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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滸傳》在藝術上取得了杰出的成就。
人物形象的塑造能寫出復雜的性格內容，人物性格的形成有環境的依據，同時隨生活環境的變化而發展。
人物形象帶有理想色彩，同時又深深地扎根于生活的土壤之中。
《水滸傳》不單以情節的生動緊張取勝，還有較豐富真實的細節描寫。
小說在民間口語的基礎上創造出一種通俗、簡練、生動、富于表現力的文學語言。
與內容相適應，前70回連環套式的藝術結構也獨具特色。
《水滸傳》作者施耐庵對于這些英雄人物，予以充分的肯定和熱情的謳歌，歌頌了這些人物的反抗精神、正義行動，也歌頌了他們超群的武藝和高尚的品格。
一些出身下層的英雄人物，如李逵、三阮、武松、石秀等，對統治階級的剝削壓迫感受最深，因此當他們一旦造反后，他們的反抗性也最強，什么統治階級的法度條例，對他們毫無約束，象李逵連皇帝也不放在眼里。
他們為了起義的正義事業，赴湯蹈火在所不辭，作者對這些英雄人物的贊揚，完全是出自內心的熱愛。
作品歌頌這樣一批被統治階級視為所謂“殺人放火”的強盜、朝廷的叛逆，一些所謂“不赦”的罪人，把他們寫得如此光輝動人，可敬可愛，這顯示了作者的膽識和正義感情。
與此相反，作者對于統治階級的人物，則將他們寫得丑惡不堪，和梁山英雄形成鮮明的對比。
從而啟發人們去愛什么人，恨什么人。
金圣嘆評論《水滸傳》“無美不歸綠林，無惡不歸朝廷。
”不管金圣嘆主觀動機如何，這句話卻確實說明了施耐庵的思想傾向和《水滸傳》的深刻社會意義。
中國歷史上發生過無數次的農民起義，中國的農民富有武裝斗爭的傳統和經驗，但用文學形式來歌頌農民戰爭，并且真實生動地作全面的藝術再現的，只有《水滸傳》。
《水滸傳》在記敘歌頌起義軍的武裝斗爭時，還比較重視戰爭經驗的總結，起義軍戰勝敵人，不僅憑勇敢，還靠智慧。
《水滸傳》中這方面的事例很多，“三打祝家莊”是一個較為突出的例子，**曾經贊揚“三打祝家莊”是合乎辯證法的最好的事例。
梁山起義軍在這次戰役中能夠重視調查研究，對敵分化瓦解，并采取打入內部里應外合的辦法，終于取得了戰爭的勝利。
《水滸傳》中有關戰爭的描寫，可與《三國志演義》相媲美。
清代劉鑾的《五石瓠》里說：明末農民起義軍的張獻忠“日使人說《三國》、《水滸》諸書，凡埋伏攻襲皆效之”。
《水滸傳》中所描寫的起義軍的政治主張，雖然說得不十分明確，卻可以看到他們有著“八方共域，異姓一家”，不管什么出身“都一般兒哥弟稱呼，不分貴賤”的理想。
聯系到他們“殺富濟貧”的行動，表現了人民反對封建經濟的貧富懸殊和政治上的等級貴賤之分，反對封建社會的階級剝削和政治壓迫，這是對封建地主階級統治思想的宣戰，反映了廣大受壓迫人民的愿望。
《水滸傳》中用以組織群眾和團結群眾的思想基礎是“忠義”。
這里所說的義，它在某種程度上注入了被壓迫階級的思想感情和道德觀念，這一點，有些地主階級的知識分子是有所覺察的。
明人郎瑛就說過：“逆料當時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江必有之。
”這實際上是說《水滸傳》所說的義不完全同于歷來統治階級所說的義。
