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閱文章網《司馬遷之殘與蘇格拉底之死》之感
漢帝國對匈奴作戰，戰事不利，漢武帝大怒，指責大將李陵降敵，大臣們唯有諾諾順應漢武帝的指責，而司馬遷想給漢武帝一個寬慰，說他的大將并非真的背叛了他，而是李陵表面投降匈奴，實則是身在曹營心在漢， 是想借機遷入匈奴內部，謀求里應外合，報效漢朝。
這是司馬遷對李陵的辯護，也是對漢武帝的寬慰。
但漢武帝卻不領情，污辱性的處罰了司馬遷。
我認為司馬遷對漢武帝當時的任人唯親的用人路線是不滿的，漢武帝在衛青霍去病去世之后，不任用建立了奇功的飛將軍李廣，而讓外戚李廣利為貳師將軍，這讓他深為不滿，“他的不滿在未央宮舉行的會議上厚積薄發，導致他貶低李廣利而為李陵辯護。
在我看來，司馬遷在未央宮所說的話，其實潛藏著對漢武帝批判的銳利鋒芒。”作者認為司馬遷與漢武帝在心理上的隔閡，精神上的對立，不僅僅是統治階級內部的一種矛盾，他還是中國文化內部的一種矛盾，是民主與專政的兩個元素在活動。
中國文化內部的民主元素缺乏培育，是稀少的，微弱的；但專制的元素卻有統治階級的反復擴充和增加，這使它稠密而強勁，并能兇猛的吞噬民主的元素。
正如偉大的哲學家蘇格拉底那樣，蘇格拉底說：肉體是靈魂的墳墓，但是死卻能吧靈魂從它的墳墓之中解放出來，并使靈魂進入一個光明的境界。
再他看來，死是哲學家最后和最重要的自我實現，是求之不得的，因為死打開了知識的大門。
他用自己的生命捍衛了他對法律的信仰，雖然他對這樣的法律判決不屑一顧。
蘇格拉底的行為并非逞匹夫之勇，而是源自更深層次的法律信仰。
這種信仰使其面對千夫所指依然能夠保持“合乎理性”而不是歇斯底里的自信，使他們對即便是缺乏公正的暴民判決時，依然遵守。
維護希臘城邦的制度似乎是的重要，但是蘇格拉底之死在卻引起的是兩項重大質疑的發生：一是對民主政治發生質疑；二是對大眾判斷能力發生質疑。
他的死是那么的震撼人心，他的精神是那么的具有沖擊力，他以死換來人們對社會以及一切的反思以及真正地打開了知識的大門。
司馬遷在接受宮刑之前，曾經也有過猶豫，因為，他將成為和太監一樣的人。
在接受宮刑時，他的聲音震動了山谷，在山谷里回蕩。
我不知道，這聲音是不是如同霰雪鳥的叫聲一樣，悲哀而慘烈，久久不會散去。
不得不承認，他們的之間有太多的相似之處。
不過，蘇格拉底選擇了死，他選擇了讓靈魂有個家。
這讓他轟動一時，成為當時最有魄力的人。
而司馬遷卻選擇生，雖然這樣的選擇讓他感到恥辱，但是這個生，卻有了《史記》，這讓他也轟動一時。
天漢二年(公元前99年)，正當司馬遷全身心地撰寫《史記》之時，卻遇上了飛來橫禍，這就是李陵事件。
這年夏天，武帝派自己寵妃李夫人的哥哥、二師將軍李廣利領兵討伐匈奴，另派李廣的孫子、別將李陵隨從李廣利押運輜重。
李廣帶領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孤軍深入浚稽山，與單于遭遇。
匈奴以八萬騎兵圍攻李陵。
經過八晝夜的戰斗，李陵斬殺了一萬多匈奴，但由于他得不到主力部隊的后援，結果彈盡糧絕，不幸被俘。
李陵兵敗的消息傳到長安后，武帝本希望他能戰死，后聽說他卻投了降，憤怒萬分，滿朝文武官員察言觀色，趨炎附勢，幾天前還紛紛稱贊李陵的英勇，現在卻附和漢武帝，指責李陵的罪過。
漢武帝詢問太史令司馬遷的看法，司馬遷一方面安慰武帝，一方面也痛恨那些見風使舵的大臣，盡力為李陵辯護。
他認為李陵平時孝順母親，對朋友講信義，對人謙虛禮讓，對士兵有恩信，常常奮不顧身地急國家之所急，有國士的鳳范。
司馬遷痛恨那些只知道保全自己和家人的大臣，他們如今見李陵出兵不利，就一味地落井下石，夸大其罪名。
他對漢武帝說:"李陵只率領五千步兵，深入匈奴，孤軍奮戰，殺傷了許多敵人，立下了赫赫功勞。
在救兵不至、彈盡糧絕、走投無路的情況下，仍然奮勇殺敵。
就是古代名將也不過如此。
李陵自己雖陷于失敗之中，而他殺傷匈奴之多，也足以顯赫于天下了。
他之所以不死，而是投降了匈奴，一定是想尋找適當的機會再報答漢室。
"
