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詩十九首是打東漢末年一些下層文人創作的19首無名氏五言古詩。
標志著文人五言詩的成熟。
<行行重行行>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
相去萬余里,各在天一涯。
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知。
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
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
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顧返。
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
棄捐勿復道,努力加餐飯。
這是一首在東漢末年動蕩歲月中的相思亂離之歌。
盡管在流傳過程中失去了作者的名字,但“情真、景真、事真、意真”(陳繹《詩譜》),讀之使人悲感無端,反復低徊,為詩中女子真摯痛苦的愛情呼喚所感動。
首句五字,連疊四個“行”字,僅以一“重”字綰結。
“行行”言其遠,“重行行”極言其遠,兼有久遠之意,翻進一層,不僅指空間,也指時間。
于是,復沓的聲調,遲緩的節奏,疲憊的步伐,給人以沉重的壓抑感,痛苦傷感的氛圍,立即籠罩全詩。
“與君生別離”,這是思婦“送君南浦,傷如之何”的回憶,更是相思之情再也壓抑不住發出的直白的呼喊。
詩中的“君”,當指女主人公的丈夫,即遠行未歸的游子。
與君一別,音訊茫然:“相去萬余里”。
相隔萬里,思婦以君行處為天涯;游子離家萬里,以故鄉與思婦為天涯,所謂“各在天一涯”也。
“道路阻且長”承上句而來,“阻”承“天一涯”,指路途坎坷曲折;“長”承“萬余里”,指路途遙遠,關山迢遞。
因此,“會面安可知”!當時戰爭頻仍,社會動亂,加上交通不便,生離猶如死別,當然也就相見無期。
然而,別離愈久,會面愈難,相思愈烈。
詩人在極度思念中展開了豐富的聯想:凡物都有眷戀鄉土的本性:“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飛禽走獸尚且如此,何況人呢?這兩句用比興手法,突如其來,效果遠比直說更強烈感人。
表面上喻遠行君子,說明物尚有情,人豈無思的道理,同時兼暗喻思婦對遠行君子深婉的戀情和熱烈的相思--胡馬在北風中嘶鳴了,越鳥在朝南的枝頭上筑巢了,游子啊,你還不歸來啊!“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自別后,我容顏憔悴,首如飛蓬,自別后,我日漸消瘦,衣帶寬松,游子啊,你還不歸來啊!正是這種心靈上無聲的呼喚,才越過千百年,贏得了人們的曠世同情和深深的惋嘆。
如果稍稍留意,至此,詩中已出現了兩次“相去”。
第一次與“萬余里”組合,指兩地相距之遠;第二次與“日已遠”組合,指夫妻別離時間之長。
相隔萬里,日復一日,是忘記了當初旦旦誓約?還是為他鄉女子所迷惑?正如浮云遮住了白日,使明凈的心靈蒙上了一片云翳?“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顧反”,這使女主人公忽然陷入深深的苦痛和彷惶之中。
詩人通過由思念引起的猜測疑慮心理“反言之”,思婦的相思之情才愈顯刻骨,愈顯深婉、含蓄,意味不盡。
猜測、懷疑,當然毫無結果;極度相思,只能使形容枯槁。
這就是“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老”,并非實指年齡,而指消瘦的體貌和憂傷的心情,是說心身憔悴,有似衰老而已。
“晚”,指行人未歸,歲月已晚,表明春秋忽代謝,相思又一年,暗喻女主人公青春易逝,坐愁紅顏老的遲暮之感。
坐愁相思了無益。
與其憔悴自棄,不如努力加餐,保重身體,留得青春容光,以待來日相會。
故詩最后說:“棄捐勿復道,努力加餐飯。
至此,詩人以期待和聊以**的口吻,結束了她相思離亂的歌唱。
詩中淳樸清新的民歌風格,內在節奏上重疊反復的形式,同一相思別離用或顯、或寓、或直、或曲、或托物比興的方法層層深入,“若秀才對朋友說家常話”式單純優美的語言,正是這首詩具有永恒藝術魅力的所在。
而首敘初別之情,次敘路遠會難,再敘相思之苦,末以寬慰期待作結。
離合奇正,現轉換變化之妙。
不迫不露、句意平遠的藝術風格,表現出東方女性熱戀相思的心理特點。
《青青河畔草》青青河畔草,郁郁園中柳。
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
娥娥紅粉妝,纖纖出素手。
昔為倡家女,今為蕩子婦,
蕩子行不歸,空床難獨守。
