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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評論集》后記
魯迅的文學活動涉及到創作、翻譯、評論、文學史研究、編輯與出版、版畫的獎勵、文字改革運動等各個方面，這里所收僅限于評論文章，分量也并不充足，為了不至于在理解魯迅的根本思想方面有大的閃失，而考慮到從時代性以及主題方面加以選擇、介紹。
魯迅認為自己工作的本領是翻譯。
翻譯的數量達到他全部著作的一半，而且涉及到各個時期。
從近代以前在日本留學時代，翻譯介紹他所埋頭苦讀的東歐弱小民族的文學開始，到伴隨著1918 年的“文學革命”他進入文學生涯，直到死都繼續著。
其傾向也由最初的安特萊夫、迦爾洵、跋佐夫(通譯伐佐夫，保加利亞作家，1850～1921。
魯迅1921 年曾譯其短篇小說《戰爭中的威爾珂》——譯者注) 、阿爾志跋綏夫、武者小路實篤(《一個青年的夢》) 、愛羅先珂、廚川白村、望•藹覃(荷蘭作家，1860～1932。
魯迅曾與齊宗頤合譯過其長篇童話《小約翰》——譯者注) ，到片上伸、盧那卡爾斯基、蒲力汗諾夫、雅各武萊夫(蘇聯小說家，1886～1953。
魯迅1929 年曾譯其描寫十月革命時期莫斯科起義的中篇小說《十月》——譯者注) 、法捷耶夫、綏拉菲摩維支，以到死中斷的果戈理《死魂靈》的翻譯而告終。
創作與之相比，數量很少。
只有《吶喊》《彷徨》兩本短篇小說集，散文詩集《野草》，自傳回憶錄《朝花夕拾》和取材于神話、歷史的短篇小說集《故事新編》五冊而已。
這大部分是1926 年即離開北京前創作的。
(請參照我另外出版的創作選集)
關于文學史研究，除了整理北京時代在學校的講義《中國小說史略》之外，與之相關的還有“文學革命”以前十幾年沉默時期傾注全部精力的古籍整理、考證工作，其數量也比創作多，其中有些東西還沒有出版。
如果“文學革命”不是以那樣的形式興起的話，他的這個工作說不定會持續下去。
即使在開始文學生涯之后，作為興趣，這個工作在很長時間里也沒有放棄。
離開北京漂泊廈門和廣東的時候，他曾經迷茫于去留。
到定居上海之后，為實際生活所迫，在斷絕學究生活的希望之前，這個夢想一直持續著。
評論涉及到各個時期，其數量比創作和文學史研究的總和還多。
創作停筆之后，他的活動集中表現在評論方面。
在集中表現魯迅文學的意義上，不能忽視其重要性。
他的評論(他自身稱為“雜感”) 像匕首(郁達夫的評價) 一樣尖銳，幾乎所有都是論爭或是與論爭相關的文字。
他舍身忘我般地闖入敵人的心臟，傷害了對手，同時也傷害了自己。
非如此便不是魯迅的存在，他不斷從內部驅使出甚至被看作自虐的某種影子的東西。
在《墳》的后記里，讀者可以看到，通過他內心苦痛的告白所隱顯的那個影子。
《寫在〈墳〉后面》是1926 年他離開北京后在廈門創作的，這段時期是他思想上、生活上都不安定的時期，是過渡時期。
那是由他這種內心告白而得到的。
然而，因此也在不經意之中表明了魯迅的根底。
所以我將這篇具有代序意義的文章置于卷首。
我以為在《寫在〈墳〉后面》里表現的，不是為愛而生存，而是為恨而生存的自覺，這對理解魯迅文學是很重要的。
這個自覺不是在那個時候突然出現的，而是在魯迅文學確立之時魯迅決意作為文學者而生存之時，就已經開始了(讀者可參照小說《孤獨者》) 。
不是在生的進程中失去生的希望，而是從失去生的希望開始，由于懷疑這種絕望而開始了生。
這種生也許會被人們稱作假象，但實際上對文學者來說，只有這種生才是真實的。
作為文學者的魯迅的強韌的生存方式，顯示了他的文學不是以實際生活為支點的。
如果不以某種形式擺脫實際生活，就不能產生他那樣的文學。