司馬遷的意思似乎是二師將軍李廣利沒有盡到他的責任。
他的直言觸怒了漢武帝，漢武帝認為他是在為李陵辯護，諷刺勞師遠征、戰敗而歸的李廣利，于是下令將司馬遷打入大牢。
關于李陵的評價，在其生前即頗存爭議，卻并無人能多言，因為他的案例是被漢武帝欽定而且是被族滅的。
唯一替他說話的司馬遷，也受了腐刑，那還是被特殊寬宥了的；這樣誰還敢為他說話？漢武晚年雖也有所悔悟，卻也終未付諸行動。
對李陵的相對客觀的評價，還有待漢武去世之后。
這才有了前述的任立政出使匈奴一事。
但對李陵評價之爭議，卻遠非就此而止，而是綿延千年而不絕。
尤其每到特殊的歷史時期，他就會被一些人翻出來，重新貶謫或者同情一番。
其目的則大都不過是借古人之行跡，澆心頭之塊壘，各抒各的懷抱罷了。
后世對李陵非議者有之，同情者亦有之。
后者不再贅述；非議李陵比較著名的，是明末的船山先生王夫之。
他在其巨著《讀通鑒論》中，對李陵曾進行了十分尖銳的批判；甚至連帶為其辯護的司馬遷，也一起痛貶了一番。
船山先生是我十分景仰之人。
不過這里，我將盡力本乎事實對船山先生之論作些跨越時間的評析和反駁。
司馬遷為李陵案而橫遭腐刑，不得不長期忍受一個生者所能經受之最大的恥辱，是故“腸一日而九回”，埋頭修史以盡其先父之囑托；若于評論中有所偏發，以抒解胸中之郁結，也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司馬遷之秉守史家求真之原則，在闡述事實時，盡最大能力考證梳辨、去偽存真，也是為世所公認的。
即以他所敘述之李陵事跡為例，班固出于維護漢室需要出發，而“譏其不忠”；然而他所修撰之漢書中關于李陵部分，也大多承襲司馬遷所列舉之事實，二者鮮有差異。
即宋之司馬光修《資治通鑒》，也本乎此。
從宏觀評價歷史人物的角度講，司馬遷是偉大的史學家，漢武帝也是歷史上很有作為，有貢獻的一代帝王，但是，具體到某一件歷史事件上，就要具體分析，這才是唯物主義的歷史觀。
在處理司馬遷為李陵辯護一事上，漢武帝充分暴露了他作為封建帝王的殘暴、專橫的一面，是應該受到后人的嚴厲譴責的。
從秦到清，其集權統治所堅持的原則，就是為保證權利的完整延續。
而因此會產生的禍端：注定當皇帝的人不想當皇帝。
在《一個皇帝的成全之路》中，就看到一則介紹朱由校的故事“十有五而至于學，十有六卻離不開他的乳母客氏”，在我看來十有八九就是他根本不是當皇帝的料。
書中提到“人不能以自己的意志決定自己希望的事就是最大的不自由”，皇帝雖然能掌握千萬人的命運，卻也無形之中受制于天下所有人。
印象最深的還是文中末尾提到的些末代皇帝，感覺末代皇帝總是皇帝中一個特殊的群體。
他們受命于天，承擔著國家的責任，卻又不得不在新的時代誕生前后覆滅。
其中大部分都不得善終的，“倘若一個元首注定是要失敗的，倘若一個圓受不得不繳出權力，那么他往往是由世間最得意的人變成最狼狽的人。”秦子嬰、唐哀帝、宋欽宗，再是扯到法王路易十六、沙皇尼古拉二世，其境遇都很悲慘。
而歷史卻不會因為其個人的悲慘命運而原諒或遺忘了他們的錯誤。
文末主要論述明思帝與槐樹的事，最終分析出一點：重李輕清，把階級矛盾放在首位，是他的失策。
失策，對于一位商人，或許是錯失良機，少了比買賣。
對于一位君主，則是會誤國誤民，甚至造成“國破山河在”的處境。
這種尷尬將會被無限放大延伸，這種壓力也可想而之。
明思宗和槐樹的故事，結局就是他在那棵樹上自縊了，夾著一個朝代的背影覆滅了。
書中為末代皇帝算是下了個定義“末代皇帝就是要背上結束王朝的罪名，成為后一個朝代的統治者向前一個朝代示威的工具。”這個比喻使我聯想到書中未曾提及，但也情況相仿的南唐后主李煜。
再被趙匡胤給俘虜后，心境是悲涼消極的，我們只能說卻也體會不到。
而從他的詞中，卻能微微感到：
每個皇帝自然不會想自己是末代皇帝，而每個末代皇帝卻又在悔恨中結束生命。
悔恨什么呢？恨自己的無能平庸？恨自己的一次又一次制造錯誤？造成的遺憾終將是難以彌補了。
而從現在縱觀末代皇帝的歷史，總能發現他們的平庸、無能和軟弱。
這必是亡國之君背上的印記，而背起來的各種大小的包袱，必是指引走向末代道路的主要因素。
