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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衛為什么要刺殺攝政王
●●●青年汪精衛刺殺攝政王之謎●●● 一個人一生，如果有一件事能被后世記住，那就可算是個歷史名人了。
而汪精衛一生，卻有四個身份，都難以抹去地寫在民國正史和野史上。 這四個身份是：天字第一號大漢奸；民國四大美男子之首（另三個是梅蘭芳、**和張學良）；孫中山政治遺囑撰擬人；刺殺清攝政王的刺客。
關于大漢奸，不說也罷；關于美男子，一看照片就明了；關于孫中山政治遺囑，一共五句話：“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斗。
現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務須依照余所著《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繼續努力，以求貫徹。最近主張召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尤須于最短期間，促其實現。
是所至囑！ ” 本可以大書特書的，就是他年輕時舍生忘死刺殺清廷頭號人物攝政王載灃的壯舉，無奈他后來“天字第一號大漢奸”的名頭太大，模糊了這段英雄歷史。“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僅知道他在獄中這兩句詩的人，比了解刺殺經過的人多得多。
更有意思的是，汪精衛刺攝政王的故事，在民間還演繹出了類似于今天八卦新聞的版本，我在小時就聽過老輩人這樣笑談這件史事：汪精衛身懷利刃，埋伏于攝政王必經的橋下。攝政王騎馬過來，汪精衛正欲出擊，不料那馬很有靈性，死活不近橋，任鞭子如何抽打也只在原地嘶鳴打轉。
眾人頓知橋下有異，圍橋搜查，于是汪精衛被捕。敢謀刺攝政王，必定死罪無疑，不想審訊中慈禧太后見汪精衛相貌出奇英俊，左看右看，竟舍不得殺他，只判了個無期…… 這段八卦叫人啼笑皆非。
汪精衛刺攝政王發生于1910年春，此時慈禧太后死了已經兩年，鬼魂跑出來審判他呀？縱然慈禧不死，此時那就是76歲高齡，居然還會**？即便慈禧是個超級老花癡，可這是你死我活的政治斗爭，任你再酷再帥呆，她又怎么會忽然生出兒女柔情來？ 不光這個錯誤錯得離譜，就是汪精衛拿個刀子要戳攝政王之類，也是憑空想象。 拂去歷史的塵沙，近百年前的那一幕是如此壯懷激烈。
先來看刺載灃的背景。在孫中山和同盟會的組織領導下，到1908年冬，反清革命者已發動了八次起義，分別是1895年廣州起義，1900年惠州三洲田起義，1907年5月潮州黃岡起義，1907年6月惠州七女湖起義，1907年9月欽州防城起義，1907年12月廣西鎮南關起義，1908年3月廣東欽州、廉州起義，1908年4月云南河口起義。
新時代的潮水，一浪一浪沖向腐朽不堪的清王朝。 然而，百足之蟲，死而不僵。
垂死的清朝改善不了民生，抵制不了外侮，但其遍布全國的官兵，在鎮壓人民的反抗上還是有回光返照之力。這八次起義，全部失敗，大批仁人志士倒在血泊中。
清朝能否推得翻？連續八次失敗，海內外民眾都在灰心、懷疑，1908年的冬天格外寒冷，同盟會的領袖們陷在極其不利的輿論處境中。當時25歲的汪精衛，就是同盟會的重要首領，已任同盟會最早的三部（執行部、評議部、司法部）之一的評議部部長3年。
這個不利的輿論就是，在革命連遭重創、士氣極為低落之時，反對革命的維新派不失時機地出來冷嘲熱諷，最有影響力和殺傷力的，是極具社會威望的梁啟超的文章。 梁啟超反對暴力革命，看到革命黨人屢敗屢戰，又屢戰屢敗，他在《新民叢報》上撰文批評革命黨領袖們：“徒騙人于死，己則安享高樓華屋，不過‘遠距離革命家’而已”。
