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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城里那座不大的瞿秋白的紀念館我已經去過三次。
從第一次看到那個黑舊的房舍，我就想寫篇文章。
但是六個年頭過去了，還是沒有寫出。
瞿秋白實在是一個謎，他太博大深邃，讓你看不清摸不透，無從寫起但又放不下筆。
去年我第三次訪秋白故居時正值他犧牲六十周年，地方上和北京都在籌備關于他的討論會。
他就義時才三十六歲，可人們已經紀念他六十年，而且還會永遠紀念下去。
是因為他當過黨的領袖？是因為他的文學成就?是因為他的才氣？是，又不全是。
他短短的一生就像一幅永遠讀不完的名畫。
我第一次到紀念館是一九九○年。
紀念館本是一間瞿家的舊祠堂，祠堂前原有一條河，叫覓渡河。
一聽這名字我就心中一驚，覓渡，覓渡，渡在何處？瞿秋白是以職業革命家自許的，但從這個渡口出發并沒有讓他走出一條路。
“八七會議”他受命于白色恐怖之中，以一副柔弱的書生之肩，挑起了統帥全黨的重擔，發出武裝斗爭的吼聲。
但是他隨即被王明，被自己的人一巴掌打倒，永不重用。
后來在長征時又借口他有病，不帶他北上。
而比他年紀大身體弱的徐特立、謝覺哉等都安然到達陜北，活到了建國。
他其實不是被國民黨殺的，是為“左”傾路線所殺。
是自己的人按住了他的脖子，好讓敵人的屠刀來砍。
而他先是仔細地獨白，然后就去從容就義。
如果秋白是一個如李逵式的人物，大喊一聲：“你朝爺爺砍吧，二十年后又是一條好漢。
”也許人們早已把他忘掉。
他是一個書生啊，一個典型的中國知識分子，你看他的照片，一副多么秀氣但又有幾分蒼白的面容。
他一開始就不是舞槍弄刀的人。
他在黃埔軍校講課，在上海大學講課，他的才華熠熠閃光，聽課的人擠滿禮堂，爬上窗臺，甚至連學校的教師也擠進來聽。
后來成為大作家的丁玲，這時也在臺下瞪著一雙稚氣的大眼睛。
瞿秋白的文才曾是怎樣折服了一代人。
后來成為文化史專家、新中國文化部副部長的鄭振鐸，當時準備結婚，想求秋白刻一對印，秋白開的潤格是五十元。
鄭付不起轉而求茅盾。
婚禮那天，秋白手提一手絹小包，說來送金五十，鄭不勝惶恐，打開一看卻是兩方石印。
可想他當時的治印水平。
秋白被排擠離開黨的領導崗位后，轉而為文，短短幾年他的著譯竟有五百萬字。
魯迅與他之間的敬重和友誼，就像馬克思與恩格斯一樣地完美。
秋白夫妻到上海住魯迅家中，魯迅和許廣平睡地板，而將床鋪讓給他們。
秋白被捕后魯迅立即組織營救，他就義后魯迅又親自為他編文集，裝幀和用料在當時都是第一流的。
秋白與魯迅、茅盾、鄭振鐸這些現代文化史上的高峰，也是齊肩至頂的啊，他應該知道自己身軀內所含的文化價值，應該到書齋里去實現這個價值。
但是他沒有，他目睹人民沉浮于水火，目睹黨瀕于滅頂，他振臂一呼，躍向黑暗。
只要能為社會的前進照亮一步之路，他就毅然舉全身而自燃。
他的俄文水平在當時的中國是數一數二了，他曾發宏愿，要將俄國文學名著介紹到中國來，他犧牲后魯迅感嘆說，本來《死魂靈》由秋白來譯是最合適的。
這使我想起另一件事。
和秋白同時代的有一個人叫梁實秋，在抗日高潮中仍大寫悠閑文字，被左翼作家批評為“抗戰無關論”。
他自我辯解說，人在情急時固然可以操起菜刀殺人，但殺人畢竟不是菜刀的使命。
