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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的民俗 山東民俗源遠流長，代代傳承。
據史料記載、民間傳說和考古發掘可見，早在 新石器時期，反映東夷文化的民俗就在山東地區大量存在，諸如飲食器物、衣著妝 飾、生產工具、成年禮儀、婚姻形式、墓葬類型、圖騰崇拜、山川信仰等，都顯示 出史前時期山東民俗的特色。
商周時期，特別是齊魯封建之后，山東曾經出現過列國殊俗的局面，但隨著孔 孟學說的形成，便逐步樹立起齊魯禮儀之邦的整體形象。
從此，以“禮”為核心的 山東民俗在整個封建社會都處于主導地位，“風近鄒魯”經常被各地取為評價民俗 的準則，到今天對國內乃至世界仍然產生著影響。
歷史上的齊、魯民俗之別，對后來山東民俗的地區差異與復雜多樣有較為深刻 的影響，這一史實有力地說明民俗的形成及流變是與一定時代的政治、經濟、文化 狀況密切相關的，而這與之相關的狀況又時常因地而異。
姜尚治齊，采取的是“因 其俗，簡其禮”的政策，因此齊俗繼承東夷文化傳統，較少受宗周禮制的束縛，其 通商惠工、尊賢尚功等行事，更帶有商品經濟的色彩。
魯俗則試圖用周禮來替代原 有的文化傳統，其敦本抑末、崇禮重教，更帶有自然經濟的色彩。
齊魯風俗雖有如 上區別，但是，同源于東夷文化的傳統，又都以禮義為民俗思想和民俗行事的核心， 齊地化禮成俗，無為而治，魯地以禮易俗，廣行教化，方法的不同，并不能改變基 本內容的一致。
這一時期興起的孔孟儒家學說，對山東地區包括民俗在內的傳承文 化起了極大的規范作用。
孔子所謂“齊一變至于魯，魯一變至于道”，就是對這一 時期山東民俗文化殊途同歸的一個基本概括。
秦漢一統之后，尤其是漢武帝“獨尊儒術”之后，孔孟儒家學說成為中國傳統 文化的主流，山東地區的民俗進一步統一在儒家思想的框架之內，并形成為傳統。
其間雖歷經數次改朝換代和各民族文化的融合，但以禮儀為核心的民俗文化傳統并 無大改變。
到了近代，隨著封建社會的沒落、西方文化的影響，山東民俗開始向現 代化演進。
“五四”運動以后，特別是抗日戰爭開始之后，山東革命根據地的建立， 使一代新俗得以生成發展，如春風吹遍山東大地，深深影響到人們生活的各個方面。
沂蒙山區的春節群眾性文藝表演活動，至今仍沿襲著革命根據地的傳統，甚至稱青 年婦女為“識字班”的習俗都一如當年。
新中國建立初期，在黨和人民政府的領導下，廣大人民群眾破舊俗、樹新風， 新風新尚逐漸形成，有力地推動了山東的經濟和社會發展。
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 全會后，在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下，山東的經濟和社會生活發生了日新月異的變化， 新的民俗事象層出不窮，具有強烈的時代氣息。
同時，黨和人民政府對社會上又復 燃的一些封建陋習，采取了種種措施，凈化社會環境，取得了較好的成效。
山東民俗，由于各種條件的影響，表現出自身的多樣性、地域性。
山東腹地濟 南、青州、泰安、兗州一帶，一向是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自古四民有常業， 六禮有常儀，歲時有常節，衣食住行有常制，其民俗傳承對周圍地區有典型意義， 可作為山東民俗的代表。
這一地區的曲阜、鄒城為孔孟故里，泰安有五岳之首的泰 山，民俗特色尤為顯著。
孔孟家族習俗不僅影響當地，而且遠及于國內外。
孔府的 家族親族俗制、祖神祭祀、婚禮喪禮、年節習俗、衣食住行是大家望族習俗的典型。
泰山是歷代皇帝封禪之地，也是百姓朝山拜神之所，是研究民間信仰的一座活的標 本庫，也是開發民俗旅游資源的一個熱點。
東部沿海地區，漁業習俗和外出經商的習俗最為突出。
漁村以日照、榮成、蓬 萊、長島等地最具典型性。
蓬萊、龍口(黃縣)、萊州(掖縣)沿海地帶居民，沿襲“ 齊人好逐利”的傳統，外出經商的習俗歷代不衰。
蓬、黃、掖的“買賣人”不僅在 東北有很大影響，在京、津、滬等地也多見他們的足跡。
魯東南的沂蒙山區，古代文化發祥較早，既有山地特色，又較多地保留著傳統 的民俗事象。
而在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時期形成的一系列良風佳俗，在新中國建立 后又得到了進一步發揚光大。
魯西南、魯西北地區為黃河沖積平原，民俗事象與古老的黃河緊密相連，獨具 特色。
其戲曲曲藝、音樂舞蹈、民間工藝(如剪紙、刺繡)等，都已走向全國、走向 世界。
山東的城市民俗也能獨成系列，其中又有各種不同類型。
濟南是一座千年古城， 舊街巷、老字號、古風古俗遍地。
它同時又是一座泉城與湖城，北國江南的風采為 天下所獨有。
青島是一座百年之間拔地而起的新興城市，現代城市的氣氛最為濃烈。
煙臺城市的發展，以明代防御所城為起點，在近代逐漸將周圍村莊納入市區，最能 顯現城鄉匯融、土洋并存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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