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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誼醫院神經內科病房有十二間病室，除去一號二號，其余十間我都住過。
當然，決不為此驕傲。
即便多么驕傲的人，據我所見，一躺上病床也都謙恭。
一號和二號是病危室，是一步登天的地方，上帝認為我住那兒為時尚早。
十九年前，父親攙扶著我第一次走進那病房。
那時我還能走，走得艱難，走得讓人傷心就是了。
當時我有過一個決心：要么好，要么死，一定不再這樣走出來。
正是晌午，病房里除了病人的微鼾，便是護士們輕極了的腳步，滿目潔白，陽光中飄浮著藥水的味道，如同信徒走進了廟宇我感覺到了希望。
一位女大夫把我引進十號病室。
她貼近我的耳朵輕輕柔柔地問：“午飯吃了沒？”我說：“您說我的病還能好嗎？”她笑了笑。
記不得她怎樣回答了，單記得她說了一句什么之后，父親的愁眉也略略地舒展。
女大夫步履輕盈地走后，我永遠留住了一個偏見：女人是最應該當大夫的，白大褂是她們最優雅的服裝。
那天恰是我二十一歲生日的第二天。
我對醫學對命運都還未及了解，不知道病出在脊髓上將是一件多么麻煩的事。
我舒心地躺下來睡了個好覺。
心想：十天，一個月，好吧就算是三個月，然后我就又能是原來的樣子了。
和我一起插隊的同學來看我時，也都這樣想；他們給我帶來很多書。
十號有六個床位。
我是六床。
五床是個農民，他天天都盼著出院。
“光房錢一天就一塊一毛五，你算算得啦，”五床說，“死唄可值得了這么些？”三床就說：“得了嘿你有完沒完！死死死，數你悲觀。
”四床是個老頭，說：“別介別介，咱**有話啦——既來之，則安之。
”農民便帶笑地把目光轉向我，卻是對他們說：“敢情你們都有公費醫療。
”他知道我還在與貧下中農相結合。
一床不說話，一床一旦說話即可出院。
二床像是個有些來頭的人，舉手投足之間便贏得大伙的敬畏。
二床幸福地把一切名詞都忘了，包括忘了自己的姓名。
二床講話時，所有名詞都以“這個”“那個”代替，因而講到一些轟轟烈烈的事跡卻聽不出是誰人所為。
四床說：“這多好，不得罪人。”
我不搭茬兒。
剛有的一點舒心頃刻全光。
一天一塊多房錢都要從父母的工資里出，一天好幾塊的藥錢、飯錢都要從父母的工資里出，何況為了給我治病家中早已是負債累累了。
我馬上就想那農民之所想了：什么時候才能出院呢？我趕緊松開拳頭讓自己放明白點：這是在醫院不是在家里，這兒沒人會容忍我發脾氣，而且砸壞了什么還不是得用父母的工資去賠？所幸身邊有書，想來想去只好一頭埋進書里去，好吧好吧，就算是三個月！我平白地相信這樣一個期限。
可是三個月后我不僅沒能出院，病反而更厲害了。
那時我和二床一起住到了七號。
二床果然不同尋常，是位局長，十一級干部，但還是多了一級，非十級以上者無緣去住高干病房的單間。
七號是這普通病房中唯一僅設兩張病床的房間，最接近單間，故一向由最接近十級的人去住。
據說剛有個十三級從這兒出去。
二床搬來名正言順。
我呢？護士長說是“這孩子愛讀書”，讓我幫助二床把名詞重新記起來。
“你看他連自己是誰都鬧不清了。
”護士長說。
但二床卻因此越來越讓人喜歡，因為“局長”也是名詞也在被忘之列，我們之間的關系日益平等、融洽。
有一天他問我：“你是干什么的？”我說：“插隊的。
”二床說他的“那個”也是，兩個“那個”都是，他在高出他半個頭的地方比劃一下：“就是那兩個，我自己養的。
”“您是說您的兩個兒子？”他說對，兒子。
他說好哇，革命嘛就不能怕苦，就是要去結合。
他說：“我們當初也是從那兒出來的嘛。
