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閱文章網1.徽商文化的儒商精神
徽人經商，源遠流長，究其原因，有以下幾個方面：1、與日俱增的人口和山多地少的客觀環境壓力，這正如明嘉靖年間微州一村婦所說的：“吾郡在山谷， 即富者無可耕之田，不賈何待。”
；2、豐富的物產、便捷的水路交通刺激徽人經商；3、徽人思變精神的內部動力加上當時中國經濟重心南移的外部契機。而其三者，最主要的也是最本質的是徽人的思變精神。
正是因為他們敢于打破“重農抑商”，沖破世俗偏見，才使許多徽民變為徽商，與正是這種轉變才產生了徽商的鼎盛。 徽商之所以能稱雄商界數百年，成為全國十大商幫中之翹楚之一，是與它的賈而好儒的本質特點分不開的。
徽商的賈而好儒首先表現在其思想觀念上的崇儒重儒。如在黟縣古民居村落西遞村有這樣一幅楹聯“讀書好，營商好，效好便好；創業難，守成難，知難不難”，從中便可看出徽從對儒與商的看重。
徽商賈而好儒還表現在他們的實際行動上，即不少商人致富后，或棄賈業儒，或棄賈就仕，不少徽商甚至選擇了一條捐貲買官的道路。1、徽商所在地區是一個有著深厚文化積淀的地區；2、為了獲得與經濟地位要稱的社會地位需要以“儒”為外衣來包裝自己。
植根于厚實新安文化土壤之上的徽商，作為一個整體文化素質較高的商幫，他們在商業活動中大多自覺用儒學思想來規范自己的經營活動，講究義利之道，見利思義，以義取得利，講究誠信商德，不欺妄奸詐，貨真價實。他們善于把握商機，權衡大道，在商海競爭中技高一籌。
他們大多在致富后重視文化建設，捐資興學，刻書藏書，修方志，邀講學，培養子弟讀書入仕，謀求政治地位的提高，同時也促進了地方論的繁榮，孕育了一大批國家的杰出人才。自明清以來，徽商以自身的開拓進取創造了輝煌業績--商業的繁榮和文化的成就，同時形成了一種儒商精神，樹立了一代儒商的形象。
對于中國的經濟發展，徽商的興衰已經成為過去的歷史。但是，“儒商”作為一種歷史文化現象，卻仍然值得我們總結回味，它對于我們今天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仍有重要的啟發和借鑒意義。
市場經濟本質上是一種法制經濟，它的基礎是經濟自由、經濟公平、平等競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剛剛從計劃經濟脫胎而來，沒有現成的模式可供模仿，而兩千多年的封建人治傳統造成的是人們的法制觀念普遍低下，一些素質不高的商家為利所驅使，采用了不正當的發財之道。
歷史上徽商鑄造的儒商精神，把實踐儒學道德規范作為商業理性的自覺追求，注重自身形象的樹立，對今天行商富有啟迪意義。 。
2.徽商精神與現代社會發展的融合作文1500字,謝謝了
徽商精神 賈而好儒的文化精神 如果從我們現在所提倡的物質、精神兩個文明建設齊抓并舉來看，明清徽商大部分人可謂自覺做到了這一點。
當然徽商的物質、精神文明與我們現在所提倡的社會主義物質、精神文明具有本質的不同。 徽州地區有著濃厚的人文歷史情趣，再加上徽州人本身的聰明雋秀，重視教育（有“十戶之村，不廢誦讀”之說），他們可以說普遍具有一種解不開的文化情結。
“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經商致富后的徽商自然要追求自己的文化精神生活。
因為徽商一般都有一定的文化根底，所以經商之余，有的借書抒懷、有的吟詩作文、有的浸淫音律、有的以畫繪意，雅然情趣，樂不可言。在徽商大賈中能詩善文的幾乎比比皆是。
如以徽商最為集中的揚州為例，清朝文人陳去病說： 揚州的繁華昌盛，實際上是在徽商的推動下出現的，揚州可謂是徽商的殖民地。……而以徽州人為主的揚州學派，也因此得以興盛。