在中國封建社會里，下層人民也常講義，他們為了維護自身的利益，免受暴力的欺凌，自然產生一種團結御侮的愿望，這種愿望，在為生活所迫、流落他鄉異地的一些游民身上，反映得尤為強烈，他們最講朋友之間的義氣。
路見不平，拔刀相助，進而至于“濟困扶危”、“殺富濟貧”，都是“義”的表現。
因此，《水滸傳》中所寫的義，在特定的環境中，具有反封建反壓迫的性質，而不同于儒家的綱常倫理中的“義”。
但是“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時代都是占統治地位的思想。
”所以《水滸傳》里的“義”，還不能取代舊的倫常觀念的地位和作用。
《水滸傳》里的“忠”，有忠于梁山事業的內容，但它又有忠君思想，在許多場合里，“忠孝”這種封建倫理大節被放在首位，而把“義”置于次要地位，這就是江湖義氣沒有突破封建道德的表現，梁山泊一些斗爭性最強、革命最堅決的人物，最終也不免在講義氣的情況下跟著宋江接受招安，義氣服從了忠君，就是《水滸傳》所寫的“義”本身存在嚴重缺陷的證明。
《水滸傳》作者歌頌梁山義軍，卻又反對方臘起義，實際說明他同情、歌頌的是一種不徹底的農民起義，也就是不去推翻封建王朝的起義，不“僭號稱王”的起義。
所以，《水滸傳》中出現了“替天行道”的口號。
“替天行道”固然有其反抗的意義，但是由于遵奉天命，這就不能突破君主觀念，因為在封建社會里，正是統治階級借天命來欺騙人民，所謂“奉天承運”，“天命所歸”，歷來帝王正是借天命來統治萬民的。
《水滸傳》中“替天行道”的意義，說的是朝廷無道時，由這些好漢來“替天行道”，而朝廷昏暗的原因，則是“□臣蒙蔽了圣聰”，因而他們造反便是只反貪官，不反皇帝，所以最終又不得不歸服天子腳下，而“替天行道”的大旗，也終于換成“順天”、“保國”了。
這也是《水滸》英雄們最終走上悲劇結局的原因之一。
在《水滸傳》的描寫中，可以看出作為梁山泊領袖的宋江，他的思想和行動，關系著整個梁山事業的興衰和存亡。
宋江出身于小地主家庭，“自幼曾攻經史”，養成“忠孝”觀念，后來在縣里作了押司，“刀筆精通，吏道純熟”，對于衙門里公事和官府的應酬，十分熟悉。
他雖為官府中人，卻又喜歡結交江湖上好漢，對下層人民也富有同情心，“濟人貧苦，□人之急，扶人之困”，在江湖上享有“及時雨”的美名。
這樣的一種特殊經歷，形成了他思想性格的兩面性，一方面他要作個忠臣孝子；另一方面，在同江湖人士的接觸中，使他較多地了解下層人民的苦難和愿望，又成為仗義扶危、同情勞動人民對官府的反抗行為的人物。
總之，宋江在上梁山之前，他對人民的造反，只是抱著同情態度，或在某種情況下在行動上作一點有限的支持。
從他思想上說，他是不愿投身到造反行列里去，他后來上梁山是由多種原因造成的。
他是一個廣有謀略的人物，決不甘心長久屈居下僚，他原本希望靠著他的才能將來能夠“為國立功”，作出一番事業來。
“博得個封妻蔭子”，以圖日后“名垂青史”。
而當時朝政黑暗，□臣當道，一些才能之士無法施展自己的抱負。
恰在這時宋江又犯了殺人罪，流配到江州，又因醉后題了反詩，被江州知府拿住，問成死罪，靠了梁山好漢的搭救，才得保全性命，只有這時，宋江才上了梁山。
宋江有組織才能，善于團結人，再加上他在江湖上的聲譽，前后有大批好漢隨他上山，壯大了山寨力量，給山寨事業帶來了一番興旺發達的氣象。