”我說：“農村？”“對對對。
什么？”“農村。
”“對對對農村。
別忘本呀！”我說是。
我說：“您的家鄉是哪兒？”他于是抱著頭想好久。
這一回我也沒辦法提醒他。
最后他罵一句，不想了，說：“我也放過那玩意兒。
”他在頭頂上伸直兩個手指。
“是牛嗎？”他搖搖頭，手往低處一壓。
“羊？”“對了，羊。
我放過羊。
”他躺下，雙手墊在腦后，甜甜蜜蜜地望著天花板老半天不言語。
大夫說他這病叫做“角回綜合癥，命名性失語”，并不影響其他記憶，尤其是遙遠的往事更都記得清楚。
我想局長到底是局長，比我會得病。
他忽然又坐起來：“我的那個，喂，小什么來？”“小兒子？”“對！”他怒氣沖沖地跳到地上，說：“那個小玩意兒，娘個！”說：“他要去結合，我說好嘛我支持。
”說：“他來信要錢，說要辦個這個。
”他指了指周圍，我想“那個小玩意兒”可能是要辦個醫療站。
他說：“好嘛，要多少？我給。
可那個小玩意兒！”他背著手氣哼哼地來回走，然后停住，兩手一攤：“可他又要在那兒結婚！”“在農村？”“對，農村。
”“跟農民？”“跟農民。
”無論是根據我當時的思想覺悟，還是根據報紙電臺當時的宣傳倡導，這都是值得肅然起敬的。
“扎根派。
”我欽佩地說。
“娘了個派！”他說：“可你還要不要回來嘛？”這下我有點發蒙。
見我愣著，他又一跺腳，補充道：“可你還要不要革命？！”這下我懂了，先不管革命是什么，二床的坦誠都令人欣慰。
不必去操心那些玄妙的邏輯了。
整個冬天就快過去，我反倒拄著拐杖都走不到院子里去了，雙腿日甚一日地麻木，肌肉無可遏止地萎縮，這才是需要發愁的。
我能住到七號來，事實上是因為大夫護士們都同情我。
因為我還這么年輕，因為我是自費醫療，因為大夫護士都已經明白我這病的前景極為不妙，還因為我愛讀書——在那個“知識越多越反動”的年代，大夫護士們尤為喜愛一個愛讀書的孩子。
他們都還把我當孩子。
他們的孩子有不少也在插隊。
護士長好幾次在我母親面前夸我，最后總是說：“唉，這孩子……”這一聲嘆，暴露了當代醫學的愛莫能助。
他們沒有別的辦法幫助我，只能讓我住得好一點，安靜些，讀讀書吧——他們可能是想，說不定書中能有“這孩子”一條路。
可我已經沒了讀書的興致。
整日躺在床上，聽各種腳步從門外走過；希望他們停下來，推門進來，又希望他們千萬別停，走過去走你們的路去別來煩我。
心里荒荒涼涼地祈禱：上帝如果你不收我回去，就把能走路的腿也給我留下！我確曾在沒人的時候雙手合十，出聲地向神靈許過愿。
多年以后才聽一位無名的哲人說過：危臥病榻，難有無神論者。
如今來想，有神無神并不值得爭論，但在命運的混沌之點，人自然會忽略著科學，向虛冥之中寄托一份虔敬的祈盼。
正如迄今人類最美好的向往也都沒有實際的驗證，但那向往并不因此消滅。
主管大夫每天來查房，每天都在我的床前停留得最久：“好吧，別急。
”按規矩主任每星期查一次房，可是幾位主任時常都來看看我：“感覺怎么樣？嗯，一定別著急。
”有那么些天全科的大夫都來看我，八小時以內或以外，單獨來或結隊來，檢查一番各抒主張，然后都對我說：“別著急，好嗎？千萬別急。
”從他們謹慎的言談中我漸漸明白了一件事：我這病要是因為一個腫瘤的搗鬼，把它找出來切下去隨便扔到一個垃圾桶里，我就還能直立行走，否則我多半就把祖先數百萬年進化而來的這一優勢給弄丟了。
窗外的小花園里已是桃紅柳綠，二十二個春天沒有哪一個像這樣讓人心抖。
我已經不敢去羨慕那些在花叢樹行間漫步的健康人和在小路上打羽毛球的年輕人。