這很鮮明地說明了揚州學派與揚州徽商之間的關系：徽商在促進商業的發達的同時，同樣也參與和促進了學術文化的建設和發展，從而取得物質、精神文明雙豐收。 不僅揚州如此，其他各地的徽商也是如此。
這里以在蘇州經商的徽商程白庵為例，略加說明。 程氏是徽州大族，自從他們祖先晉朝太守梁忠壯公遷徙徽州以來，世代子孫繁衍，散居在歙縣、黟縣、休寧等地，人口多達數千家。
因為歙縣、黟縣、休寧等地處山區，僅靠數量極其有限的農耕田地來滿足日益繁衍的人口是遠遠不夠的，于是他們大多出外經商謀生。 雖是士大夫之后代，但他們不避諱工商業，不以經商為恥，而是將工商業看成是與農業同等重要的行業。
食鹽、竹木、珠玉、犀象、玳瑁、果品、棉布以至于餐飲，總之根據市場需求他們無所不經營；天下都市繁華所在，無處沒有他們的身影。他們當中有不少人在商場成為叱咤風云的領袖人物，程白庵就是其中的代表。
程白庵幼年時在父母督促下讀過書，因而他深諳為儒之道。后來他隨著鄉族人到蘇州經商。
經過幾十年的商場磨練，他日益成熟，儼然成為當地商人領袖。 然而，他的領袖風范不僅僅在于他商場上的成功，吸引人的更在于他的為儒之道或者說是他所追求的文化精神。
在蘇州經商，他下自工商百姓，上同官僚士大夫，無所不交。因為他舉止言談有儒者風范，所以蘇州的士大夫們也都非常喜歡和他交游。
蘇州都太仆先生喜愛他為人淳樸，所以為他住所題詞為“白庵”，他也因此被人親切地稱為“白庵翁”。 那么程白庵是怎樣追求他的文化生活的呢？在商場經營中又如何展示他的為儒之道的呢？我們通過一個事例來看。
當時在蘇州有一位大文豪叫歸有光，他可是海內知名的人物。然而這樣海內知名的文人和程白庵的交情可是非同一般。
在程白庵80大壽的時候，他指定要歸有光給他寫壽序。歸有光不僅給他寫了壽序，而且在壽序中還熱情洋溢地贊揚了程白庵“士而商”、“商而士”。
歸有光在壽序中說：“程氏子孫散居徽州休寧、黟縣、歙縣之間，戶口繁衍達到幾千家。在這個大家族之間，他們喜好讀書，常常以詩書酬答往來。
如此來看，出生于這樣重視詩書禮儀的大家族，程白庵不就是‘士而商’嗎？然而先生雖然經商，但他言談舉止謹慎小心，為人處事好義樂善，而且喜歡以詩文歌賦與文人士大夫交際，這難道不是通常所說的‘商而士’嗎？” 一個普通商人受到一代文豪的如此贊譽，可見不簡單。若然程白庵是個純粹只知追求蠅頭之利的商人，是不可能得到文士如此贊譽的。
可見，程白庵在商場成功的同時，他在文化建設方面亦有不同凡響的建樹。起碼，他在蘇州是個開風氣之先的商人。
按明清文人士大夫交游的風習，他們聚會交游，一般有詩酒唱和、論書議畫的時尚。若然想得到他們的青睞，這人必然是博學深究之人，有時還要有發人深省之見。
可見，若沒有深厚的文化功底，不要說贏得士人的青睞，就是立足他們之間，也難免是嘲笑的對象。可是，程白庵不僅贏得了士人（而且是在文風盛行、才子輩出的蘇州）青睞，甚至是獲得了文人領袖的熱情贊譽，這難道是不通筆墨的一般商人所能做到的嗎？ 翻開徽州的方志及相關文獻，類似程白庵這樣“賈而好儒” 的徽商舉不勝舉。
徽商“儒術”與“賈事”的會通，充分說明了經濟與文化的互動關系。徽商正是意識到文化素質同商業經營有很密切的關系，于是他們注意吸收文學、藝術、地理、輿圖、交通、氣象、物產、會計、民俗、歷史等方面的知識，并推動了他們對文化建設的投入。
同時，徽商商業實踐又衍生出獨特的商業文化，這種商業文化隨徽商的經營活動而流播四方，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明清實學的發展，從而豐富了傳統文化的內容。另外，徽商文化人作為商人流寓四方，把他們自身的文化形式傳播到各地，同時又吸收各地文化營養，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各地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總而言之，徽商在從事商業經營貢獻于物。
