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天承運,寒假里要讀若干名著,吾好史,遂取《全球通史——1500以前的世界》(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出版〔美〕斯塔夫里阿諾斯著)涉獵之。
時間緊迫,我只能從中截取部分感興趣的內容走馬觀花,雖然倉促,卻也學到些許東西。
下面就談一下我的讀史感受。
在《中文版序言》一節中,斯塔夫里阿諾斯劈頭就上來一句“不過我也感到有點不安,因為我擔心中國學生在閱讀時將不會給予足夠的批評。”這倒奇了,人家不批評他倒感覺忐忑不安?作者緊跟著說道:“人們閱讀任何東西都應提出批評,這是因為我們正生活在一個沒有任何東西能作為真理或完整的模式而被人接受的時代。”
妙哉!此言正對我的胃口。
無論對待什么事物,我總會很盡量去發掘它的缺陷,要知道,在這個社會,“危機即商機”,任何缺陷只要能夠被及時發現,并加以改造,便可以不斷獲取成功,反之則步步被動。
正是持著這種批判的態度,作者看到“在富有魅力的美國,我們發現太陽并不明亮,人民也并非幸福。
相反,今日的美國也是一個動蕩不安的國家,許多嚴重的問題日益加深。”“如今,再也不存在什么世界性的社會模式了,因為所有社會都處在深深的危機中……就總的社會模式而論,卻沒有一個可鑒用。”作者還不無幽默地告誡我們“或許,我們應該記住**的勸告:我們能從反面的經驗中學到某些東西。”
作為一位西方學者,作者能夠勇敢地批判其所屬的的社會,而不會像我們諸多的歷史粉飾家那樣遮遮掩掩,粉飾太平,大叫“光明是事物的主要方面”、“應該多看光明面”!這一點對于研究歷史是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的。
更為難能可貴的是,作者為打破史學界多年的積習——“西歐中心論”(或“歐美中心論”)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全書應用了嶄新的“全球史觀”,亦正如作者所說“就如一位棲身月球的觀察者從整體上對我們所在的球體進行考察時形成的觀點,因而,與居住倫敦或巴黎,北京或德里的觀察者的觀點判然不同。”
長期以來,我國的史學研究深受“西歐中心論”和意識形態的束縛,動輒用十分機械的“階級分析法”來切割歷史。
而今,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經濟全球化的歷史進程的逐步推進,我們應當以更加科學和全面的眼觀,來看待我們的歷史,我們現在周邊發生的事件,以及我們的未來。
這也正是我們學習《全球通史》的意義所在。
西方人著史,習慣于擺出史實,羅列例證,再在最后做一個概括性的總結。
而非像我們的歷史教科書一樣,喜歡給出現成的結論,讓你去背誦。
實際上,真正的歷史學也正應如此,擺出史實,是非由你讀者自己去作獨立判斷。
不應該為了強求個人思想與主流意識形態“高度統一”而把作者的意志強加在讀者頭上。
實話說,對以前歷史教科書上的諸多說法,我是不能茍同的,有時為了應付考卷上的試題,不得不照搬書里面的結論,總令我感到陣陣的惡心和不服。
本書的作者又言:人類歷史中的許多災難都源于這樣的一個事實,即社會的變化總是遠遠落后于技術的變化。
這是不難理解的,因為人們十分自然地歡迎和采納那些能提高生產率和生活水平的新技術;但是,人們卻拒絕接受新技術所必需的社會變化,因為采納新思想、新制度和新做法總是令人不快的。
不過話又說回來,現在的孩子還是幸福得多了,現在的歷史教材都隨著中國社會改革的發展一步步進行著改革。
自然,書中還有不少的“西歐中心論”和所謂意識形態的束縛,但畢竟已經比我們讀中小學那個時代好得多了。
在書中,作者主要提出了如下這些內容,值得我們思考。
第一是關于學習。
作者認為,人類進步關鍵在于各民族之間的可接近性和互相影響。
只有那些最接近、最有機會與其他民族相互影響相互學習的民族,才最可能得到突飛猛進的發展,并處于領先地位。
他們是被迫這樣做的,因為這樣做既選擇了機會同時也選擇了壓力。
如果沒有抓住機會,他們就會不斷被同化或消滅。
這樣的理論頗可以引用到個人和社會的關系上。
我們的社會充滿競爭,只有不斷向周圍的人學習,我們才能適應社會的競爭環境,避免被淘汰的命運。
一味地閉關自守驕傲自大,最終則是自取滅亡。
第二是關于合作雙贏。
作者認為,以往人類生活在短缺的世界中,可資利用的資源是有限的。
一方得益必然引起另一方的受損。
因此不可避免地導致個人之間和國家之間為了生存和發展進行的損人利己的戰爭。
而在當代,人類進入一個物質財富能滿足所有人類需求的時代。
目前我們人類應該考慮的首要問題,不再是經濟效率,而是能否建立一種合作雙贏的社會關系,使充足的物質財富得以公平合理地分配和利用,從而使人類回歸到自由和睦的狀態之中。
這些便是我泛讀《全球通史》,縱覽世界后的些許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