一句“遠距離革命家”，頓時成為同盟會領袖們的“符號”。以革命大話為號召，煽動人家子弟去送死，你們這些頭頭還是好端端地在國外活著，那么多次起義，你們自己怎么不上戰場？死了那么多人，你們怎么一點事沒有？這個指責，真是要命。
隨著梁啟超的發難，一時在海外華人中掀起了批評革命黨領袖的風潮。 屋漏偏遇連陰雨，就在同盟會處境艱難之際。
內部又鬧起了大矛盾——有人指斥孫中山貪污！ 孫中山是革命陣營的**，他的熱情，他的才干，他的思想，他的品德，在海內外具有極大號召力，同盟會的革命經費，基本就靠他的威望在華僑華人中募捐籌集。這個革命派第一人何以被潑上這樣一盆污水？ 這回發難者是同盟會機關報《民報》主編章炳麟。
1907年，日本政府按清政府的強烈要求，驅逐在日從事反清活動的孫中山，離開時，日本朋友公開贈送孫中山的贈款就有2萬多日元（當時普通日本工薪階層的月薪不過二三十日元），而孫中山只給《民報》留下2000元經費，其余自己全部帶走。而《民報》經費歷來困難，飽嘗沒錢之苦的章主編發飆了，他說那些錢是送給革命黨的，不是送給你孫某人的，你這樣公款私用，損害了同盟會的威信，也叫捐款的日本朋友看不起—— 這個主編，我不干了，拜拜！這樣，章炳麟的浙江派公開反對孫中山，宣布脫離同盟會，恢復他們以前的“光復會”。
因為孫中山確實沒有公開過經費收支情況，關于錢的事是最敏感的，這下陷入了被動，謠傳蜂起。同盟會內部掀起了“倒孫狂潮”，以至出現了“要革命首先要革革命黨人之命”的尷尬聲音。
在“遠距。
汪精衛行刺攝政王經過如何
準備 上世紀20世紀初，處在風雨飄搖中的清政府，內外交困。
軟弱無能的光緒皇帝和垂簾聽政40余年的慈禧太后于1908年先后撒手奔黃泉而去。3歲的溥儀即位，其父載灃以攝政王監國。
換湯不換藥的皇朝盡管完成了政權轉移，但絲毫沒改變它行將滅亡的命運。 哪里有專制哪里就有義舉。
暗殺是義舉的一種輔助手段，這也是孫中山所領導的推翻清朝統治的革命中的一種手段。從1904年起至武昌起義爆發前后，共發生10次革命黨人起義，其間，有6次暗殺活動也在悄悄地進行。
1908年年底，面對武裝起義屢遭失敗，同盟會內部以汪精衛為首提出了“中央革命”的主張。他們計劃到北京對權貴進行謀殺，以此打擊清政府，推進革命的成功。
翌年年初，汪精衛秘密離開新加坡赴香港，實行暗殺計劃。孫中山知道后，與剛到新加坡的黃興聯系勸阻，并致電香港馮自由，告知汪已乘**來港，令馮堵截，并阻其暗殺計劃。
馮即于碼頭守候，將汪接到住處。汪見為同志所知，暫停進行暗殺活動。
但血氣方剛的汪，暗殺之心不死，后到了東京，仍籌劃此事。 在東京，汪又與黃復生、黎仲實、喻培倫、曾醒、方君瑛、陳璧君等組成一個暗殺團體，共7人。
黃復生、喻培倫專制炸藥，因在日本試驗不方便，汪乃與黎、陳、黃、方等又回香港，設秘密機關于黃泥甬道。經李紀堂介紹，于鄧三伯農場進行諸種發火試驗，如電氣發火法、化學法、鐘表法等。
汪忽聞得清大吏端方將于京漢路南下，黃復生、喻培倫等便到漢口守候，欲于車站狙擊之，但因錯過機會，即將炸彈殼和炸藥留于同志孫武處保存。 汪精衛又從日本到香港購置炸藥，正在香港的黃興極力勸阻，但汪無論如何聽不進去。
汪臨行前，于1910年1月11日留書中山先生，說明暗殺的目的與意義。 汪精衛于1910年1月11日留書中山先生后，即行返國。
1月13日左右先抵奉天（現沈陽）。陳璧君來奉接頭。
次日晚，轉抵山海關，汪于旅店料理發辮。第三天，乘汽車赴北京。
到北京時，已是晚上7時許。車站略作檢查，因炸藥均裝于身上未被查出。
在北京，為遮人耳目，汪、陳兩人扮成夫婦，從事謀刺的準備工作。他們在和平門外琉璃廠東門內火神廟西夾道（即太平橋）開設守真照相館作掩護，又在東北園租賃一間房子作為活動場所。