3.徽商文化的名詞解釋
徽商文化是古老的徽州（今黃山市、績溪縣和江西婺源縣）大地上，曾經上演過一幕徽商文化相互依存、相互促進、共同繁榮的歷史劇，留下了寶貴的物質和精神財富。
徽商是中國十大商幫之一， 徽商又稱徽州商人、“徽幫”、新安商人（徽州又稱“新安”），它是舊徽州府籍商人集團之總稱（并不是指所有安徽商人）。徽人經商，源遠流長，早在東晉時就有新安商人活動的記載，以后代代有發展，明朝成化、弘治年間形成商幫集團。
作為古代中國商界中的一支勁旅，徽商商業資本之巨，從賈人數之眾、活動區域之廣、經營行業之多、經營能力之強，都是其他商幫所無法匹敵的，所以能在中國商界稱雄數百年。
4.徽商的文化傳統
斯商：不以見利為利，以誠為利；斯業：不以富貴為貴，以和為貴；斯買：不以壓價為價，以衡為價；斯賣：不以賺贏為贏，以信為贏；斯貨：不以奇貨為貨，以需為貨；斯財：不以斂財為財，以均為財；斯諾：不以應答為答，以真為答。
愛國精神從早期徽商不辭勞苦，運糧輸邊，到明中后期徽商積極參與抵抗倭寇侵略的斗爭，乃至近代徽商為了抵御外國入侵，踴躍捐資捐物，處處時時體現了他們的愛國精神。因為他們深知，沒有國家的安定與統一，就不會有個人事業的興旺和發達。
“國家興亡，匹夫有責”，這是我國歷史上商人的愛國主義傳統。進取精神窮困的生存環境迫使徽商走出家門，他們一般以小本起家，闖蕩商海。
商海浪濤洶涌，兇險異常，一不小心就會擱淺甚至是沉沒。然而徽商的可貴之處在于，他們受到挫折之后，并非一蹶不振，從此便銷聲匿跡，而是義無反顧、百折不撓，不成功決不罷休。
許多徽州大商人都是經歷了無數次失敗，最后終于成功走上致富的道路。競爭精神市場風云變幻莫測，活躍于市場的徽商必須時時細心預測市場，觀察市場動向，分析市場行情，審時度勢，根據市場商品種類的盈虛和供求情況，對目標市場進行細分，去選擇所經銷的商品，并且能夠使經營時間、地點隨供求關系的變化而靈活機變。
他們所從事的五大行業：食鹽、糧食、木材、茶葉、典當無不是根據市場行情的變化而隨機經營的。正是由于他們能夠隨時觀察市場，根據市場變化審時度勢，因此面對同行業的競爭，他們時時能走在同行業的前面，能夠出奇制勝。
勤儉精神大多徽商是從小本起家，不畏艱難，克服了種種不利因素，經過了一番奮斗拼搏，最后才建立了自己的基業，成為富商大賈的。“致富思源”，他們大多數人特別珍惜得來不易的財富。
因此，他們雖然致富，但日常生活仍舊保持在家時的艱苦樸素的作風。不僅如此，他們還以艱苦樸素的勤儉精神教育子孫。
奉獻精神這突出表現在大量徽商發財致富后，以種種“義行”、“義舉”來奉獻社會。徽商由于“賈而好儒”，因而絕大多數人在經商活動中比較重視人文精神、講求理性追求。
雖然致富，但他們依然自奉儉約，克勤克儉。不過一旦當他們面對國難民困或旱荒水災時，卻又會慷慨解囊，將財富奉獻給社會。
文化精神“賈而好儒”是徽商的顯著特點。徽商很愛讀書，他們有的白天經商，晚上讀書。
在路途中也是時時忘不了讀書。愛讀書給徽商帶來了三個方面的影響：一是提高了徽商的文化素養、文化品位。
這樣，較高的文化素質就成為他們與官僚士大夫交往的“黏合劑”。同時也給徽商的商業經營同樣帶來了許多便利；二是由于讀書，使得徽商善于從歷史上汲取豐富的商業經驗、智慧，促進自身商業的發展；三是增強了經商的理性認識，即他們能夠以所謂的“儒道經商”，從而形成良好的商業道德。
徽商正是憑著他們特有的徽商精神，從而能夠從無到有，從小到大，乃至于發展為雄視天下的大商幫。這種精神植根于中國傳統文化的土壤之中，又被徽商進一步發揚光大。
