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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國，國人開始睜眼看世界，洋務運動，戊戌變法，使中國逐漸踏入近代化歷程。
令人遺憾的是，中國的近代化總是磕磕絆絆，不甚成功。
緣何如此，郭廷以先生在此書中給出了他的答案。
在這本論文集中，郭廷以用帶有生物進化論色彩的觀點來闡釋近代的變局。
他寫道：“任何一個國家民族的歷史，均可以說是一部生存競爭的歷史…..順逆成敗，則有決于國家民族對于時代環境的適應能力。
”簡而言之，就是中國未趕上潮流而落后，而落后就要挨打。
其實，中國很早就接觸了西方的“奇技淫巧”。
明代時就有西方文化的輸入，傳教士利瑪竇來華，傳授了火器炮術與采礦技能。
康熙年間，傳教士頻繁出入中國，帶來了天文、算理、物理、醫藥等諸多近代知識。
如照此趨勢，中國的近代化會早許多年完成。
但這一過程被不幸掐斷。
原因為何，郭廷以先生點出四點原因：傳教士在中國傳教，與大陸本土的孔教相異，且羅馬教皇發布指令不準中國教徒再行祭孔儀式，這種禮俗沖突為統治者所不忍，此為一。
傳教士錯誤的介入了清朝的“九子奪嫡”，得罪了雍正，雍正特發“禁教令”，不準傳教士再入中華。
在當時西學與西教一體的情況下，禁教等于禁了西學，此為二。
中國文化在東亞影響甚遠，以致形成了一個中華文化圈。
這歸因于中國周圍的國家古時大多弱小，大部分都成為了中國的貢國與藩邦，這種環境下中國形成了一種自大感。
而且，古時中國常受到外來的“蠻夷”侵略，對外族有天然的恐懼與抵觸，認為外族之物有害無利。
明代以后的思想禁錮加強了“天朝上國”的迷思，在潛意識中，更加瞧不起外來文化，此為三。
第四點原因，郭廷以先生指向了西方國家。
他認為，彼時的西方國家是魯莽的，雖然“漢學”在當時的歐洲是時髦一種，但也僅限于此，在實際接觸中，西方還是武斷而行，強迫天朝開放，自乾隆以來，釀成了多起外交事故，平添了天朝對西方的厭惡，自然不會對其文化感冒，很長一段時間視其為蠻夷。
西方之錯在于，只把中國當做了一個賣場，他們的不尊重帶來了天朝的不尊重。
不過，郭廷以也認為這種看法對彼時的西方未免太過苛責，說道：“近代化是自己的事，要靠自己的力量。
”只是，西方未負起“先行者”的責任。
書中還提到了太平天國。
這個政權曾被西方寄予厚望，以為它能取代腐朽的清政府。
但之后發現，這是一個落后的極權政府，于近代化無益。
中學時，歷史課本中對太平天國的描述較為正面。
上大學后，我逐漸了解到了這個政權的暴虐，這本書的論述更讓我大跌眼鏡。
郭廷以先生對太平天國是極度厭惡的：“太平天國真是一個低級的迷信，絕對的暴力集團，神權、集權、愚蠢的統治，只為滿足自己的無限欲望，絲毫不顧及大眾的福利，所造成的是遍野白骨，滿地荊棘，喪失的生命最少有二千萬至五千萬。
”在讀書中太平天國的論述時，常想到中國五六七十年代以及緬甸的事情，我想，極權統治都是共通的把。
洪秀全建天國，首先做的就是思想洗腦：“以宗教立國，以宗教統軍，以宗教治民，一切都在神權籠罩之下。
”洪有計劃的大規模焚書，除了秦始皇之外，只有他這么做過。
知識分子也為他所討厭，對知識分子多不信任，他的官員多為軍官，實行軍事統治。
駭人聽聞的是，太平天國實行的女館制度，規定男女不能混雜，女人全住于女館，天國勝利后，男女才能相見，這等于把家庭活活拆散，男子為了見到愛人，不得不奮勇作戰，這個政權太不人道。
不過看太平天國的建國理想：建立一個人人平等的天國，非常美好，非常理想。
正如錢理群在《我的精神自傳》中所反思的：美好的理想，一遇現實，往往就會走向理想的反面。
理想的實現，仍要考慮實際情況，如果強制實行，多半會釀成大禍。
如太平天國的圣庫制度，一切金銀錢迷雞鴨菜米皆入圣庫，平均分配，這看似公平，但實際上，圣庫成了統治者的私人金庫，窮苦民眾還是領不到他們的那份。
這使天國后期，餓殍遍地。
除了以上內容，這本書還論述了中國對朝鮮與越南的外交不力，以及臺灣沈葆楨、劉銘傳推行近代化建設等內容，頗為可讀。
另外這本書的文字極好，近文言文體，但又有白話文的通曉暢達，讀起來很暢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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