這些青年革命黨人熱情有余，似乎忘了這是清政府統治中心地———北京。他們在裝束上也未改變，幾個沒辮發的青年在這里出入，有時還聚會暢飲，“歡聲且達戶外”，引起了當地巡警和居民的注意。
因沒有事發，未予追究。 行刺 汪等人在北京住10余天，到1月30日，汪、陳即至車站守候，欲以手榴彈實行暗殺。
但因車站戴紅頂花翎者遍地皆是，無從下手，二人悵然而歸。又待10余日，查清攝政王狀貌和上朝必由之路，并遷居東北園。
1910年2月28日，汪、陳二人又至地安門守候，欲待攝政王上朝時以手榴彈炸之，但候至10時許，仍未見人，汪、陳重返寓所。后知攝政王所經之路，均有警察、禁衛軍布滿大街兩旁，到時各店均要關門，行人盡驅之于小胡同之中，不準出來，且每店門外均有一人把守。
某日，才覓得一處可埋地雷，又因恰逢修路，攝政王又改道而行，此計又落空。 3月30日，黃復生尋得一石橋、一古渠，離攝政王府很近。
橋為什剎海側之銀錠橋，為攝政王必經之路，橋下無水，汪和黃即于石橋下掘坑。當下埋好地雷，但引火電線不夠長，遂于4月2日又購電線再到橋下掩埋，并準備當晚隱匿于橋畔古渠內，待次晨攝政王上朝時引爆。
汪自告奮勇引爆。因是烈性炸彈，威力頗巨，一旦爆炸，汪定無生還的可能，實在是一個同歸于盡的謀刺。
一切就緒，只待天明。 此時，濃云重重，狂風怒號。
汪與同伙正暗自叫好：老天助我成功。忽然有一男子行至橋邊，而且四處尋覓，尋到橋下發現了電線等物，旋即報告了警察。
警察從橋下查獲了炸彈，此事遂告敗露。 原來，那男子是個車夫。
其妻頗不安分，離家已3日未歸。車夫當夜查訪發現橋下有人影，以為抓住了奸夫淫婦，結果卻使汪精衛的搏浪一擊付之東流了。
被捕 此時，原同盟會外務干事、后變節賣身投靠肅親王善耆的程家，曾到守真照相館勸黃逃走，黃則矢口否認與此事有關，也不逃走。清吏從地雷鐵殼上發現為北京騾馬市大街鴻泰永所制，即拘訊場主事人，因而審出系守真照相館所定制。
4月16日，汪精衛和黃復生、羅世勛（守真照相館司事）均遭逮捕。當時，按律當斬，但因清廷已非昔日之強大，懾于革命黨人之聲威，未敢論律處刑。
汪深知此罪必死無疑，但被捕之時頗為從容、凜然，且口占一絕：“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
被人傳誦一時。 當臨近斬首的時候，程家受中山先生指示，出來為汪、黃說情。
“他們昔日都是我的同志，就留他們一條命吧。”內務部尚書、肅親王善耆親自審訊時，對汪、黃說：“你們有什么想說的就全寫出來吧。”
在生死關頭，汪精衛面不改色，要來筆墨疾書《供詞》一份。在這篇數千言的文字中，汪精衛暢談革命，宣傳三民主義，慷慨陳詞，氣勢磅礴。
不僅革命黨人看了叫好，就連清廷一些人也不無欽佩。不久，肅親王上請攝政王，對汪等從寬判處，遂改死刑為永遠。
汪精衛早年刺殺攝政王
汪精衛當時加入孫中山的革命組織，因刺殺載灃失敗而被問死，其慷慨從容的氣度令人欽佩。
但是，在中日戰爭之后，汪精衛決定支持日本的和平運動，并組建汪偽政府，國共兩黨皆視其為漢奸。汪精衛當時因為認為中國沒有與日本一戰的能力與資本，因而支持日本的和平運動。
當然，**后來的例如燒焦大片土地不讓日軍獲取資源的手段讓汪精衛更加堅持和平運動的信念。其實，當時不止他，連顧祝同、胡適等人也參與了主張和平運動的“低調俱樂部”。不過這里面的大多數人沒有邁上漢奸的路而已。也可能有，**勢力壓過汪精衛，汪精衛不得出頭的問題在里面，反正汪蔣矛盾是很激化的。歷史是很復雜的，原因肯定遠遠不止這些，但很少有人知曉了。雖然汪精衛自己說他是“曲線救國”，并且他手上并沒有丟過中國土地，但是他的行為已經構成了漢奸的本質。歷史也是由勝利者書寫的。
揭秘：歷史上汪精衛為什么要刺殺攝政王載灃
汪精衛策劃刺殺攝政王載灃，跟梁啟超有莫大的關系。