“徽駱駝”和“績溪牛”所造就的徽商精神，不僅是徽商的巨大財富，更是徽商留給后人的寶貴遺產。團隊精神徽商是以血緣和地緣為紐帶結成的商幫團體。
遍布各地的徽州會館、同業公所的建立，就突出體現了這種精神，從而大大地強化了徽州商幫內部的凝聚力，提高了市場競爭力。“美不美，家鄉水；親不親，故鄉人。”
有著共同血緣或者地緣關系的徽商，有著很強的親緣和地緣認同意識。在人生地不熟的異鄉外地，不期然碰見了同族人或者家鄉人，徽商往往會興奮得忘乎所以。
這種固有的“鄉誼觀念”和“宗族意識”，形成了徽商以眾幫眾、相互提攜的傳統。在徽商的鄉族觀念中包含著約定俗成的道德觀念和帶有強制性的宗族族規，這些使徽商彼此之間有著很強烈的患難與共意識。
這種意識客觀上成為徽商之間信息傳遞的動力泉源。一首績溪民謠這樣唱道：有生意，就停留，沒生意，去蘇州。
跑來拐去到上海，托親求友尋碼頭。同鄉肯顧愛，答應給收留。
有位徽商叫許孟潔，這個人親族觀念極強，他在外生意做得非常紅火，于是親戚朋友紛紛去投靠他。凡來投靠者，他都加以提攜，于是他的親戚朋友也就個個致富。
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出徽商宗族之間是何等的休戚與共！千人同心，則得千人之力；萬人異心，則無一人之用。相互提攜自然也就形成了一種團隊精神，在商場競爭中造成了一個集體優勢。
近代徽州人胡適早就認識到徽商宗族團體的優勢，他聽說家鄉績溪準備編纂縣志時，就說：“縣志應該注重縣里人移動轉徙經商的分布與歷史，縣志不能夠只見小績溪，而不看見那更重要的‘大績溪’，若無那大績溪，小績溪早已不成個局面。”胡適所說的“大績溪”實際上就是靠宗族紐帶聯系的散落于各地經商的績溪人團體。
宗族意識隱含的強制性在這里起著關鍵性作用。正是由于徽商具有強大的團隊精神，他們在挫敗競爭對手后，憑自身實力往往進一步變一般經營為壟斷經營，謀取高額利潤。
如兩淮的鹽業、北京的茶業、松江的布業等，差不多都是由徽商壟斷的。此外，明清商人畢竟處在封建時代，由于封建意識。
5.徽商為何有名
徽商又稱新安商人、徽州商人成“徽幫”，它是舊徽州府籍（歙縣、休寧縣、婺源縣、祁門縣、黟縣、績溪縣）商人成商人集團之總稱。徽人經商，源遠流長，早在東晉時就有新安商人活動的記載，以后代有發展，明成化、弘治年間形成商幫集團。明喜靖以降至清乾隆、嘉慶時期，徽商經營達到極盛。從清道光、咸豐時期至清末
民初，徽商漸趨衰落。作為中國商界中的一支勁旅，徽商曾活躍于大江南北、黃河兩岸，以至日本、暹羅、東南亞各國和葡萄牙。其商業資本之巨，從賈人數之眾、活動區域之廣、經營行業之多、經營能力之強，都是其他商幫所無法匹敵的，在中國商界稱雄數百年。徽州素稱“東南鄒魯”，生于斯、長于斯的徽商，一個顯明的特點是“賈而好儒”，“賈儒結合”。徽商的本質是儒商。徽商研究是徽州文化研究中的不配課題，向為海內外學者所關注。 徽商作為一支重要的商幫，其商業資本之巨，活動范圍之廣，經商能力之強，從業人數之多，在商界首屈一指。徽商不僅以自己的杰出實踐實現了雄踞中國三百余年事業的輝煌，成為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發展史上的一大奇跡。
什么是“徽商精神”？胡適曾把徽商比喻成“徽駱駝”，因此有人把徽商精神概括為“駱駝精神”，這當然是對的。但徽商精神還不僅僅是“駱駝精神”，“徽商精神”有著更豐富的內涵。
一是赴國急難、民族自立的愛國精神。明朝建立之初，北境未安，漠北蒙古殘余勢力時時入犯，明政府不得不在北方沿邊駐扎重兵。為解決軍糧問題，政府制定開中法，號召商人輸糧于邊，政府發給鹽引，到內地支鹽行銷。這是鞏固邊防、保衛國土安全的一項重大政策。不少徽州人千里迢迢不辭勞苦，運糧輸邊，早期的徽商就是這樣發展起來的。他們能夠將個人逐利與赴國急難結合起來，正體現了一種愛國精神。徽商的愛國精神，還突出表現在明中葉的抗倭斗爭中，他們或者捐資筑城，募勇抗倭；或者出謀劃策，領導抗倭；或者棄商從戎，直接深入殺敵戰場。到了近代，為了抵御外國入侵，徽商也踴躍捐資。凡此種種，無不體現出徽商的愛國精神。