他還是一直弄他的純文學，后來確實也成就很高，一人獨立譯完了《莎士比亞全集》。
現在，當我們很大度地承認梁實秋的貢獻時，更不該忘記秋白這樣的，情急用菜刀去救國救民，甚至連自己的珠玉之身也撲上去的人。
如果他不這樣做，留把菜刀作后用，留得青山來養柴，在文壇上他也會成為一個、甚至十個梁實秋。
但是他沒有。
如果秋白的骨頭像他的身體一樣地柔弱，他一被捕就招供認罪，那么歷史也早就忘了他。
革命史上有多少英雄就有多少叛徒。
曾是****的向忠發、**委員的顧順章，都有一個工人階級的好出身，但是一被逮捕，就立即招供。
至于陳公博、周佛海、張國燾等高干，還可以舉出不少。
而秋白偏偏以柔弱之軀演出一場泰山崩于前而不動的英雄戲。
他剛被捕時敵人并不明他的身份，他自稱是一名醫生，在獄中讀書寫字，連監獄長也求他開方看病。
其實，他實實在在是一個書生、畫家、醫生，除了名字是假的，這些身份對他來說一個都不假。
這時上海的魯迅等正在設法營救他。
但是一個聽過他講課的叛徒終于認出了他。
特務乘其不備突然大喊一聲：“瞿秋白!”他卻木然無應。
敵人無法，只好把叛徒拉出當面對質。
這時他卻淡淡一笑說：“既然你們已認出了我，我就是瞿秋白。
過去我寫的那份供詞就權當小說去讀吧。
”**聽說抓到了瞿秋白，急電宋希濂去處理此事，宋在黃埔時聽過他的課，執學生禮，想以師生之情勸其降，并派軍醫為之治病。
他死意已決，說：“減輕一點痛苦是可以的，要治好病就大可不必了。
”當一個人從道理上明白了生死大義之后，他就獲得了最大的堅強和最大的從容。
這是靠肉體的耐力和感情的傾注所無法達到的，理性的力量就像軌道的延伸一樣堅定。
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向來是以理行事，所謂士可殺而不可辱。
文天祥被捕，跳水、撞墻，唯求一死。
魯迅受到恐嚇，出門都不帶鑰匙，以示不歸之志。
**贊揚朱自清寧餓死也不吃美國的救濟粉。
秋白正是這樣一個典型的已達到自由階段的知識分子。
**威脅利誘實在不能使之屈服，遂下令槍決。
刑前，秋白唱《國際歌》，唱紅軍歌曲，泰然自行至刑場，高呼“中國**萬歲”，盤腿席地而坐，令敵開槍。
從被捕到就義，這里沒有一點死的畏懼。
如果秋白就這樣高呼口號為革命獻身，人們也許還不會這樣長久地懷念他研究他。
他偏偏在臨死前又搶著寫了一篇《多余的話》，這在一般人看來真是多余。
我們看他短短一生斗爭何等堅決，他在國共合作中對國民黨右派的批駁、在黨內對陳獨秀**路線的批判何等犀利，他主持“八七會議”，決定武裝斗爭，永遠功彪史冊，他在監獄中從容斗敵，最后英勇就義，泣天地慟鬼神。
這是一個多么完整的句號。
但是他不肯，他覺得自己實在藐小，實在愧對黨的領袖這個稱號，于是用解剖刀，將自己的靈魂仔仔細細地剖析了一遍。
別人看到的他是一個光明的結論，他在這里卻非要說一說光明之前的暗淡，或者光明后面的陰影。
這又是一種驚人的平靜。
就像敵人要給他治病時，他說：不必了。
他將生命看得很淡。
現在，為了做人，他又將虛名看得很淡。
他認為自己是從紳士家庭，從舊文人走向革命的，他在新與舊的斗爭中受著煎熬，在文學愛好與政治責任的抉擇中受著煎熬。
他說以后舊文人將再不會有了，他要將這個典型，這個痛苦的改造過程如實地錄下，獻給后人。
他說過：“光明和火焰從地心里鉆出來的時候，難免要經過好幾次的嘗試，試探自己的道路，鍛煉自己的力量。