因1918 年的“文學革命”，魯迅成為近代文學的最初擔當者的時候，恐怕他也沒有自覺到自己將作為文學家而生活下去。
他在各種各樣的文章中，將當時的心情做了種種的說明，但也不能說明什么。
某種沉郁的思想使他痛苦，為了逃離這種痛苦，他不得不和少數清醒者一起呼喊，這就是他意識的全部。
使他痛苦的東西是什么? 魯迅沒有用語言來說明，我以為那其中不是凝聚著一種對過去的補償、對死者的無限責任嗎? 他的文學生活是作為實際生活的補償成立的。
可以說，他過著兩重的生活。
其實魯迅也并非沒有青春。
從1902 年到1909 年的七年日本留學時期，各種各樣的青春過失也曾造訪過他。
他也曾抱有救國的志向，也有成為文學家的夢想。
盡管家族的沒落、婚姻的失敗，在這個時期還沒有給他帶來重創。
即使在1909 年回國到家鄉做教員，1911 年伴隨革命，在蔡元培手下做教育部官員，乃至其后在北京時的后半期立足大學講壇十幾年間持續的官吏生活，他也沒有失去希望。
1912 年跟隨政府移居北京后，隨著軍閥的反動政治背叛了當初的革命希望，魯迅心中燃燒的改革熱情被消毀，青春也驟然褪色。
他已經打算停止翻譯與創作，斷絕與人交往，在埋頭古書中度過余生。
但是，他相信已經拋棄以往痛苦的過去，使他必須以恐怖的心情，傾聽從忘卻底層發出的尋求補償的聲音。
被“文學革命”時代激發的青春，使在實際生活中失去青春的老詩人(那時候他已經三十八歲) ，在假象的世界里復蘇。
他的第二青春在絕對的世界里誕生。
他自身沒有清晰地自覺到過去的呼聲是什么(參照《野草》中的《過客》) 。
我們想象他不得不創作包括《范愛農》在內的回憶錄《朝花夕拾》(以及其他的自傳文章) ，并且，通過觀察他如何置身開始文壇生活之后所遇到的事件，反而加固了前面的想象。
第二部中收集的四篇文章顯示了這些。
那是由兩個事件構成的：關于軍閥官僚殺害女子師范他的學生劉和珍的事件和關于被革命官僚殺害的他的學生柔石等人的事件。
這兩個事件，在他遭遇的各種各樣的事件中，特別重要，只有這兩個事件給他以致命的打擊。
即使在包括《范愛農》在內的，魯迅為之呼喊、奔走的眾多死者當中，劉和珍和柔石所占的比重最大。
涉及這兩個事件的文章很多，我只選取其中主要的。
特別是柔石事件，給晚年的他帶來難以補償的悔恨，通過歿年重寫的《寫于深夜里》也能清楚這一點。
如果不考慮柔石事件的影響，就不能徹底理解他死之前凄愴的論爭(參照《答徐懋庸并關于抗日統一戰線問題》) 。
在第三部里，一方面考慮魯迅思想的發展，另一方面也要顧慮文體配合的多少，還要收入各個時期代表性的評論，因此，由于分量減少，也就不太充分。
《隨感錄》是魯迅文學生活開始之初，剛開始寫小說的時候，在《新青年》連載的。
第四部里收入的講演，經過《娜拉走后怎樣》到《論“費爾潑賴”應該緩行》，表現前期魯迅(北京時代) 的思想。
那時他還是相信進化論，相信人性改造的可能。
但在《論“費爾潑賴”應該緩行》中已經開始了對超然于軍閥政治的有閑文學的挑戰，他以新時代的資格挑起了第一輪的論戰。
這個論戰經過《無花的薔薇》向《無花的薔薇之二》展開。
也就是在“三•一八”反動攻勢達到頂點的時候，他到外國醫院避難，這是因為由于這個事件的激發，國民政府對五十名各大學進步教員下達了逮捕令。
其結果是這一年的八月末他離開北京赴廈門。
在廈門也不得志，第二年一月去了廣東。
1926 年8 月離開北京到1927 年離開廣東的一年多時間里，對魯迅的生涯來說是很重要的。
《寫在〈墳〉后面》和《怎么寫(夜記之一) 》顯示了魯迅這一時期的動搖。
當時以打倒北京軍閥政權為目標的國民革命軍，已經從廣東出發，踏上了遠征的路途。
乘著“灰色”到達革命策源地的魯迅毋寧說避開了革命的騷動。
十五年前從辛亥革命中受到的傷害，在這個時期，又痛苦起來。