二是不畏艱難、百折不撓的進取精神。徽商絕大多數是小本起家，他們窮則思變、奮發進取，毅然走出深山，闖蕩四海。可謂嶺南塞北，飽諳寒暑之苦；吳越荊襄，頻歷風波之險。這種創業精神實在可貴。當事業出現曲折時，不少人一蹶不振，從此銷聲匿跡，而徽商卻百折不撓。史料中記載“徽之俗，一賈不利再賈，再賈不利三賈，三賈不利猶未厭焉”。
三是審時度勢、出奇制勝的競爭精神。徽商善于趨利逐時，即根據市場特點，采取最好的經營方式；也善觀時變，即在把握市場信息的基礎上，調整自己的經營項目；還能揣度時宜，即根據各地不同的經濟情況，因地制宜，做出種種決策，往往能夠出奇制勝。
四是同舟共濟、以眾幫眾的和協精神。“和協”是指處理人際關系所應達到的境界。這種精神不僅表現在一家人或同族人中，也表現在一個個的商業團體中。即便在整個徽州商幫內部，也能做到同舟共濟、以眾幫眾，像遍布各地的徽州會館、同業公所的建立，就突出體現了這種精神，從而大大強化了徽州商幫內部的凝聚力。
五是不辭勞苦、雖富猶樸的勤儉精神。翻開明清小說，常常見到關于徽商的描寫。但在封建文人的筆下，徽商個個是吝嗇鬼。如在《三刻拍案驚奇》中就諷刺一個在杭州的徽商吳某，“家中頗有數千家事”，“肉卻不買四兩”，“只是吃些清湯不見米的稀粥”。甚至在明清笑話中也把徽商作為嘲笑對象，明浮白主人《笑林》中寫道：“徽人多吝，有客蘇州者，制鹽豆置瓶中，而以箸下取，每頓自限不過數粒。或謂之曰：‘令郎在某處大闞’。其人大怒，傾瓶中豆一掬，盡納之口，嚷曰：‘我也敗些家當罷’。”實際上這都是封建文人的偏見，這正反映了徽商雖富猶樸的勤儉精神。值得指出的是，徽商能節儉，徽商婦更能節儉。康熙《徽州府志》卷二就記述她們“居鄉數月，不沾魚肉，日挫針治縫紉綻……徽商能蓄積，不至卮漏者，蓋亦由內德矣。”
6.徽商的精髓
徽商的興盛與衰落： 歷史上稱堆中國商界的徽商，是怎樣興起的.又是因何衰落的？ 徽州與經濟發達地區毗鄰，境內有新安江直通杭州，水路磁通極為方便，山貨土特產品又極為豐富，有商品流通的物質基礎。
同時徽州山多田少，耕作三不贍一，山民不得不“遠賈他鄉”。“求食于四方”。
且徽州商人有“徽駱駝”精神，外出經商常常數午不歸，不辭山高路遠，雖山陬海隅，孤村僻壤，以至海外，亦無不涉足。 明代成化以前，徽商經營的行業，主要是“文房四寶”、漆、扣和茶葉。
成化以后，因明王朝改變“開中法”，把商人輸糧邊區，換取食鹽，在一定區域販賣的方法，改為商入在產鹽地區吶糧給鹽，聽其販賣。這樣一來，重要產鹽地區一一兩淮、兩浙，成為鹽商集聚中心，徽商占人地之利，逐漸以發展鹽業經營而雄飛商界。
明代中葉以后，徽商形成了鹽、典、茶、木四大行業。除比，還有布匹、絲綢、糧油、陶瓷、漆器、藥材、徽菜，以及山雜南北貨、京片百貨等多種多樣行業.對徽商來說，只要有利可圖；無業不就。
徽商經營方式也靈活多樣，大體有這樣五種：一是走販（長途販運）二是團積（囤積居奇，賤買貴賣），三是開張（廣設店肆，開展競爭），四是質劑（經營典當，權子母錢），五是回易（以所多易所鮮）。也有前店后坊或設廠兼營直接生產的.如鄭天鎮、朱云治在福建開采鐵礦、阮弼在蕪湖開設染織廠、汪長兮在房村制造曲蘗，都是一面生產，一面販賣，合工商業于一身。
徽商資本，開始雖多由小本經營致富，但也有官僚資本參雜其中。商人家屬已成顯宦，享受特權明清都禁止官吏經商，但官僚家屬不禁止，增殖資本；或由其他官吏委托巨款，代為營運.分得潤余。
明代以財富稱雄的徽商，往往以錢財珍寶結納權貴。如墨商羅小華，為明代權奸嚴嵩的兒子嚴世藩的入幕之賓。
