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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默大師林語堂博士學貫中西，年輕的時候也曾熱衷于救國救民，與魯迅一樣針砭時政，和學生一起游行，曾和人辦《論語》與《人間世》，其幽默睿智不失天真與熱情的性格，十分有趣。
少年時候，林博士受基督教影響，青年時代留學海外，視野的開闊與頭腦的發達且無中國民性里的保守與老猾，知理而近情，又有革新意識，相信科學，相信愛，倡導生活的藝術，而不失思維的獨立性。
郁達夫對林語堂的評論是：“真誠勇猛是書生本色，至于近來的耽溺風雅、提倡性靈，亦是時勢使然，或可視為消極的反抗，有意的孤行。”
在這本《中國人的生活智慧》里，就可見到林博士的真誠與勇猛，對當時國人的智慧和德性，林語堂開門見山毫不避諱：“讓我先來談談三大惡劣而重要的德性：忍耐，無可無不可，老猾俏皮”，他的眼里，這些品性使中國人失卻思維與行動能力。
對于當時的民族性格，林語堂以西學的觀點來剖析講解，其痛心疾首之處簡直怒目沖冠：“中國人雖絕頂聰明，歸根結底，仍是聰明反為聰明誤”：“缺乏社會紀律之習慣，為中華民族之最大致命傷”：“中國是一個個人主義的民族，他們系心于各自的家庭而不知有社會，此種只顧效忠家庭的心理實即為擴大的自私心理”……擊中要害，是林博士溫和喜悅之外的激揚慷慨，其幽默仁愛之外的哀其不幸怒其不爭之處，躍然紙上。
林語堂對生活的熱愛，其實有他妙察深思之后對革命大理想的放棄，無論子思的中庸，孟子的情智勇，還是他所鼓吹生活的樂趣與人生的藝術，都是他對未來的一些熱情構想。
樹與石，花與花的布置，游覽，居室與庭院，乃至飲食等等，他既在這些瑣碎的事物里發現中國人思維與情感的特點，又在這些對日常生活精益求精的審美追求里看到危機：“這樣過于豐盛的菜肴，是處于敬客的虛假形式……很可能，中國政府效率的所以低弱，直接導因于全體官僚大老爺個個須每晚應酬三四處的宴會”。
在那戰火紛飛諸多人吃不上飯穿不上衣的時代，林語堂的快樂原則似乎有些不合時宜，然而，看看他的《金圣嘆之不亦快哉三十三則》就能明白林語堂的苦心：“我們必須重新信任這個‘身體’的優美收受器官，我們把輕視感覺和畏懼情感的心理一律摒除……唯有承認現實人生的那種哲學才能夠使我們獲得真正快樂，也唯有這種哲學才是合理的、健全的。”
林語堂是我國現代文學史上少有的關注心靈快樂的作家，大家都在國仇家恨的時候，林語堂卻早已開始了人本主義的終極關懷——健全的人生意識，林語堂的責任感與使命感是深刻而快樂的，好比一個智者，不因其深刻而失去溫和柔軟的聲音與生動慈和的表情。
他把藝術、詩歌、宗教的存在目的，就歸于輔助我們恢復新鮮的感受力：“如果我們在世界里有了知識而不能了解，有了批評而不能欣賞，有了美而沒有愛，有了真理而缺少熱情，有了公義而缺乏慈悲，有了禮貌而一無溫暖的心，這種世界將成為一個多么可憐的世界啊！”對比始終存在的各種批評，生硬無感情的美，與為了公義而不惜兇狠，形式主義地打著禮貌的旗號而缺乏內在的尊重的種種社會現象，林語堂的眼光何其高遠而開闊！
幽默帶來的快樂自在，使林語堂在那局促的時代里似乎天真而超脫，似乎格格不入，實在，他不僅充滿對生活與生命的長遠洞見，而且善于發現塵世的天堂，亦嚴亦慈智慧而不乏俏皮輕松的風格，更使困苦中的日常生活歡喜自在，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對生活與未來有期待與勇氣，就是世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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