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閱文章網
《舊制度與大革命》所描述的法國與當今中國有什么異同
《舊制度與大革命》讀后感（一）
《舊制度與大革命》是20世紀90年代被翻譯到中國的托克維爾經典之作，筆者近日走馬觀花地讀過這本書，囿于水平和視野，淺談讀書體會。
阿歷克西？德？托克維爾（1805—1859），法國歷史學家、社會學家。托克維爾一生經歷豐富，歷經第一帝國、復辟王朝、七月王朝、第二共和國和第二帝國五個時期，并且有著多年的從政經驗，這使他具備了很強的觀察能力、分析能力、表達能力。從1851年起即開始著手對法國大革命的研究，到1856年本書出版，共耗時5年時間，期間查閱了大量檔案、文書等一手資料，使得本書更具客觀性、系統性、科學性、嚴謹性。主要代表作有《論美國的民主》、《舊制度與大革命》。他曾預測：美國北方和南方將來可能發生戰爭；當時尚屬于墨西哥的得克薩斯，將來必被美國吞并；美俄兩國將要統治全球的預測。因為這些預測，二戰后世界范圍內掀起研究托克維爾的熱潮。
這本書告訴我們，法國大革命的由來：精神自由的被毀以及政治自由民主的缺失。我們應該覺醒的：人人生而平等，是現代民主的基石。精神自由、司法獨立，這兩點使得法國最終戰勝了自己的諸多弊端，重新成為西方民主國家的一個典范。
托克維爾在這本書采用的是類似年鑒學派的“問題史學”方法。他重視各國間的比較，指出“誰要是只研究和考察法國，誰就永遠無法理解法國革命”，正是通過對其他國家的考察，托克維爾認識到法國革命的獨特原因以及它在全歐洲的影響。他還重視通過辯證法來分析法國革命，一方面他強調民族特征、舊制度傳統對革命興起以及革命后政治制度構建的巨大影響，另一方面又特別重視偶然因素，如路易十六時期的改革加速了法國社會矛盾的激化。托克維爾認為“即使沒有革命，革命所作的一切也會產生”。 另外，托克維爾還使用了階級分析法，正如他所說的，“人們會拿但個人的例子來反駁我；我談的是階級，唯有階級才應占據歷史”，
托克維爾本書中還提出一個最為吊詭（悖論）的問題：“何以減輕人民的負擔反而激怒了人民？筆者從書中找到的答案如下：
一是政府有法不依或者朝令夕改，造成百姓的恐慌。國王宣布說：“勞動權是一切財產中最神圣的財產；一切有損于勞動權的法律均違背自然權利，均當被視為無效的法律”。幾個月后，損害勞動者的行會和勞役制度又重新恢復。這種對苦難的敘述使人民激憤起來，在人民內心深處燃起貪欲、嫉妒和仇恨。
二是人們利益需求單一趨同，人們變得日益相似。正是由于專制權力的加強，人們逐漸喪失了精神的自由，甚至人身的自由，人與人之間變得互不來往，社會誠信缺失，不同階級之間乃至同一階級內部都不會相互協作。而正是這種自由的喪失，使得舊制度變得難以維持，因為它只會加劇社會的分裂，而難以促進社會的進步。也就是中國古語所云：所有的人都站在一邊，船就會翻。
三是社會兩極分化嚴重。農民雖然脫離貴族地主階級的束縛但是而政府為了獲得財政收入只得將注意力集中到農民身上，于是作為最窮且享受公共福利最少的群體，卻不得不承受最沉重的負擔，這必然激起了他們的強烈不滿。對于繁榮何以加速革命的到來，其實孔子早有判斷，他說“民不患寡而患不均”。 “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社會繁榮未必保證社會不會動蕩，還可以從唐朝安史之亂中得到印證。安史之亂前，唐代經濟繁榮到了頂峰，國家倉庫和農戶家中存有大量糧食，而這不妨礙動蕩和拐點的到來。