富商吳養晦說：他的大父曾欠納鹽款20余萬。如不勾結權貴，豈能欠下國家這筆巨款。
徽商興盛于明中葉以后，歷時四百多年，清末民初，漸趨衰落，究其原因，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看： 一、清道光十一年，兩江總督陶澍，革除淮鹽積弊，實行票法年之間，不僅使過去商人虧欠的數千萬兩鹽課得以銷除，反增加收入以千萬計，鹽商利益受到重大打擊。所以，陶澍初議革除鹽弊時，鹽商蠹吏都大肆反對.世以鹽業起家的身為三朝乾隆、嘉慶、道光宰相的歙縣人曹振鏞雖然不好出面反對，也因鹽政改為實行票法，徽商遭受損失，酸留溜地說：鹽政改革“焉有餓死之宰相家”。
盡管曹振鏞這樣說，旦鹽政的改革對徽商的打擊還是極其重大的。 二、清咸豐三年，戶部占侍郎兼管錢法堂的歙縣人王茂蔭，認為要想鈔法行得通，辦辱好，必須依靠商人，要給商人以運轉的方便，也要給商人以尤惠的利益。
他的這個建議，不但沒有被奕許采用，反以為受茍人指使，嚴加斥責。這樣對經營錢業的徽商打擊也很大。
三、清康乾時，對典商查禁重利，后又加增典稅，左宗棠更增質鋪歲月，而典商幾敗。咸豐四年起實行“厘金”，稅卡林立。
向以長途販運為能的徽商，賺錢也不象過去那樣容易了。 四、鴉片戰爭以后，資本主義國家的舶來品，傾銷于我國各地，徽商經營的手工業晶，敵不過外商用機器生產的商品，就是“只此一家”的徽墨，也受到舶來品鋼筆、墨水的沖擊。
同時，隨著洋商的出現，國內買辦階級勾結官紳，也成了徽商的勁敵。 五、泥古于封建生產經營方式的徽商，在與新興的閩、粵、江、浙商幫的競爭中，逐漸為其壓倒除此以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咸豐同治年間，徽州戰亂延綿年之久，開始是團練的輸捐搜刮，后是曾國藩督師祁門又縱兵大掠，使全郡窖藏一空，加之太平軍與清軍攻防爭奪，激戰不斷，殘酷地焚、燒、殺、擄，尸首遍野，廬舍為墟。
徽州慘遭自古以來罕見的災難，使得徽商在人力、財力、物力上受到嚴重的摧殘。總之，徽商是封建社會經濟的產物，歷史雖然很長，但由于沒能適應社會的發展，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時期，就決定它的不可避免的衰退命運。
徽商有哪些歷史作用 徽商以長途販銷的形式互通有無，使全國各地區間的商品流通渠道暢開，擴大和加強了全國各商品市場之間的聯系。由于徽商的紐帶作用，促進了社會分工的擴大。
農民們從原來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狀態中擺脫出來，愈來愈依賴于市場經濟。徽商在江南市場頻繁地進行棉布、絲織品和糧食交易，就是當時社會分工的具體體現。
徽商還對各地區城市市場的興起和繁榮，起了積極作用。徽商足跡遍天下，不僅從事販賣貿易，而且開店鋪、僑居、投資公益事業，對當地的市鎮建設做出貢獻。
徽商以其雄厚的商業資本，促進商品經濟的發展和社會分工的發達，促使資本主義萌芽，推動了社會進步。徽商云集的吳江縣盛澤、黃溪鎮絲織業，明代弘治年間以后就出現了雇工經營，這正是小生產者自發地走向資本主義道路的一種生產形態。
徽商汪氏益美棉布號讓加工者在布上縫上“益美”字號的標記，充當了商標和廣告媒介的作用，采取自由競爭的手段，已類似于資本主義的經營方式。 徽商身兼商、儒、仕，很多商人本身就是理學鴻儒、詩人、畫家、金石篆刻家、書法家、戲曲家和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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