結果，1927 年4 月12 日國共分裂的政變，使他的擔憂成為現實。
《怎么寫(夜記之一) 》和《小雜感》是他絕望的表與里。
第四部中收入的兩篇演講，也代表了這個時期。
《革命時代的文學》是“四•一二”以前，即在謳歌革命的風潮中創作的。
《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是在革命混亂后，恐怕也是他確定復仇決心之后所為。
《怎么寫(夜記之一) 》除了具有前記的意義外，還是他少有的吐露文學論的幾乎是唯一的文章，因此選入。
可以想像取名《夜記》，大概是想寫與這種文學論相關主題的系列文章，但沒有完成。
“假中見真”說，證明了另一方面他自身的文學不是以實際生活為支點的。
1927 年10 月，魯迅大概決定了他一生的亡命生活。
在上海定居后的最初數年里，他繼續和左翼革命文學惡戰苦斗。
他蒙受嚴厲的批判，最后反而將這些批判變成自己的東西。
翻譯盧那卡爾斯基、蒲力汗諾夫的作品就是這個時期的產物。
他的轉變成為問題，也是在這個時期。
他轉變了嗎? 由于接受階級斗爭說，從進化論的影子里脫出，從這個意義上說，他轉變了。
但那不是簡單的思想換裝意義上的所謂轉變。
這種轉變，如孫文的轉變不能成為問題一樣，在魯迅也不成為問題。
他只是對“四•一二”的犧牲者感到無限的責任，這個無限的責任由于柔石事件加固了。
1930 年，以他為主要成員的左翼作家聯盟的成立，是重要的事件。
但用他的話說，那是防衛性的組織。
這期間的事情通過《上海文藝之一瞥》可窺一斑。
代表這一時期的文章有許多，但我只留下《為了忘卻的記念》而省去其它。
他的轉變是不成為問題的，只要比較一下《小雜感》和晚于它九年的《半夏小集》就能明了。
這時的論爭也有和九年前革命文學論爭相似的凄愴《， 答徐懋庸并關于抗日統一戰線問題》是其代表。
他在病床上，率領少數人與文壇的強大勢力作對手，毫不讓步。
甚至可以說為了創作《答徐懋庸并關于抗日統一戰線問題》他的死期提前了。
如果只是看這篇文章，雖然覺得有刻薄的傾向，但卻可以看到魯迅一方的態度，可是，大勢卻不在魯迅一邊，民眾對抗日統一戰線的期望的激情，是最迫切的事情，當時無論假以怎樣的道理，都不允許少數異黨存在。
然而魯迅進行了反駁，也不得不反駁，這是為什么呢?
徐懋庸曾經是仰慕并以魯迅為師的青年之一。
如果不是這樣，魯迅就不會表明那種程度的憎惡。
而且，如果不是魯迅，也不會表明那種程度的憎惡。
縮短生命也不得不反駁的，不是那不能“忘卻”而必須在“深夜”中記下的與他內心苦惱相關聯的東西，又能是什么呢?
“夜漫漫，路也漫漫”，但那是不能忘卻的。
魯迅的痛苦在他自身也好，其他人也好，是怎么也不好辦的。
那只能聽任自然的處理。
于是，自然在10 月19 日給他和人們惠以平安。
第五部從魯迅用日文寫的文章中選取主要的篇章。
這對于我們來說，是具有紀念意義的。
并且，可以作為1935 年以前數年間文章欠缺的補充。
對《關于中國的兩三件事》的三個主題，據他本人的說明，分別代表了“日本”、“滿洲國”和“中國”，與《我要騙人》結尾的預言一樣，是當時一般不易發覺的東西。
1943 年冬， 當我所恐懼的日子來臨之時，我為自己關于魯迅的雜記完成而高興。
但又為覺得看不到它們成書的日子而不安。
我恐懼，也懼怕其它。
結果我幸存下來，并且知道雜記成書。
一九四六年夏，我從屈辱中被解放出來。
我恥于自己含混的生存方式，那是無論如何也不行的。
我重讀魯迅，度過那一時日。
感謝給予這本書出版機會的谷川君，感謝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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