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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犁的女性描寫具有以下幾個突出的特點：
1.大都是具有傳統美德的農村青年婦女
在孫犁的作品中，青年女性的傳統精神體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犧牲精神。
抗日戰爭是中日兩個民族之間的侵略和反侵略的戰爭。
中華民族是一個愛好和平的民族，但當她被迫打仗的時候，她是毫不畏懼的。
因為她有優秀的、有犧牲精神的英雄兒女。
孫犁筆下的青年女性就是這樣的英雄兒女。
《荷花淀》里的水生妻，把丈夫送上前線，自己在家辛勤勞動，養育子女，為了抗日，全力奉獻。
作出了巨大的犧牲。
=是貞操觀念。
水生與妻子告別時最重要的一句話是：“決不能讓鬼子漢奸捉活的，捉住了要和敵人拼命。
”不論是在水生、在水生妻，還是在作者孫犁。
這都是最重要的話。
中國婦女的貞操觀念。
在五四時期被審視過。
錯誤的貞操觀毒殺婦女，產生了無數的悲劇。
但是在孫犁的作品中，我們看不到貞操觀念的任何負面作用，這是和孫犁作品的民族主義主題相適應的。
抗日戰爭和中國傳統的完美結合。
是孫犁作品的一個重要特點。
傳統在這里不是中國落后的原因，而是中國煥發民族精神，堅決抵抗外來侵略的重要文化資源。
反對落后，促進民主，促進解放也要借助于傳統文化的力量。
在長篇小說《風云初記》中，蔣俗兒是一個落后女性的典型。
作品塑造這個人物。
顯然采用了漫畫式的方法。
例如蔣俗兒和高疤以及田耀武的骯臟關系的描寫。
2.外位視角
孫犁女性描寫所采取的視角是外位的。
孫犁較多地描寫了婦女的外在行為和外在風貌，而沒有寫出她們深刻的、激烈的內心沖突。
孫犁較多地描寫了她們平靜、溫柔、善良、犧牲的一面，而沒有寫出她們內心的復雜性。
和五四一代的男性作家相比。
在基本相同的看取對象上，孫犁看出了不同的結果。
五四作家看到的是她們的愚昧、麻木和奴隸根性，而孫犁看到的則是她們的樂觀、進步和犧牲精神。
但有一點是相同的，五四作家和孫犁一樣。
都是在他者的地位上去觀察和評價其所描寫的對象。
或許，我們可以說，五四時代是一個欲望解放和情感解放的時代。
中國在暫時民族危機稍微有所緩解的情況下，意識到要發展自己，最根本的辦法不在于壓制情感而在于順應情感和解放情感。
因此，對于那些壓制自己情感的舊式女性，五四文學給她們貼上了“奴隸性”、“封建保守”、“愚昧麻木”的標簽。
而到了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當民族國家迫切需要每一個成員做出犧牲的時候，當沒有了大我、小我就將不復存在的時候。
五四的那種眼光，顯然已經變得不合時宜了。
因此，同樣是外位視角，孫犁所看到的，和五四作家所看到的，完全是相反的結果。
外位視角，使得孫犁描寫的女性呈現出善惡二元對立的特征。
孫犁以正面描寫女性為主，反面女性不多，如《懶馬》中的懶馬，《鐘》里的老尼姑，《光榮》里的小五，《鐵木前傳》里的小滿兒，《風云初記》中的蔣俗兒等，都在小說中不占主要地位，就是說，一般都不是小說的主要人物。
但這些人物和水生妻、秀梅、慧秀、九兒、李佩鐘等形成了尖銳的沖突。
這些沖突明顯不同于趙樹理小說中婦女的代際沖突，而只是先進與落后、正確與錯誤、愛國與賣國、純潔與邪惡之間的沖突。
3.仰視態度
既然抗日戰爭是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發揚光大，而農村青年婦女又是這種傳統美德的集中體現者，那么，孫犁就沒有理由不對他所描寫的對象采取一種仰視的態度。
民族國家，是由一個個的個體組成的群體。
個體是群體的基礎，群體是個體的保障。
二者本是一個事物的兩個方面。
在和平年代，一般強調的是個體的權利；在戰爭條件下，則更為強調群體的重要性。
抗日戰爭時期，傳統道德之所以重放光彩，是與其一貫強調群體、弱化個體的特征分不開的。
孫犁對青年婦女的仰視態度，其實就是對中國傳統美德的仰視態度。
他在作品中，對不具備傳統美德的女性，批評是相當嚴厲的。
《懶馬》里的奇懶無比的老太婆，《風云初記》中的不知廉恥的蔣俗兒。
都受到了作者極端的厭惡和鄙視。
這種仰視的態度，既不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結論，也不是來自中國古代的典籍，而是從孫犁的切身體驗和親身經歷中自然而然形成的。
這既是孫犁的理性認識。
又是他的情感傾向。
這里講的經歷、體驗，最主要的是指孫犁的婚姻生活。
孫犁1929年結婚。
妻子是和他門當戶對的王氏。
孫犁的婚姻，是一種典型的舊式婚姻。
妻子不識字，雙方都出身農家。
當然不可能有城市青年的由相識到了解，由了解而熱戀，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的經歷。
可以說，他們的夫妻情，是在長期的患難與共的夫妻生活中產生的，屬于先結婚后戀愛類型。
孫犁由于長期在外，和妻子“相聚之日少，離別之日多”，曾經有好幾次婚外戀情，但都是淺嘗輒止。
甚至在延安時期面對知識教養都優于王氏的一個女學生的輕易可得的愛情，孫犁也主動退卻了。
這其中的原因。
不能不說和孫犁對妻子的佩服有關。
正是妻子在家恪守傳統道德，在家默默地承擔家務，忍受夫妻分別之苦，才使孫犁能夠在外安心工作，為革命事業盡心盡責。
王氏――一個普通的農村女性。
對愛情的堅貞，對生活和家庭的極端負責，是作為丈夫的孫犁所不及的。
孫犁晚年在文章中說。
自己在夫妻情分上做得不夠。
對妻子“有慚德”。
并非自責過分，是符合實情的。
人總是拿心換心，以情動情。
妻子王氏的這種深情感動了孫犁，孫犁從妻子身上看到了中國農村婦女的偉大犧牲精神。
通過自己的家庭體會到了中國傳統美德對于抗日戰爭的巨大意義。
因此他對農村青年女性佩服到了五體投地的地步，這種情感不是虛假的，是極為真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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