”他不但解剖了自己的靈魂，在這《多余的話》里還囑咐死后請解剖他的尸體，因為他是一個得了多年肺病的人。
這又是他的偉大，他的無私。
我們可以對比一下世上有多少人都在涂脂抹粉，挖空心思地打扮自己的歷史，極力隱惡揚善。
特別是一些地位越高的人越愛這樣做，別人也幫他這樣做，所謂為尊者諱。
而他卻不肯。
作為領袖，人們希望他內外都是徹底的鮮紅，而他卻固執地說：不，我是一個多重色彩的人。
在一般人是把人生投入革命，在他是把革命投入人生，革命是他人生實驗的一部分。
當我們只看他的事業，看他從容赴死時，他是一座平原的高山，令人崇敬；當我們再看他對自己的解剖時，他更是一座下臨深谷的高峰，風鳴林吼，奇絕險峻，給人更多的思考。
他是一個內心既縱橫交錯，又坦蕩如一張白紙的人。
我在這間舊祠堂里，一年年地來去，一次次地徘徊，我想象著當年門前的小河，河上來往覓渡的小舟。
秋白就是從這里出發，到上海辦學，后來又在上海會見魯迅；到廣州參與國共合作，去會孫中山；到蘇俄去當記者，去參加共產國際會議；到九江去主持“八七會議”，發起武裝斗爭；到江西蘇區去主持教育工作。
他生命短促，行色匆匆。
他出門登舟之時一定想到“野渡無人舟自橫”，想到“輕解羅裙，獨上蘭舟”。
那是一種多么悠閑的生活，多么美的詩句，是一個多么寧靜的港灣。
他在《多余的話》里一再表達他對文學的熱愛。
他多么想靠上那個碼頭，但他沒有，直到臨死的前一刻他還在探究生命的歸宿。
他一生都在覓渡，但是到最后也沒有傍到一個好的碼頭，這實在是一個悲劇。
但正是這悲劇的遺憾，人們才這樣以其生命的一倍、兩倍、十倍的歲月去紀念他。
如果他一開始就不鬧什么革命，只要隨便拔下身上的一根汗毛，悉心培植，他也會成為著名的作家、翻譯家、金石家、書法家或者名醫。
梁實秋、徐志摩現在不是尚享后人之饗嗎?如果他革命之后，又撥轉船頭，退而治學呢，仍然可以成為一個文壇泰斗。
與他同時代的陳望道，本來是和陳獨秀一起籌建**的，后來退而研究修辭，著《修辭學發凡》，成了中國修辭第一人，人們也記住了他。
可是秋白沒有這樣做。
就像一個美女偏不肯去演戲，像一個高個兒男子偏不肯去打球。
他另有所求，但又求而無獲，甚至被人誤會。
一個人無才也就罷了，或者有一分才干成了一件事也罷了。
最可惜的是他有十分才只干成了一件事，甚而一件也沒有干成，這才叫后人惋惜。
你看岳飛的詩詞寫得多好，他是有文才的，但世人只記住了他的武功。
辛棄疾是有武才的，他年輕時率一萬義軍反金投宋，但南宋政府不用，他只能“醉里挑燈看劍，夢回吹角連營”，后人也只知他的詩才。
瞿秋白以文人為政，又因政事之敗而返觀人生。
如果他只是慷慨就義再不說什么，也許他早已沒入歷史的年輪。
但是他又說了一些看似多余的話，他覺得探索比到達更可貴。
當年項羽兵敗，雖前有渡船，卻拒不渡河。
項羽如果為劉邦所殺，或者他失敗后再渡烏江，都不如臨江自刎這樣留給歷史永遠的回味。
項羽面對生的希望卻舉起了一把自刎的劍，秋白在將要英名流芳時卻舉起了一把解剖刀，他們都將行將定格的生命的價值又推上了一層。
哲人者，寧肯舍其事而成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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