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請介紹董仲舒
一、下帷講誦稱儒首 官至博士為士師 1.親見四世 董仲舒,廣川人。
今河北省景縣有大董故莊,世傳即仲舒故里。生卒年不詳,根據《漢書·匈奴傳》《贊》“仲舒親見四世(即孝惠、文帝、景帝、武帝)之事” 一語推之,董仲舒當生于漢高祖末年或漢惠帝初年,即公元前2世紀初葉。
又根據董仲舒著書例用舊歷,不及使用太初歷,可見他在漢武帝太初元年(前104)改歷前已作古人。他歷經四朝,享年達80歲以上。
董仲舒一生經歷了文景之治,漢武盛世,是西漢王朝的極盛時期,政治穩定,經濟繁榮,國力空前強盛,人民安居樂業。在思想文化方面,漢初社會也是寬舒自如的。
孝惠帝除“挾書之律”,置寫書之官;武帝時又廣開獻書之路。很多因秦始皇焚書坑儒而秘藏起來的儒家典籍,紛紛再現于人間;很多退避于草野的儒學之士,也漸漸走出了山林。
民安于太平,士樂于學業,于是講學通經之士,再聚徒眾,復興儒業,儒學陣營,陡然大具。經師們為了經世致用,取悅當道,解經說義,繪聲繪色。
家有家風,師有師法,形形色色,粲然明備。董仲舒,就是在這樣一個社會安定,學術自由的背景下,走上事學之路的。
董仲舒的老家——廣川,東南兩面,鄰近齊魯,北靠燕代,西界三晉。自古齊魯多儒生,燕代出方士,三晉產法家,仲舒自幼便在多種文化熏陶中成長,與其方來形成多內涵的思想體系不無關系。
據《史記》記載,西漢初年,傳習五經的碩儒共有八人:傳《詩》,于魯(今山東西部)有申培公,于齊(山東東部)為轅固生,于燕(今北京)則韓太傅(嬰);傳《書》,為濟南伏生;傳《禮》,則魯之高堂生;傳《易》,則淄川(在齊)田生;傳《春秋》,于齊魯有胡毋生,于趙(大河南北)則是董仲舒。八位大師中,韓嬰和董仲舒分別來自燕趙,其他六人,都出于齊魯故國,是儒學化了的齊魯文化的傳人。
其實燕趙也是齊魯的近鄰,是西漢初儒家文化圈內的成員之一。 2.三年不窺園 董仲舒為學異常勤奮,數十年如一日,《史》《漢》本傳說他專心學業,“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后引本傳,不復出注)!王充《論衡·儒增》亦載: “儒書言董仲舒讀《春秋》,專精一思,志不在他,三年不窺園菜。”
桓譚《新論 ·本造》甚至說:“董仲舒專精述古,年至六十余,不窺園中菜。”真不愧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圣賢書”的純儒!他游心于六藝,陶醉于勝境,對當時社會時尚,生活享受都漠不關心。
《史記》記載當時六畜興旺,馬牛繁息,“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人們乘馬也非常講究,乘母馬者被 “擯(排斥)而不得聚會”。可董仲舒對此并不留意,“嘗乘馬不覺牝牡,志在經傳也。”
(《太平御覽》卷840引)他沉迷于圣經賢傳之中,簡直到了如癡如狂的地步! 3.下帷講誦 功夫不負有心人,董仲舒學通五經,義兼百家,且長于議論,善為文章,《漢書·儒林傳》載:“仲舒通五經,能持論,善屬文。”王充說:“董仲舒者,文之烏獲也。”
(《論衡·效力》)喻之為文章圣手,著作的大力士。此外,董仲舒還多見博聞,知道許多希見奇怪之物。
王充稱贊董仲舒“文說美善,博覽膏腴”,讀了很多內容豐富的書,認識舉世罕見的“重常之鳥”(《別通》)。當時諸生多專主一經,不能旁通;有的甚至“或為雅,或為頌”(劉歆《移太常博士書》),數人才能合治一部《詩經》。
與那些淺薄之士相比,董仲舒真是鶴立雞群,形若天淵,無慚“通才”“鴻儒”之喻。此外,董仲舒還具有高尚的道德修養,優雅的言談舉止,他言中規,行中倫,“進退容止,非禮不行”。
智能全面,品學皆優。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四方學士,“皆師尊之”。
不少有志青年,云會廣川,從董仲舒問學。董仲舒于是“下帷講誦”,傳道授業,今河北景縣尚有“董仲舒下帷處”遺跡。
弟子太多,無法一一親傳面授,便叫門下高足代勞。史書上說,董仲舒講學,在講堂里掛上一幅帷簾,他在里面講,弟子在簾外聽,只有資性優異,學問不錯的弟子才能夠登堂入室,得其親傳。
其余弟子皆按受業的先后和深淺,在門下轉相傳授。因此有的學生慕名而來,師從一場,連見上董仲舒一面的愿望也沒實現。
可見其聲譽之高,氣派之盛! 4.董仲舒與胡毋生 五經之中,董仲舒最擅長的還是《春秋》公羊學。《春秋》本是孔子依據魯史修撰的一部政治史。
據說孔子晚年見道之不行,自己的主張難以見之實施,于是以著作史書褒貶歷史的方法來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和倫理觀念。為了避免政治迫害,孔子在屬辭比事上常常使用隱晦的語言,其微言大義,只口授給弟子,并不筆之于書。
孔子死后,弟子各以所聞'輾轉傳授,于是逐漸形成不同的《春秋》師說。漢代流行有五家:即公羊春秋、谷梁春秋、左氏春秋、鄒氏、夾氏等。
其中鄒氏無師傳,夾氏未有書,左氏藏于秘府,只有公羊、谷梁二傳,文美義富,最先流行開來,而公羊傳的大宏于世,則端賴董仲舒和胡毋生的首倡。 胡毋生,字子都,齊人,年齡比董仲舒稍長。
是漢代最早傳公羊學的大師之一,也是首先將公羊師說著之竹帛的人。戴宏序述公羊春秋傳授順序說:“子夏傳予公羊。
2. 概括董仲舒的主要主張,簡述其對儒學發展的積極意義
漢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漢武帝下詔征求治國方略。
儒生董仲舒在《舉賢良對策》中系統地提出了“天人感應”、“大一統”學說和“罷黜百家,表彰六經”的主張。董仲舒認為,“道之大原出于天”,自然、人事都受制于天命,因此反映天命的政治秩序和政治思想都應該是統一的。
董仲舒的儒家思想維護了漢武帝的集權統治,為當時社會政治和經濟的穩定做出了一定的貢獻。在漢武帝采納了董仲舒思想要大一統的建議之后,施行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政策,將儒學作為正統思想,從此漢代思想界樹起了儒學的權威,產生了中國特有的經學以及經學傳統。
漢代立五經博士,明經取士,形成經學思潮,董仲舒被視為"儒者宗"。
3. 董仲舒的思想與其含義
針對中央集權的需要: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春秋大一統(認為大一統是天地的常理,國家的需要,要維護政治的統一,必須實行思想上的統一)
針對加強軍權的需要:君權神授 天人感應 天人合一(認為天是萬物的主宰,天子受命于天,所以人民和諸侯都要服從天子的統治,如果天子無道,上天便會降災于他)
針對穩定統治秩序的需要:三綱五常(包括“君為臣綱”“夫為妻綱”和仁、義、禮、智、信五種為人處事的道德標準)
董仲舒的思想適應了漢武帝的政治需要,為漢武帝所接受,西漢后期,儒家思想逐漸成為歷代統治者所推崇的正統思想,也逐漸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