我記得我久久地看過一個身著病服的老人，在草地上踱著方步曬太陽；只要這樣我想只要這樣！只要能這樣就行了就夠了！我回憶腳踩在軟軟的草地上是什么感覺？想走到哪兒就走到哪兒是什么感覺？踢一顆路邊的石子，踢著它走是什么感覺？沒這樣回憶過的人不會相信，那竟是回憶不出來的！老人走后我仍呆望著那塊草地，陽光在那兒慢慢地淡薄，脫離，凝作一縷孤哀凄寂的紅光一步步爬上墻，爬上樓頂……我寫下一句歪詩：輕撥小窗看春色，漏入人間一斜陽。
日后我搖著輪椅特意去看過那塊草地，并從那兒張望7號窗口，猜想那玻璃后面現在住的誰？上帝打算為他挑選什么前程？當然，上帝用不著征求他的意見。
我乞求上帝不過是在和我開著一個臨時的玩笑——在我的脊椎里裝進了一個良性的瘤子。
對對，它可以長在椎管內，但必須要長在軟膜外，那樣才能把它剝離而不損壞那條珍貴的脊髓。
“對不對，大夫？”“誰告訴你的？”“對不對吧？”大夫說：“不過，看來不太像腫瘤。
”我用目光在所有的地方寫下“上帝保佑”，我想，或許把這四個字寫到千遍萬遍就會贏得上帝的憐憫，讓它是個瘤子，一個善意的瘤子。
要么干脆是個惡毒的瘤子，能要命的那一種，那也行。
總歸得是瘤子，上帝！
朋友送了我一包蓮子，無聊時我撿幾顆泡在瓶子里，想，賭不賭一個愿？——要是它們能發芽，我的病就不過是個瘤子。
但我戰戰兢兢地一直沒敢賭。
誰料幾天后蓮子竟都發芽。
我想好吧我賭！我想其實我壓根兒是傾向于賭的。
我想傾向于賭事實上就等于是賭了。
我想現在我還敢賭——它們一定能長出葉子！（這是明擺著的。
）我每天給它們換水，早晨把它們移到窗臺西邊，下午再把它們挪到東邊，讓它們總在陽光里；為此我抓住床欄走，扶住窗臺走，幾米路我走得大汗淋漓。
這事我不說，沒人知道。
不久，它們長出一片片圓圓的葉子來。
“圓”，又是好兆。
我更加周到地侍候它們，坐回到床上氣喘吁吁地望著它們，夜里醒來在月光中也看看它們：好了，我要轉運了。
并且忽然注意到“蓮”與“憐”諧音，畢恭畢敬地想：上帝終于要對我發發慈悲了吧？這些事我不說沒人知道。
葉子長出了瓶口，閑人要去摸，我不讓，他們硬是摸了呢，我便在心里加倍地祈禱幾回。
這些事我不說，現在也沒人知道。
然而科學勝利了，它三番五次地說那兒沒有瘤子，沒有沒有。
果然，上帝直接在那條嬌嫩的脊髓上做了手腳！定案之日，我像個冤判的屈鬼那樣瘋狂地作亂，掙扎著站起來，心想干嗎不能跑一回給那個沒良心的上帝瞧瞧？后果很簡單，如果你沒摔死你必會明白：確實，你干不過上帝。
我終日躺在床上一言不發，心里先是完全的空白，隨后由著一個死字去填滿。
王主任來了。
（那個老太太，我永遠忘不了她。
還有張護士長。
八年以后和十七年以后，我有兩次真的病到了死神門口，全靠這兩位老太太又把我搶下來。
）我面向墻躺著，王主任坐在我身后許久不說什么，然后說了，話并不多，大意是：還是看看書吧，你不是愛看書嗎？人活一天就不要白活。
將來你工作了，忙得一點時間都沒有，你會后悔這段時光就讓它這么白白地過去了。
這些話當然并不能打消我的死念，但這些話我將受用終生，在以后的若干年里我頻繁地對死神抱有過熱情，但在未死之前我一直記得王主任這些話，因而還是去做些事。
使我沒有去死的原因很多（我在另外的文章里寫過），“人活一天就不要白活”亦為其一，慢慢地去做些事于是慢慢地有了活的興致和價值感。
有一年我去醫院看她，把我寫的書送給她，她已是滿頭白發了，退休了，但照常在醫院里從早忙到晚。
我看著她想，這老太太當年必是心里有數，知道我還不至去死，所以她單給我指一條活著的路。
可是我不知道當年我搬離7號后，是誰最先在那兒發現過一團電線？并對此作過什么推想？那是個秘密，現在也不必說。
假定我那時真的去死了呢？我想找一天去問問王主任。
我想，她可能會說“真要去死那誰也管不了”，可能會說“要是你找不到活著的價值，遲早還是想死”，可能會說“想一想死倒也不是壞事，想明白了倒活得更自由”，可能會說“不，我看得出來，你那時離死神還遠著呢，因為你有那么多好朋友”。