四是社會士族對基層百姓的刺激。法國大革命前的一個奇特現象是，政府官員——就是那些特權者，喜歡當著人民的面高聲議論那些折磨人民的殘酷的、不公正的行為；他們相互揭發政府機構駭人聽聞的種種罪惡。他們用動聽的辭令描繪人民的苦難和報酬低劣的勞動，他們試圖這樣來解救人民，結果使人民怒氣沖天！官員們似乎有意刺激群情，而不是滿足人民的需求。人們對未來看不到希望。
舊制度與大革命對當代中國改革事業的啟示
由于一位國家領導人的推薦，法國人托克維爾寫于一個半世紀以前的《舊制度與大革命》幾乎在一夜之間變得盡人皆知，成了一本超級暢銷書，市面上一下子涌現出十多個新版本，有珍藏版、插圖版，還有所謂政務版，此外還有《為什么要讀〈舊制度與大革命〉》之類的導讀類圖書。
《舊制度與大革命》當然是一本名著，但如此這般的一夜爆紅依然是一樁意外事件，也頗耐人尋味。《舊制度與大革命》這本老書，今天讀它有何意義？北京大學歷史系高毅教授就這此問題曾有過一次談話，現刊發于此，以饗讀者。
——編者 1 從碩士階段起我就跟張芝聯先生做法國革命史研究，一直做到博士畢業。我為什么關注法國大革命這個題目呢？主要是因為我經歷過“**”，看到過當時發生的那些事，讀法國革命史有似曾相識之感，尤其是法國革命中也發生過文化革命，也有過紅色恐怖等等，我覺得這個很有意思，覺得研究法國革命史可能有助于認識我們的現實生活。
法國革命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在世界歷史上開創了一個民主化的新時代。實際上法國革命直到現在還沒有結束，還在進行，為什么？因為法國革命的目標是要在全球實現政治民主化，只要這個目標沒有達到，法國革命就沒有結束。
法國革命里面有許多值得研究的東西，歷史學、社會學、政治學、法學的許多課題都是從法國革命當中萌生的，現代性、現代文明的許多問題也都可以到法國革命當中去追根溯源。法國革命還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重要來源，可以說是馬克思主義的第四個來源。
《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非常經典。它出版于1856年，在這之前已經有過一些法國革命史的著作出版，但托克維爾另辟蹊徑，他不做編年史敘述，而是把歷史本身和歷史哲學結合起來，把思想和歷史結合起來，做了這么一個研究，這在當時是一個重大創新。
這本書的學術意義非常重大，全世界相關領域里的學者都非常關注它，尤其在歐美。但這本書介紹到中國是非常晚的事情了，還是在改革開放以后。
這大概和改革開放前極左思潮盛行有關。前蘇聯史學界就批評托克維爾太右，舊貴族習氣太重，他的確也是個反對社會主義的自由主義者。
就像我的導師張芝聯先生在序言里所說的，這本書出版一百三十五年后才傳到中國，真是委屈了這本經典著作。 最近這本書又引起了人們的關注，很暢銷。
但是也有人反映說這本書讀起來比較枯燥，不大容易讀懂。的確，這本書學術性很強，對于那些不是專門研究法國革命史的讀者來說，理解起來可能真有點麻煩，所以專業學者有必要做一些導讀性的工作。
為什么人們現在特別關注這本書？有人說這本書特別像在說中國的事情。說實話，我最初讀到這本書的時候，也很興奮，覺得這本書怎么這么貼近我們的現實。
最近我還參加過一個討論會，一個關于革命問題的討論會，發現社會上流行著一種焦慮，感到當下中國將走向何處、若干年后將會發生什么，很不確定。所以國人今天對這本書的熱讀，并非偶然，反映了現實社會生活的某種需要。
作為學者，我在這里只能著重從歷史學、政治學的角度來對這本書做一個初淺的介紹，但愿這種談論也能為人們對它的解讀提供一些有益的啟示。 2 托克維爾名氣很大，但寫的書不多，現在看來最重要的也就是三部。