梁山起義軍在他的領導和指揮之下，接連打了許多勝仗，給予一些貪官污吏以嚴重的打擊和懲罰，并且震動了朝廷，這些勝利都是和宋江的功勞分不開的。
但由于他忠孝觀念根深柢固，雖造了反而這種觀念并未改變，這就伏下了他日后接受招安的契機。
他上了梁山后口口聲聲說皇帝是“至圣至明”，只是“□臣當道，讒佞專權。
”他反復申言：“小可宋江怎敢背負朝廷”，“只被濫官污吏逼得如此”。
因此他是“權借水泊棲身”，“專等朝廷招安”。
他在與官軍對陣中，總是想到如何為日后的招安預留地步。
這樣，梁山起義軍的力量越強大，梁山的事業越興旺，也就越為宋江的受招安積累資本。
他終于在兩贏童貫、三敗高俅，打得朝廷軍隊大敗虧輸之后，光榮體面地受了招安，而把梁山起義事業斷送。
宋江投降之后，又奉朝廷之命去鎮壓方臘起義軍，正如魯迅說的：“替國家打別的強盜——不‘替天行道’的強盜去了。
”這是對《水滸》的最尖銳的批評，也揭示了作者思想的嚴重局限。
火燒草料場選自明代崇禎袁無涯刻本《水滸全傳》插圖 《水滸傳》全書可分前后兩大部分，前半寫各路英雄紛紛上梁山大聚義，打官軍，受招安。
后半有五個部分組成，即征遼、平田虎、平王慶、平方臘及結局。
其中田虎、王慶兩部分是后來加的，今所見較早的百回本，征遼之后緊接平方臘。
但有的研究者認為，征遼也可能是插增的，因為第一，征遼的事不同于受招安和平方臘，歷史上無跡可尋。
其次，和平田虎、王慶一樣，征遼中梁山一百單八人無一死亡。
這個看法尚有爭論。
從思想內容來說，《水滸傳》前半是寫人民反官府，是反映階級矛盾的，后半則是寫忠臣反□臣，是反映統治階級內部的忠□矛盾。
作者寫了宋江的受招安，固然是表現出嚴重的思想局限，但也反映了民族愛國思想，魯迅說：“其中招安之說，乃是宋末到元初的思想，因為當時社會擾亂，官兵壓制平民，民之和平者忍受之，不和平者便分離而為盜……但一到外寇進來，官兵又不能抵抗的時候，人民因為仇視外族，便想用較勝于官兵的盜來抵抗他。
”這話是有根據的，水滸故事流傳的時間正是民族矛盾尖銳的時代，《水滸傳》的后半部分寫宋江等人受招安，和這一背景不無關系。
而征遼部分的出現，則是這一思想的繼續和發展。
至于忠臣反□臣，也是和這一思想有關的。
在小說結尾寫“史官有唐律二首哀挽”宋江等梁山人物，其中說：“不須出處求真跡，卻喜忠良作話頭。
”《水滸傳》的作者是把宋江作為忠臣來描寫的。
第85回遼國歐陽侍郎招降宋江，吳用向宋江獻策：要富貴，投降遼國；要忠義，報效宋朝。
宋江說：“吾輩當盡忠報國，死而后已。
”這里的“盡忠報國”實際上就是具體歷史條件下的民族立場。
宋江投降之后，“水滸”英雄始終受□臣排擠、打擊和陷害，最后宋江等被□臣害死。
這樣的悲劇結局，對于揭露統治者的罪惡，和作者對受招安者的鑒戒來說，也是有其積極意義的。
總之，《水滸傳》通過藝術形象表現的“官逼民反”的現象，深刻地反映了歷史的真實本質，它所表現的梁山泊英雄轟轟烈烈的大起義，有力地沖擊封建地主階級的統治，在文學史上是罕見的。
它描寫的梁山義軍受招安后盡管講忠義，打外敵，平內亂，還是不見容于當權執政者，還是落得悲慘的結局，也深刻地傳達了一種歷史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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