友誼醫院——這名字叫得好。
“同仁”“協和”“博愛”“濟慈”，這樣的名字也不錯，但或稍嫌冷靜，或略顯張揚，都不如“友誼”聽著那么平易、親近。
也許是我的偏見。
二十一歲末尾，雙腿徹底背叛了我，我沒死，全靠著友誼。
還在鄉下插隊的同學不斷寫信來，軟硬兼施勸罵并舉，以期激起我活下去的勇氣；已轉回北京的同學每逢探視日必來看我，甚至非探視日他們也能進來。
“怎進來的你們？”“咳，閉上一只眼睛想一會兒就進來了。
”這群插過隊的，當年可以憑一張站臺票走南闖北，甭擔心還有他們走不通的路。
那時我搬到了加號。
加號原本不是病房，里面有個小樓梯間，樓梯間棄置不用了，余下的地方僅夠放一張床，雖然窄小得像一節煙筒，但畢竟是單間，光景固不可比十級，卻又非十一級可比。
這又是大夫護士們的一番苦心，見我的朋友太多，都是少男少女難免說笑得不管不顧，既不能影響了別人又不可剝奪了我的快樂，于是給了我9.5級的待遇。
加號的窗口朝向大街，我的床緊挨著窗，在那兒我度過了二十一歲中最愜意的時光。
每天上午我就坐在窗前清清靜靜地讀書，很多名著我都是在那時讀到的，也開始像模像樣地學著外語。
一過中午，我便直著眼睛朝大街上眺望，尤其注目騎車的年輕人和5路汽車的車站，盼著朋友們來。
有那么一陣子我暫時忽略了死神。
朋友們來了，帶書來，帶外面的消息來，帶安慰和歡樂來，帶新朋友來，新朋友又帶新的朋友來，然后都成了老朋友。
以后的多少年里，友誼一直就這樣在我身邊擴展，在我心里深厚。
把加號的門關緊，我們自由地嬉笑怒罵，毫無顧忌地議論世界上所有的事，高興了還可以輕聲地唱點什么——陜北民歌，或插隊知青自己的歌。
晚上朋友們走了，在小臺燈幽寂而又喧囂的光線里，我開始想寫點什么，那便是我創作欲望最初的萌生。
我一時忘記了死，還因為什么？還因為愛情的影子在隱約地晃動。
那影子將長久地在我心里晃動，給未來的日子帶來幸福也帶來痛苦，尤其帶來激情，把一個絕望的生命引領出死谷。
無論是幸福還是痛苦，都會成為永遠的珍藏和神圣的紀念。
二十一歲、二十九歲、三十八歲，我三進三出友誼醫院，我沒死，全靠了友誼。
后兩次不是我想去勾結死神，而是死神對我有了興趣；我高燒到40多度，朋友們把我抬到友誼醫院，內科說沒有護理截癱病人的經驗，柏大夫就去找來王主任，找來張護士長，于是我又住進神內病房。
尤其是二十九歲那次，高燒不退，整天昏睡、嘔吐，差不多三個月不敢聞飯味，光用血管去喝葡萄糖，血壓也不安定，先是低壓升到120接著高壓又降到60，大夫們一度擔心我活不過那年冬天了——腎，好像是接近完蛋的模樣，治療手段又像是接近于無了。
我的同學找柏大夫商量，他們又一起去找唐大夫：要不要把這事告訴我父親？他們決定：不。
告訴他，他還不是白著急？然后他們分了工：死的事由我那同學和柏大夫管，等我死了由他們去向我父親解釋；活著的我由唐大夫多多關照。
唐大夫說：“好，我以教學的理由留他在這兒，他活一天就還要想一天辦法。
”真是人不當死鬼神奈何其不得，冬天一過我又活了，看樣子極可能活到下一個世紀去。
唐大夫就是當年把我接進十號的那個女大夫，就是那個步履輕盈溫文爾雅的女大夫，但八年過去她已是兩鬢如霜了。
又過了9年，我第三次住院時唐大夫已經不在。
聽說我又來了，科里的老大夫、老護士們都來看我，問候我，夸我的小說寫得還不錯，跟我敘敘家常，唯唐大夫不能來了。
我知道她不能來了，她不在了。
我曾搖著輪椅去給她送過一個小花圈，大家都說：她是累死的，她肯定是累死的！我永遠記得她把我迎進病房的那個中午，她貼近我的耳邊輕輕柔柔地問：“午飯吃了沒？”倏忽之間，怎么，她已經不在了？她不過才五十出頭歲。
