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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課
1941年12月8日，日本在偷襲美國珍珠港的同一天早上，占領了上海的租界。
一大早，學校以何炳松校長為首，召集包括文學院院長鄭振鐸在內的負責人會議，作出了一個悲壯決議：
看到一個日本兵或一面日本國旗經過校門時，立即停課，將這所大學關閉結束。
鄭振鐸的這一課講得格外清朗、親切。
大約在10點30分，鄭振鐸從教室門口看見幾輛載著日本兵的軍車來了，他合上書本，挺直身子，以堅決的口氣宣布：“現在下課！”同學們一齊起立，默不做聲，幾個女生情不自禁地啜泣起來。
這是鄭振鐸先生在暨大上的最后一課，也是他教書生涯的“最后一課”。
抗戰勝利后，因為他繼續反對國民黨的親美賣國政策，便被剝奪了教書的權利，**不許任何大學聘請他。
都德《最后一課》以熱愛祖國語言來表現愛國情感，鄭振鐸的《最后一課》通過隨時準備反抗敵人的侵略來表現愛國情感的。
附原文
《最后一課》
口頭上慷慨激昂的人，未見得便是殺身成仁的志士。
無數的勇士，前仆后繼的倒下去，默默無言。
默默無言的人們，卻堅定的作著最后的打算，拋下了一切，千山萬水的，千辛萬苦的開始長征，絕不作什么為國家保存財產、文獻一類的借口的話。
上海國軍撤退后，頭一批出來做漢奸的都是些無賴之徒，或愍不畏死的東西。
其后，卻有"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維持地方的人物出來了。
再其后，卻有以"救民"為幌子，而喊著同文同種的合作者出來。
到了珍珠港的襲擊以后，自有一批最傻的傻子們相信著日本政策的改變，在作著"東亞人的東亞"的白日夢，吃盡了"獨苦"，反以為"同甘"，被人家拖著"共死"，卻糊涂到要掙扎著"同生"。
其實，這。
類的東西也不太多。
自命為聰明的入物，是一貫的料用時機，作著升官發財的計劃。
其或早或遲的蛻變，乃是作惡的勇氣夠不夠。
或替自己打算得周到不周到的問題。
默默無言的堅定的人們，所想到的只是如何抗敵救國的問題，壓根兒不曾夢想到"環境"'的如何變更，或敵人對華政策的如何變動、改革。
所以他們也有一貫的計劃，在最艱苦的情形之下奮斗著，絕對的不作"茍全"之夢；該犧牲的時機一到，便毫不躊躇的踏上應走的大道，義無反顧。
十二月八號是一塊試金石。
這一天的清晨，天色還不曾大亮，我在睡夢里被電話的鈴聲驚醒。
"聽到了炮聲和機關槍聲沒有？"C在電話里說。
"沒有聽見。
發生了什么事？"
"聽說日本人占領租界，把英國兵繳了械，黃浦江上的一只英國炮艦被轟沉，一只美國炮艦投降了。
"
接連的又來了幾個電話，有的從報館里的朋友打來的。
事實漸漸的明白。
英國軍艦被轟沉，官兵們鳧水上岸，卻遇到了岸上的機關槍的掃射，紛紛的死在水里。
日本兵依照著預定的計劃，開始從虹口或郊外開進租界。
被認為孤島的最后一塊彈丸地，終于也淪陷于敵手。
我匆匆的跑到了康腦脫路的暨大。
校長和許多重要的負責者們都己經到丁。
立刻舉行了一次會議。
簡短而悲壯的，立刻議決了：
"看到一個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經過校門時，立刻停課，將這大學關閉結束。
"
太陽光很紅亮的曬著，街上依然的熙來攘住，沒有一點異樣。
我們依舊的搖鈴上課。
我授課的地方，在樓下臨街的一個課室，站在講臺上，可以望得見街。
學生們不到的人很少。
"今天的事，"我說道，"你們都已經知道了吧，"學生們都點點頭。
"我們已經議決，一看到一個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經過校門。
立刻便停課，并且立即的將學校關閉結束。
"
學生們的臉上都顯現著堅毅偽神色，坐得挺直的，但沒有一句話。
"但是我這一門功課還要照常的講下去。
一分一秒也不停頓，直到看見了一個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為止。
"
我不荒廢一秒鐘的工夫，開始照常的講下去。
學生們照常的筆記著，默默無聲的。
這一課似乎講得格外的親切，格外的清朗，語音里自己覺得有點異樣；似帶著堅毅的決心，最后的沉著；像殉難者的最后的晚餐，像沖鋒前的士兵們的上了刺刀，"引滿待發"。
然而鎮定，安詳，沒有一絲的緊張的神色。
該來的事變，一定會來的。
一切都已準備好。
誰都明白這"最后一課"的意義。
我愿意講得愈多愈好；學生們愿意筆記得愈多愈好。
講下去，講下去，講下去。
恨不得把所有的應該講授的東西，統統在這一課里講完了它；學生們也沙沙的不停的在抄記著。
心無旁用，筆不停揮。
別的十幾個課室里也都是這樣的情形。
對于要"辭別"的，要"離開"的東西，覺得格外的戀戀。
黑板顯得格外的光亮，粉筆是分外的白而柔軟適用，小小的課桌，覺得十分的可愛，學生們靠在課椅的扶手上，撫摩著，也覺得十分的難分難舍。
那晨夕與共的椅子，曾經在扶手上面用鋼筆，鉛筆，或鉛筆刀，有意識或無意識的涂寫著，刻劃著許多字或句的，如何舍得一旦離別了呢！
街上依然的平滑光鮮，小販們不時的走過，太陽光很有精神的曬著。
我的表在衣袋里低低的嗒嗒的走著，那聲音仿佛聽得見。
沒有傷感，沒有悲哀，只有堅定的決心，沉毅異常的在等待著，等待著最后一刻的到來。
遠遠的有沉重的車輪輾地的聲音可聽到。
兒分鐘后，有幾輛滿載著日本兵的軍用車，經過校門口，向東向西，徐徐的走過，當頭一面旭日旗，血紅的一個圓圈，在迎風飄蕩著。
時間是上午十時三個分。
我一眼看見了這些車子走過去，立刻挺直了身體，做著立正的姿勢，沉毅地闔上了書本，以堅決的口氣宣布道：
"現在下課！"
學生們一致的立了起來，默默地不說一句話；有幾個女生似在低低的啜泣著。
沒有一個學生有什么要問的，沒有遲疑，沒有躊躇，沒有傍徨，沒有顧慮。
個個人都已決定了應該怎么辦，應該向那一個方面走去。
赤熱的心，像鋼鐵鑄成似的堅固，像走著鵝步的儀仗隊似的一致。
從來沒有那末無紛紜的一致的堅決過，從校長到工役。
這樣的，光榮的國立暨南大學在上海暫時結束了她的生命。
默默的在忙著遷校的工作。
那些喧嘩的慷慨激昂的東西們，卻在忙碌的打算著怎樣維持他們的學校，借口于學生們的學業，校產的保全與教職員們的生活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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