原來，同盟會成立之后，先后發起了六次武裝起義，但都相繼失敗，大量革命青年因此失去寶貴的生命。此時，保皇派領袖梁啟超就趁機批評同盟會的暴力革命，特別是同盟會領袖，自己躲在海外，卻瑣事別人在國內搞暴力革命，白白送死，“徒騙人于死，己則安享高樓華屋，不過‘遠距離革命家’而已”。
梁啟超的文章在海內外產生了極大的影響，甚至同盟會內部也出現了反對孫中山的言論。同盟會面臨著崩潰的危險。
作為孫中山的忠實跟隨者，汪精衛決定站出來，以事實反擊梁啟超的說法，證明同盟會黨人不是貪生怕死的“遠距離革命家”，并以此挽回社會各界對同盟會的信心和支持。正如他在寫給孫中山的信《致南洋同志書》中所言，“吾儕同志，結義于港，誓與滿酋拼一死，以事實示革命黨之決心，使灰心者復歸于熱，懷疑者復歸于信。
今者北上赴京，若能喚醒中華睡獅，引導反滿革命火種，則吾儕成仁之志已竟。”為此，汪精衛下了必死的決心，“此行無論事之成敗，皆無生還之望。
即流血于菜市街頭，猶張目以望革命軍之入都門也。” 1910年3月，汪精衛與黃復生、喻培倫等同盟會員一起來到了北京，伺機刺殺攝政王載灃。
為什么是攝政王載灃呢？很簡單。他當時是清廷的實際統治者，掌控實權。
殺了他，能夠產生最大的影響。當然，刺殺難度也不是一般人所能比擬。
載灃每天上下班的路線都很固定，而且都會經過鼓樓大街。汪精衛們開始想在鼓樓大街旁邊的一堵矮墻上扔炸彈，炸死載灃。
沒料到那幾天鼓樓大街在修路，載灃改道了。于是又改計劃。
什剎海旁的甘水橋下就成為最佳的爆破地點。那地方三面環水，人煙稀少，端的是作案勝地。
4月2日凌晨，汪精衛與黃復生、喻培倫等來到甘水橋，在橋下挖坑埋起了炸彈。幾個人干得熱火朝天的時候，突然來了幾個警察和憲兵。
他們趕緊撤離，但由于炸彈太沉，沒能搬走。事情就這樣敗露了。
沒過幾天，汪精衛和黃復生就在出租屋被軍警抓獲。 吊詭的是，最先發現埋炸彈的人并不是警察，而是一位完全不相干的局外人。
有兩種說法，一說此人是附近居民，凌晨起來出去小便，見橋下影影綽綽，以為是埋贓的小偷。一說是一位趕大車的，妻子三天三夜未歸，丫出門散心，見到汪精衛他們鬼鬼祟祟，以為是奸夫淫婦正在辦好事，就報警準備捉奸。
謀殺攝政王，當然是死罪一條。可是在審訊的時候，汪精衛和黃復生都表現出了大無畏的革命犧牲精神。
他們都爭當主謀，希望犧牲自己，保存隊友。汪精衛在獄中無事，每日作詩。
其中最有名的一首是《被逮口占》（又名《慷慨篇》）： 街石成癡絕，滄波萬里愁；孤飛終不倦，羞逐海浪浮。 姹紫嫣紅色，從知渲染難；他時好花發，認取血痕斑。
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 留得心魂在，殘軀付劫灰；青磷光不滅，夜夜照燕臺。
世界上居然有不怕死之人？這讓主管案件的肅親王善耆對二人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肅親王在查看了汪精衛、黃復生二人的供詞后，非常欣賞汪精衛的才華。
加之當時清廷也害怕革命黨報復，展開更大規模的刺殺行動，就勸說攝政王饒這二人不死。攝政王同意了。
1910年4月29日，清廷以汪黃二人“誤解朝廷政策”為由，免除汪黃二人死罪，判處二人永遠監禁。汪精衛、黃復生二人撿回了一條命。
雖然刺殺沒有成功，可汪精衛、黃復生的英勇舉動感動了無數民眾。后來，武昌起義爆發，全國20多個省市響應起義宣布獨立。
為了挽回民心，清廷趕緊宣布廢除黨禁，釋放政治犯。其中就包括汪精衛和黃復生。
1911年11月6日，汪、黃二人被清廷釋放出獄后，受到北京社會各界民眾1000余人的夾道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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