種通過主人公的自白或議論來抒發情感的無韻體詩。
在《皮帕走過了》（Pippa Passes）、《指環與書》（The Ring and the Book）等作品中，詩人帶上"面具"，進入戲劇人物內心世界，以其口吻娓娓而談，語言極為生動，說話者躍然紙上。
阿爾弗雷德·丁尼生（Alfred Tennyson， 1809-1892）在他漫長的藝術生涯中創作了大量的抒情詩、哲理詩和敘事詩，詩風凝重、典雅。
丁尼生的劍橋摯友哈勒姆溺水而死，對他詩歌創作產生深遠影響。
詩人在挽詩《悼念》（In Memoriam A. H. H）中表達了真切的傷感和悲痛，同時反映了對生活本質和人類命運的思索和憂慮，成為時代的心聲。
19世紀中葉，英國經濟發展迅速，物質豐富，國力昌盛。
但是資本主義制度所引起的各種社會矛盾十分尖銳，社會主義思潮開始流行，作為西方文明基石的基督教受到科學思想的挑戰，日益衰微，在繁榮景象的背后潛伏著焦慮不安的暗流。
馬修·阿諾德（Matthew Arnold， 1822-1888）敏銳地捕捉到時代的脈搏，在《寫于雄偉的卡爾特寺院的詩章》（Stanzas from the Grande Chartreuse）中揭示了人們的處境："彷徨在兩個世界之間，一個已經死去，另一個無力誕生。
"阿諾德是19世紀英國人文主義文學批評的杰出代表，他有關文學與文化的論述對后世影響很大。
七、現代主義文學時期（1918-1945）
20世紀初，本涅特、威爾斯、高爾斯華綏堅持維多利亞時代的現實主義傳統進行創作，用寫實的方法記載社會轉型時期資產階級社會和家庭發生的變化。
但他們很快就受到來自現代主義文學的挑戰。
按照弗吉妮亞·伍爾芙（Virginia Woolf， 1882-1941）的說法，1910年是英國小說從傳統現實主義到現代主義變化的重要年份。
第一次世界大戰無疑加速了這一變化。
戰爭中，大批無辜青年充當炮灰，白白喪生。
一戰之后，不少英國人對文藝復興以來人文主義有關人性、人類前途的基本觀念乃至基督教文化傳統的信念發生了動搖。
社會思想觀念的深刻變革，促使現代主義文學蓬勃發展，英國小說也面目一新。
D.H.勞倫斯（D. H. Lawrence）是煤礦工人的兒子，他將視線投向兩性關系，對西方文明的缺陷進行反思。
《查特萊夫人的情人》（Lady Chatterley's Lover）曾因為大膽的**描寫而在英美兩國被查禁。
他的《兒子與情人》（Sons and Lovers）、《虹》（The Rainbow）、《戀愛中的女人》（Women in Love）等小說將社會批評與性心理探索巧妙結合起來，猛烈抨擊資本主義工業文明。
作為對現實主義文學的反撥，現代主義文學追求心理真實，注重直接觀察人物的心理活動，直接體驗人物的內心感受，在內心世界這面鏡子上折射出豐富多彩的外部現實。
出生于書香世家的伍爾芙的突出成就是意識流小說。
她的《達羅衛夫人》（Mrs. Dalloway）和《到燈塔去》（To the Lighthouse）等作品突破傳統的時空觀，將意識流手法運用得出神入化，還體現出女作家對于女性存在的歷史及現狀的獨特反思。
來自愛爾蘭的詹姆斯·喬伊斯（James Joyce， 1882-1941）被認為是繼莎士比亞后英語文學史上最偉大的作家，他的曠世之作《尤利西斯》（Ulysses）給英國傳統小說帶來一場革命。
《尤利西斯》情節簡單，主要記載迪達勒斯、布盧姆和布盧姆的妻子莫莉三個人物的日常瑣事。
小說實際上只寫了愛爾蘭首府都柏林一天里的事情。
這一天是1904年6月16日，喬伊斯與他未來的妻子娜拉曾在這一天首次幽會，除此以外，它是都柏林歷史上最普通不過的一個日子。
喬伊斯在小說中力圖展現的是生活的本質和對人的精神世界的探索，《尤利西斯》因此被有的評論家譽為表現了西方"現代社會的全部生活和全部歷史".《尤利西斯》的成功在于意識流描寫表面上紛紛揚揚，漫無邊際，實際上結構齊整，周密嚴謹。
八、當代文學（1945- ）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英國從多年的戰時狀態轉入和平時期，但國力已嚴重削弱，對現實的憂慮和不滿浮現在戰后初期的英國小說中。
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 1903-1950）的政治寓言小說《動物農場》（Animal Farm）和《一九八四年》（Nineteen Eighty Four）表現出強烈的社會責任心和對極權主義威脅的憂慮，獨樹一幟。
戈爾丁（William Golding， 1911-1993）于1954年發表《蠅王》（Lord of the Flies），深入探討人性的善惡，使他一舉成名。
在歷經兩次世界大戰之后，戈爾丁對人性惡的描寫無疑具有強烈的時代感和深刻性。
50年代還涌現出一批具有現實主義傾向的新作家。
金斯利·艾米斯（Kingsley Amis， 1922- ）和約翰·韋恩（John Wain， 1925-1994）等人被稱為"憤怒的青年"，因為他們在小說中抒發了對英國社會等級森嚴、貧富不均現狀的憤怒和不滿。
金斯利·艾米斯在《幸運兒吉姆》（Lucky Jim）中編織的"不幸者意想不到地得到幸運"的情節深受讀者的喜愛，是"憤怒的青年"一派的代表作。
"憤怒的青年"的特點在于表現新的內容，而不是創造新的文學形式，他們在藝術上并沒有突破。
英國文壇直到60年代實驗主義小說的出現，才讓人們看到藝術創新的方向。
與歐洲大陸和美國相比，英國實驗主義小說姍姍來遲，并且和現實主義傳統交相融合。
約翰·福爾斯（John Fowles， 1926- ）是實驗主義作家的杰出代表，他的長篇小說《法國中尉的女人》（The French Lieutenant's Woman）于1969年問世。
這是他在技巧革新和觀念表達方面最成功的小說。
福爾斯為故事提供了三種不同的結局，并運用了許多實驗性因素，包括戲仿、元小說和小說敘述角度的變換及其對讀者的開放性。
戰后英國文壇一個令人矚目的現象是婦女作家的崛起，她們的創作不僅有從女性視角去表現當代婦女在男權社會所受的壓抑以及女性自我意識的覺醒一面，還有回避女性自我意識，以非性別化的作家身份去觀察世界、表現生活一面。
多麗絲·萊辛（Doris Lessing， 1919- ）是戰后英國最杰出的婦女作家，她的小說帶有強烈的現實主義傾向和鮮明的時代特色，立足于人和社會，反思當代政治和文化思潮，并從不同的角度反映人和社會的真實狀況。
穆麗爾·斯帕克（Muriel Spark， 1918- ）是一個信奉天主教的作家，她以獨特的方式表達她對現代罪人的關切。
另一位女作家艾麗絲·默多克（Iris Murdoch，1919-1999）曾在牛津大學講授哲學，是一位在哲學上有很深造詣的小說家。
她的小說以各種方式探討自由、責任、愛的意義，帶有很強的哲理性。
《在網下》（Under the Net）、《沙堡》（The Sandcastle）、《鐘》（The Bell）等小說將深邃的哲學理念、冷靜的道德探索和獨特的敘述方法結合起來，作者對人類生存狀況的思索，給人以啟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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