第一部是《論美國的民主》（上下卷），1840年出版。然后是《1848年革命回憶錄》，1848年革命后不久即寫就，但直到1893年才出版，那時他都去世34年了。
為什么當時不能出版？因為他在書里罵了一些人，當時政壇上的一些名人，革命失敗了，他覺得這些人有責任。托克維爾其實是個性情中人，情急之下難免要罵人，所以當時不好出版。
他的第三部重要著作就是《舊制度與大革命》，直接研究法國大革命的一部著作。 托克維爾終生關注的是法國的問題，當然他也有超出國界的那種世界主義的關懷，但他首先是個愛國者，非常熱愛自己的祖國，總在思考法國的問題。
但他覺得光研究法國不行，必須要和其他的國家做比較，主要應和美國、英國和德國作比較。但是無論研究什么，都有一個中心問題意識貫穿在他的思維和作品當中，這就是“如何在政治民主化的現代社會當中保障個人的自由權利”。
托克維爾是一個非常堅定的自由主義者。他是貴族出身，因此對個人的獨立自由特別關注、特別熱愛。
但是他也不反對民主，而且對民主持相當肯定的態度，因為他很早就敏銳地認識到民主是時代大潮，而且民主的確也比封建時代那種不民主、不平等的情況更好、更符合人性一些，走向民主是一種進步。但是走向民主也有一個問題，就是民主社會人人平等，這會讓個人的自由陷入危險。
他從法國大革命中第一次深切地感到了這種危險。他發現，在美國，民主和個人自由好像也有矛盾，但這個矛盾獲得了較好的解決，所以他就先去研究美國了。
《論美國的民主》指出，美國在建設民主社會方面相當成功，自由與平等在美國得到了很好的協調，個人自由因而得到了比較有效的保障。但是他也感到新大陸這個經驗要在舊大陸推行可能會非常困難。
他回國以后親歷了1848年歐洲革命，這場革命主要就是要推進歐洲社會的民主化，解決。
張千帆：革命是如何發生的——重讀《舊制度與大革命》有感
這確實是本好書，不過多數人的關注似乎有點片面，其中不乏明顯的誤讀。
最后的結果是普遍關注了領導希望我們關注的話題–改革搞不好會引發革命，托克維爾也儼然成了"改革是找死"的最早倡導人。當然，這個論斷確實是這本書最早提出的，但這遠不是他想要說的全部。
托克維爾所要論證的終極命題其實很簡單：革命歸根結底是集權專制造成的。這個命題的梗概可以用三句話論證完畢–真正的共和民主至多只有個別騷亂，而不會出現大規模暴動。
《舊制度與大革命》只是微言春秋大義，用大革命之前的法國歷史相當細致地論證了這個看似常識的命題。 然而，國內讀者卻似乎對這個基本主題采取選擇性"失明"，無論官員還是學者都在回避這一點。
其實，當代中國普遍恐懼的并不是法國意義上的"革命"，而是不需要什么思想理論支持的大規模暴動。不過鑒于當時法國和當代中國社會在某些方面的可比性，《舊制度與大革命》確實對中國改革有相當重要的啟示。
我讀這本書還是二十年前，自己做學生的時候；現在重新翻開這本經典，感覺中國近二十年的變化似乎驗證了書中的某些論斷，并對其遠見與洞見產生了新的感悟。對于改革與革命又成為時尚話題的中國當下，系統梳理這本書的論證并還其本來面目，或許仍有獨到的現實價值。
一、期望值革命 先回到我們一直津津樂道的話題：法國革命爆發的時間點遠不是法國歷史上最糟糕的時期，而正是在改革進行得有板有眼的時候。當人民窮得揭不開鍋，他們首先想到的是去哪里要飯，而不是冒著殺頭的危險鬧革命，甚至可能餓得根本沒有力氣造反。
看看北朝鮮，就知道所謂"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的說法純粹是想當然，現實往往恰好相反–在專制集權登峰造極的時候，很可能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沒有反抗；壓迫越深，反抗能力越小。只是在專制松動的時候，人民有了一定的自由度，溫飽也基本解決，才會有閑情逸致感受到自己周圍的不公，也才敢于表達自己的不滿。