這事真讓人啞口無言，總覺得不大說得通，肯定是誰把邏輯擺弄錯了。
但愿柏大夫這一代的命運會好些。
實際只是當著眾多病人時我才叫她柏大夫。
平時我叫她“小柏”，她叫我“小史”。
她開玩笑時自稱是我的“私人保健醫”，不過這不像玩笑這很近實情。
近兩年我叫她“老柏”她叫我“老史”了。
十九年前的深秋，病房里新來了個衛生員，梳著短辮兒，戴一條長圍巾穿一雙黑燈芯絨鞋，雖是一口地道的北京城里話，卻滿身滿臉的鄉土氣尚未退盡。
“你也是插隊的？”我問她。
“你也是？”聽得出來，她早已知道了。
“你哪屆？”“老初二，你呢？”“我六八，老初一。
你哪兒？”“陜北。
你哪兒？”“我內蒙。
”這就行了，全明白了，這樣的招呼是我們這代人的專利，這樣的問答立刻把我們拉近。
我料定，幾十年后這樣的對話仍會在一些白發蒼蒼的人中間流行，仍是他們之間最親切的問候和最有效的溝通方式；后世的語言學者會煞費苦心地對此作一番考證，正兒八經地寫一篇論文去得一個學位。
而我們這代人是怎樣得一個學位的呢？十四五歲停學，十七八歲下鄉，若干年后回城，得一個最被輕視的工作，但在農村呆過了還有什么工作不能干的呢，同時學心不死業余苦讀，好不容易上了個大學，畢業之后又被輕視——因為真不巧你是個“工農兵學員”，你又得設法摘掉這個帽子，考試考試考試這代人可真沒少考試，然后用你加倍的努力讓老的少的都服氣，用你的實際水平和能力讓人們相信你配得上那個學位——這就是我們這代人得一個學位的典型途徑。
這還不是最坎坷的途徑。
“小柏”變成“老柏”，那個衛生員成為柏大夫，大致就是這么個途徑，我知道，因為我們已是多年的朋友。
她的丈夫大體上也是這么走過來的，我們都是朋友了；連她的兒子也叫我“老史”。
閑下來細細去品，這個“老史”最令人羨慕的地方，便是一向活在友誼中。
真說不定，這與我二十一歲那年恰恰住進了“友誼”醫院有關。
因此偶爾有人說我是活在世外桃源，語氣中不免流露了一點譏諷，仿佛這全是出于我的自娛甚至自欺。
我頗不以為然。
我既非活在世外桃源，也從不相信有什么世外桃源。
但我相信世間桃源，世間確有此源，如果沒有恐怕誰也就不想再活。
倘此源有時弱小下去，依我看，至少譏諷并不能使其強大。
千萬年來它作為現實，更作為信念，這才不斷。
它源于心中再流入心中，它施于心又由于心，這才不斷。
欲其強大，舍心之虔誠又向何求呢？
也有人說我是不是一直活在童話里？語氣中既有贊許又有告誡。
贊許并且告誡，這很讓我信服。
贊許既在，告誡并不意指人們之間應該加固一條防線，而只是提醒我：童話的缺憾不在于它太美，而在于它必要走進一個更為紛繁而且嚴酷的世界，那時只怕它太嬌嫩。
事實上在二十一歲那年，上帝已經這樣提醒我了，他早已把他的超級童話和永恒的謎語向我略露端倪。
住在四號時，我見過一個男孩。
他那年七歲，家住偏僻的山村，有一天傳說公路要修到他家門前了，孩子們都翹首以待好夢聯翩。
公路終于修到，汽車終于開來，乍見汽車，孩子們驚訝兼著膽怯，遠遠地看。
日子一長孩子便有奇想，發現扒住卡車的尾巴可以威風凜凜地兜風，他們背著父母玩得好快活。
可是有一次，只一次，這七歲的男孩失手從車上摔了下來。
他住進醫院時已經不能跑，四肢肌肉都在萎縮。
病房里很寂寞，孩子一瘸一瘸地到處竄；淘得過分了，病友們就說他：“你說說你是怎么傷的？”孩子立刻低了頭，老老實實地一動不動。
“說呀？”“說，因為什么？”孩子囁嚅著。
“喂，怎么不說呀？給忘啦？”“因為扒汽車，”孩子低聲說，“因為淘氣。
”孩子補充道。
他在誠心誠意地承認錯誤。
大家都沉默，除了他自己誰都知道：這孩子傷在脊髓上，那樣的傷是不可逆的。
