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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代隱士，大抵可分為十種：
其一，真隱、全隱。
如晉宋間的宋炳，元代的吳鎮等，從不去做官，皇帝下令征召也不去，也不和官方打交道。
其二，先官后隱。
這種一般都是社會太黑暗，官場太腐敗，士人不堪，辭官隱居，如陶淵明，《晉書》、《宋書》、《南史》三史中均稱之為“隱逸”。
明代的文徵明，只在京城當了一年翰林，便安心隱居至死。
其三，半官半隱。
如王維，開始做官，后來害怕了，但如果辭官隱居又沒有薪水，生活沒有保障，于是雖做官，卻不問政事，實際上過著隱居生活。
這類人從名義上不能算做隱士，但卻大有隱逸思想。
其四，忽官忽隱。
如元末明初的王蒙，明末董其昌，做了幾年官，又去隱居，朝廷征召，或形式有利，又出來做官，做一陣子官又回去隱居。
其五，假隱。
如明代陳繼儒，雖不做官，但好和官家打交道，有人寫詩譏笑他“翩翩一只云間鶴，飛來飛去宰相家”。
其六，名隱實官，如南朝齊梁時陶弘景，人稱陶隱士，雖隱居山中，朝中大事還向他請教，被稱為“山中宰相”。
這種人身為隱士，實際上不具隱士思想，他不做官只是為了更自由而已。
其七，以隱求官。
如唐代盧藏用。
劉肅《大唐新語·隱逸》記載，盧藏用考中進士，先去長安南的終南山隱居，等待朝廷征召，后果然以高官被聘，授官左拾遺。
后來，另一隱士司馬承禎亦被征召而堅持不仕，欲歸山。
盧藏用送之，指終南山云：“此中大有嘉處。
”這就是后來的“終南捷徑”。
用這種隱居手段已求高官者，實非真正的隱士。
其八，無奈而隱。
此類人實際上最熱心于時局，如明末清初的顧炎武，黃宗羲等人，他們“隱居”只是為了表示不與清王朝合作，實際從事最激烈的反清斗爭。
他們也不是真正意義上的隱士。
其九，真隱而仕。
此類隱士在隱居時基本上都是真隱，但當時機來臨時就出山，沒有時機就隱下去。
如殷商時的伊尹，商周時的姜尚，元末的劉基，名氣最大的當屬諸葛亮。
其十，所謂“隱于朝”。
這種人身為官但思想已隱，做官不問政事，“居官無官官之事，處事無事事之心”，隨波逐流，明哲保身，實際上對國家危害最大。
名為“大隱”，實為大患。
中國士人隱居，多是因為社會的黑暗動亂，如魏晉之際出現了“竹林七賢”、“潯陽三隱”，均是因為當時官場的黑暗。
他們的個人才能得不到統治階級的認可，遭受排擠，個人的社會價值無法實現，便憤然遠離世俗，歸隱山林。
但卻因此成就了中國隱士文化，使中國歷史更具韻味。
因躲避動亂、因求取安全、因官場失意、因不滿現狀等原因而歸隱的，實際上是對社會放棄責任，尋求自我安逸的人生態度，正所謂“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
老子、莊子、鬼谷子、陳摶這樣的人，是真真正正的隱士，普通的失意文人隱士們，都還遠沒有達到這樣的大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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