你的不滿和我的不滿相互激蕩，才會產生群情激昂的革命情緒；不僅人民的追求目標隨著生活改善水漲船高，而且人民確實看到了實現目標的希望，才會一腳踢開一個在他們看來改良步伐邁得不夠快的政權。 總之，1789年發生在法國的大革命是政府改良未能滿足人民的期望值而發生的。
作為世界上最早的"期望值革命"，法國革命不像中國歷史上的陳勝、吳廣那樣，因為要吃飯才揭竿而起，也不像劉邦那樣面臨瀆職死罪，走投無路才舉起滅秦大旗。法國革命的時候既沒有饑荒，也沒有暴政，政治專制在不斷弱化。
路易十六有點像光緒，是一個溫和而進取的"明君"，但革命恰恰在他任內發生了。中國維新失敗了，最終導致革命，其間也隔了13年；法國沒有慈禧，保守勢力似乎相當分散，開明君主推行的改革進行得相當順暢，但是革命不僅照樣發生，似乎還來得更快。
托克維爾把這個道理解釋得很精辟： 正是在法國改良最成功的地方，大眾的不滿情緒最高漲。這看上去好像不合邏輯，但是歷史上卻充滿此類似是而非。
革命并不總是在事情變得更糟糕的時候發生。恰好相反，往往在人民長期仍受專制壓迫卻不能抗議，而突然發生政府放松高壓的時候，人民會揭竿而起。
因此，革命所推翻的社會秩序幾乎總是比此前的更好……人民之所以耐心忍受如此之久，是因為社會看起來不可救藥；一次苦難看起來忍無可忍，是因為人們覺得有可能消除之……人民遭罪更少，但是他們的感覺加劇了。在其登峰造極的時候，封建統治激發的憎恨還不如在其行將滅亡的前夜更多。
和路易十四徹頭徹尾的專制獨裁相比，路易十六一點芝麻綠豆的任意濫權會產生更多的憤怒。[1] 在這里，托克維爾呈現的是法國革命的發生心理學。
如果說馬克思是標準的現實主義（realistic）學派，那么托克維爾和韋伯都應該屬于理想主義（idealistic）陣營。當然，這樣說并不準確，也容易引起誤解。
這當然不是說托克維爾和韋伯本人有什么理想，或認為理想在價值觀意義上很重要，而是說他們都重視理念、信仰、價值觀或意識形態的社會作用，反對經濟或物質決定論。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和《中國的宗教》是這方面的杰作，[2]旨在論證社會進步的因果律不是經濟基礎決定信仰、制度、習俗等"上層建筑"，或后者僅對前者發生微弱的"反作用"，而是恰好相反–信仰與制度決定了特定社會是否可能發生現代工業文明。
在這個意義上，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都屬于實證學派，只是對決定社會過程的主要動力變量定位不同。 就和笛卡爾革命將哲學持續引向唯心主義一樣，托克維爾對法國革命的分析也獨辟蹊徑，開啟了政治與社會心理分析學派。
沒有人否認，人是主要受利益驅動的理性動物，但看似"客觀"的利益是通過人的認知才發揮作用的，而認知帶有一定的個體性和主觀性，并受制于特定社會的歷史情境之影響。所謂"外因通過內因起作用"，利益只是外因，人所識別的利益及其產生的心理反應才是驅動行為的內因。
在這一點上，心理分析學說確實比一般的現實主義更為精細，對于中國當代改革的警示遠也比"中等收入陷阱"、"經濟增長拐點"等語焉不詳的經。
《舊制度與大革命》所描述的法國與當今中國有什么異同
《舊制度與大革命》讀后感（一）《舊制度與大革命》是20世紀90年代被翻譯到中國的托克維爾經典之作，筆者近日走馬觀花地讀過這本書，囿于水平和視野，淺談讀書體會。