孩子仍不敢動，規規矩矩地站著用一雙正在萎縮的小手擦眼淚。
終于會有人先開口，語調變得哀柔：“下次還淘不淘了？”孩子很熟悉這樣的寬容或原諒，馬上使勁搖頭：“不，不，不了！”同時松了一口氣。
但這一回不同以往，怎么沒有人接著向他允諾“好啦，只要改了就還是好孩子”呢？他睜大眼睛去看每一個大人，那意思是：還不行嗎？再不淘氣了還不行嗎？他不知道，他還不懂，命運中有一種錯誤是只能犯一次的，并沒有改正的機會，命運中有一種并非是錯誤的錯誤，（比如淘氣，是什么錯誤呢？）但這卻是不被原諒的。
那孩子小名叫“五蛋”，我記得他，那時他才七歲，他不知道，他還不懂。
未來，他勢必有一天會知道，可他勢必有一天就會懂嗎？但無論如何，那一天就是一個童話的結尾。
在所有童話的結尾處，讓我們這樣理解吧：上帝為了錘煉生命，將布設下一個殘酷的謎語。
住在六號時，我見過有一對戀人。
那時他們正是我現在的年紀，四十歲。
他們是大學同學。
男的二十四歲時本來就要出國留學，日期已定，行裝都備好了，可命運無常，不知因為什么屁大的一點事不得不拖延一個月，偏就在這一個月里因為一次醫療事故他癱瘓了。
女的對他一往情深，等著他，先是等著他病好，沒等到；然后還等著他，等著他同意跟她結婚，還是沒等到。
外界的和內心的阻力重重，一年一年，男的既盼著她來又說服著她走。
但一年一年，病也難逃愛也難逃，女的就這么一直等著。
有一次她狠了狠心，調離北京到外地去工作了，但是斬斷感情卻不這么簡單，而且再想調回北京也不這么簡單，女的只要有三天假期也迢迢千里地往北京跑。
男的那時病更重了，全身都不能動了，和我同住一個病室。
女的走后，男的對我說過：你要是愛她，你就不能害她，除非你不愛她，可那你又為什么要結婚呢？男的睡著了，女的對我說過：我知道他這是愛我，可他不明白其實這是害我，我真想一走了事，我試過，不行，我知道我沒法不愛他。
女的走了男的又對我說過：不不，她還年輕，她還有機會，她得結婚，她這人不能沒有愛。
男的睡了女的又對我說過：可什么是機會呢？機會不在外邊而在心里，結婚的機會有可能在外邊，可愛情的機會只能在心里。
女的不在時，我把她的話告訴男的，男的默然垂淚。
我問他：“你干嗎不能跟她結婚呢？”他說：“這你還不懂。
”他說：“這很難說得清，因為你活在整個這個世界上。
”他說：“所以，有時候這不是光由兩個人就能決定的。
”我那時確實還不懂。
我找到機會又問女的：“為什么不是兩個人就能決定的？”她說：“不，我不這么認為。
”她說：“不過確實，有時候這確實很難。
”她沉吟良久，說：“真的，跟你說你現在也不懂。
”十九年過去了，那對戀人現在該已經都是老人。
我不知道現在他們各自在哪兒，我只聽說他們后來還是分手了。
十九年中，我自己也有過愛情的經歷了，現在要是有個二十一歲的人問我愛情都是什么？大概我也只能回答：真的，這可能從來就不是能說得清的。
無論她是什么，她都很少屬于語言，而是全部屬于心的。
還是那位臺灣作家三毛說得對：愛如禪，不能說不能說，一說就錯。
那也是在一個童話的結尾處，上帝為我們能夠永遠地追尋著活下去，而設置的一個殘酷卻誘人的謎語。
對作家史鐵生來說，二十歲那年的厄運突降，不啻于讓他的青春有了天崩地裂般毀滅，他曾憤怒、咆哮，無法接受命運的殘酷，是母親的愛還有周圍人水一樣柔軟的溫情,才使他年輕的心漸漸平復，讓他陷入憂郁的同時也開始了深刻的人生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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