胯下之辱
士可殺而不可辱，是中國知識分子的一個精神準則，一個忍耐的底線。
這句話源于孔子之意，是孔子向魯哀公釋儒之際提出的。
后來，王鰲在孔子逝世兩千年之后所說過這句話。
當時他看見太監對一位有違法行為的大臣辱而殺之，憤慨不已。
而到如今，人們沿襲孔子的思想，并有所發展：任何玷污人，使人蒙羞的做法都是不能接受的。
如果一個人千方百計，甚至不惜犧牲生命也要維護自己的信仰，維護自己的自由，維護自己的愛，這樣的人不僅僅是活著，重要的是他尊嚴的活著。
一天，韓信在街上閑逛。
一個無賴少年迎面擋住韓信的去路，故意侮辱他說： “ 韓信，你平時腰里總掛著個寶劍，能干什么用？別看你是高高的個頭，其實不過是一個外強中干的弱夫。
” 圍觀的人都哈哈大笑，而韓信像是沒有聽見那無賴的話似的，繼續向前走。
那無賴見狀，更加得意，當眾攔住韓信說： “ 你如果是條漢子，不怕死，就拿劍來刺我。
如果你沒有這點勇氣，貪生怕死，就從我的褲襠下鉆過去。
” 說著便叉開兩腿，作騎馬式，立在街上。
韓信默默地注視他好一會兒，雖然感到很難堪，最后還是忍氣吞聲地伏下身子，從那無賴的胯下鉆了過去。
在場的人哄然大笑，那無賴也顯得神氣十足。
但韓信卻像剛才什么事情都未發生似的，起身而去。
于是，這件事成為當時淮陰家喻戶曉的笑談。
其實，胯下受辱的經歷恰恰表現了韓信的大智若愚和非凡的氣度。
少年時這一特殊的經歷鍛煉了韓信百折不撓、虛懷若谷的性格，而這一性格成了他日后成為杰出將領的潛在條件。
胯下之辱對一個男人來說那是奇恥大辱啊，韓信是一個破落的貴族，是一個士 “ 士可殺而不可辱 ” 。
韓信為什么接受這樣一個奇恥大辱呢？他還是不是個士？他究竟是英雄還是懦夫呢？
有篇文章叫做《留侯論》，論的是誰呢？論的是張良，不是韓信。
但是《留侯論》開頭的這段話我覺得可以用在韓信身上。
這段話是這樣說的： “ 古之所謂豪杰之士，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
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
” 這段話是什么意思呢？ “ 匹夫見辱，拔劍而起 ” ，就是說那些普通人、小人物，受到一點侮辱以后，第一個反應就是這樣：拔刀子或者掏拳頭。
我說這個不算勇敢，這叫什么？這叫魯莽，這叫盲動，不是真正的大智大勇。
真正的大勇敢是什么呢？是 “ 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 ”—— 突然面臨一件什么事情，神色不變，并不驚慌失措，別人無緣無故把一個罪名加在你身上也不生氣，這才是君子之勇、英雄之勇、大丈夫之勇。
為什么這么說呢？ “ 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 ”—— 這樣的人，他懷著遠大的志向和理想，有長遠的目標，他不會為眼前的這一點小是小非或小恩小怨魯莽地盲動，所以有句話說 “ 小不忍則亂大謀 ” 。
韓信這個時候面臨的選擇是什么呢？要么殺了這個家伙，要么爬過去。
殺了這家伙的結果是什么？你也要被殺頭，將來遠大的理想還能不能夠實現呢？不能實現了。
而一個懷有遠大理想的人是能夠忍受的。
司馬遷就是這樣的人，他遭到宮刑 —— 這也是一個男人的奇恥大辱，是一個男人不能接受的東西 —— 他還不是忍下來了？為什么要忍下來？他是要完成《史記》這部偉大的著作。
而韓信同樣有一個遠大的理想，所以他 “ 孰視之 ”—— 盯著那個無賴看了很久 —— 思想斗爭很厲害，最后為了自己的遠大理想犧牲了眼前的榮辱。
這就叫做忍辱負重。
因此我們得出結論，韓信是一個英雄，是一個有著遠大理想和志向的英雄。
士可殺而不可辱不是誰都做得到的。
沖冠一怒為紅顏？
拜托，一定要選我呀！我的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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