阿歷克西？德？托克維爾（1805—1859），法國歷史學家、社會學家。托克維爾一生經歷豐富，歷經第一帝國、復辟王朝、七月王朝、第二共和國和第二帝國五個時期，并且有著多年的從政經驗，這使他具備了很強的觀察能力、分析能力、表達能力。
從1851年起即開始著手對法國大革命的研究，到1856年本書出版，共耗時5年時間，期間查閱了大量檔案、文書等一手資料，使得本書更具客觀性、系統性、科學性、嚴謹性。主要代表作有《論美國的民主》、《舊制度與大革命》。
他曾預測：美國北方和南方將來可能發生戰爭；當時尚屬于墨西哥的得克薩斯，將來必被美國吞并；美俄兩國將要統治全球的預測。因為這些預測，二戰后世界范圍內掀起研究托克維爾的熱潮。
這本書告訴我們，法國大革命的由來：精神自由的被毀以及政治自由民主的缺失。我們應該覺醒的：人人生而平等，是現代民主的基石。
精神自由、司法獨立，這兩點使得法國最終戰勝了自己的諸多弊端，重新成為西方民主國家的一個典范。托克維爾在這本書采用的是類似年鑒學派的“問題史學”方法。
他重視各國間的比較，指出“誰要是只研究和考察法國，誰就永遠無法理解法國革命”，正是通過對其他國家的考察，托克維爾認識到法國革命的獨特原因以及它在全歐洲的影響。他還重視通過辯證法來分析法國革命，一方面他強調民族特征、舊制度傳統對革命興起以及革命后政治制度構建的巨大影響，另一方面又特別重視偶然因素，如路易十六時期的改革加速了法國社會矛盾的激化。
托克維爾認為“即使沒有革命，革命所作的一切也會產生”。 另外，托克維爾還使用了階級分析法，正如他所說的，“人們會拿但個人的例子來反駁我；我談的是階級，唯有階級才應占據歷史”，托克維爾本書中還提出一個最為吊詭（悖論）的問題：“何以減輕人民的負擔反而激怒了人民？筆者從書中找到的答案如下：一是政府有法不依或者朝令夕改，造成百姓的恐慌。
國王宣布說：“勞動權是一切財產中最神圣的財產；一切有損于勞動權的法律均違背自然權利，均當被視為無效的法律”。幾個月后，損害勞動者的行會和勞役制度又重新恢復。
這種對苦難的敘述使人民激憤起來，在人民內心深處燃起貪欲、嫉妒和仇恨。二是人們利益需求單一趨同，人們變得日益相似。
正是由于專制權力的加強，人們逐漸喪失了精神的自由，甚至人身的自由，人與人之間變得互不來往，社會誠信缺失，不同階級之間乃至同一階級內部都不會相互協作。而正是這種自由的喪失，使得舊制度變得難以維持，因為它只會加劇社會的分裂，而難以促進社會的進步。
也就是中國古語所云：所有的人都站在一邊，船就會翻。三是社會兩極分化嚴重。
農民雖然脫離貴族地主階級的束縛但是而政府為了獲得財政收入只得將注意力集中到農民身上，于是作為最窮且享受公共福利最少的群體，卻不得不承受最沉重的負擔，這必然激起了他們的強烈不滿。對于繁榮何以加速革命的到來，其實孔子早有判斷，他說“民不患寡而患不均”。
“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社會繁榮未必保證社會不會動蕩，還可以從唐朝安史之亂中得到印證。
安史之亂前，唐代經濟繁榮到了頂峰，國家倉庫和農戶家中存有大量糧食，而這不妨礙動蕩和拐點的到來。四是社會士族對基層百姓的刺激。
法國大革命前的一個奇特現象是，政府官員——就是那些特權者，喜歡當著人民的面高聲議論那些折磨人民的殘酷的、不公正的行為；他們相互揭發政府機構駭人聽聞的種種罪惡。他們用動聽的辭令描繪人民的苦難和報酬低劣的勞動，他們試圖這樣來解救人民，結果使人民怒氣沖天！官員們似乎有意刺激群情，而不是滿足人民的需求。
人們對未來看不到希望。
轉載請注明出處華閱文章網 » 舊制度與大革命點的經典詞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