賞析
本詩出自《古詩十九首》之二。
疊字用得相當漂亮。
她,獨立樓頭體態盈盈,如臨風憑虛;她,倚窗當軒,容光照人,皎皎有如輕云中的明月;為什么,她紅妝艷服,打扮得如此用心;為什么,她牙雕般的纖纖雙手,扶著窗欞,在久久地引頸遠望:她望見了什么呢?望見了園久河畔,草色青青,綿綿延延,伸向遠方,“青青河畔草,綿綿思無道;遠道欲何之,宿昔夢見之”(《古詩》),原來她的目光,正隨著草色,追蹤著遠行人往日的足跡;她望見了園中那株郁郁蔥蔥的垂柳,她曾經從這株樹上折枝相贈,希望柳絲兒,能“留”住遠行人的心兒。
原來一年一度的春色,又一次燃起了她重逢的希望,也撩拔著她那青春的情思。
希望,在盼望中又一次歸于失望,情思,在等待中化成了悲怨。
她不禁回想起生活的波弄,她,一個倡家女,好不容易掙脫了歡場淚歌的羈絆,找到了愜心的郎君,希望過上正常的人的生活;然而何以造化如此弄人,她不禁在心中吶喊:“遠行的蕩子,為何還不歸來,這冰涼的空床,叫我如何獨守!” 本詩定的就是這樣一個重演過無數次的平凡的生活片斷,用的也只是即景抒情的平凡的章法、“秀才說家常話”(謝榛語)式的平凡語言;然而韻味卻不平凡。
能于平凡中見出不平凡的境界來,就是本詩,也是《古詩十九首》那后人刻意雕鐫所不能到的精妙。
詩的結構看似平直,卻直中有婉,極自然中得虛實相映、正反相照之妙。
詩境的中心當然是那位樓頭美人,草色柳煙,是她望中所見,但詩人他可能是偶然望見美人的局外人,也可能就是那位遠行的蕩子--代她設想,則自然由遠而近,從園外草色,收束到園內柳煙,更匯聚到一點,園中心那高高樓頭。
自然界的青春,為少婦的青春作陪襯;青草碧柳為艷艷紅妝陪襯,美到了極至。
而唯其太美,所以篇末那突發的悲聲才分外感人,也只是讀詩至此,方能進一步悟到,開首那充滿生命活力的草樹,早已抹上了少婦那夢思般的哀愁。
這也就是前人常說的《十九首》之味外味。
如以后代詩家的詩法分析,形成前后對照,首尾相應的結構。
然而詩中那樸茂的情韻,使人不能不感到,詩人并不一定作如此巧妙營構,他,只是為她設想,以她情思的開展起伏為線索,寫成,感情的自然曲折,形成了詩歌結構的自然曲折。
詩的語言并不經奇,只是用了民歌中常用的疊詞,而且一連用了六個,但是貼切而又生動。
青青與郁郁,同是形容植物的生機暢茂,但青青重在色調,郁郁兼重意態,且二者互易不得。
柳絲堆煙,方有郁郁之感,河邊草色,伸展而去,是難成郁郁之態的,而如僅以青青狀柳,亦不足盡其意態。
盈盈、皎皎,都是寫美人的風姿,而盈盈重在體態,皎皎重在風采,由盈盈而皎皎,才有如同明月從云層中步出那般由隱綽到不鮮的感覺,試先后互易一下,必會感到輕重失當。
娥娥與纖纖同是寫其容色,而娥娥是大體的贊美,纖纖是細部的刻劃,如互易,又必?格不順。
六個疊字無一不切,由外圍而中心,由總體而局部,由朦朧而清晰,烘托刻畫了樓上女盡善盡美的形象,這里當然有一定的提煉選擇,然而又全是依詩人遠望或者懸想的的過程逐次映現的。
也許正是因為順想象的層次自然展開,才更幫助了當時尚屬草創的五言詩人詞匯用得如此貼切,不見雕琢之痕,如憑空營構來位置詞藻,效果未必會如此好。
這就是所謂“秀才說家常話”。
六個疊字的音調也富于自然美,變化美。
青青是平聲,郁郁是仄聲,盈盈又是平聲,濁音,皎皎則又為仄聲,清音;娥娥,纖纖同為平聲,而一濁一清,平仄與清濁之映襯錯綜,形成一片宮商,諧和動聽。
當時聲律尚未發現,詩人只是依直覺發出了天籟之音,無怪乎鐘嶸《詩品》要說“蜂腰鶴膝,閭里已具”了。
這種出于自然的調聲,使全詩音節在流利起伏中仍有一種古樸的韻味,細辨之,自可見與后來律調的區別。
六個疊詞聲、形、兩方面的結合,在疊詞的單調中賦予了一種豐富的錯落變化。
這單調中的變化,正入神地傳達出了女主人公孤獨而耀目的形象,寂寞而煩擾的心聲。
無須說,這位詩人不會懂得個性化、典型化之類的現代美學原理,但深情的遠望或懸想,情之所鐘,使他恰恰寫出了女主人公的個性與典型意義。
這是一位倡女,長年的歌笑生涯,對音樂的敏感,使她特別易于受到陽春美景中色彩與音響的撩拔、激動。
她不是王昌齡《閨怨》詩中那位不知愁的天真的貴族少女。
她凝妝上樓,一開始就是因為怕遲來的幸福重又失去,而去癡癡地盼望行人,她娥娥紅當也不是為與春色爭美,而只是為了伊人,癡想著他一回來,就能見到她最美的容姿。
因此她一出場就籠罩在一片草色凄凄,垂柳郁郁的哀怨氣氛中。
她受苦太深,希望太切,失望也因而太沉重,心靈的重壓,使她迸發出“空床難獨守”這一無聲卻又是赤裸裸的情熱的吶喊。
這不是“悔教夫婿覓封候”式的精致的委婉,而只是,也只能是倡家女的坦露。
也唯因其幾近無告的孤苦吶喊,才與其明艷的麗質,形成極強烈的對比,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詩人在自然真率的描摹中,顯示了從良倡家女的個性,也通過她使讀者看到在游宦成風而希望渺茫的漢末,一代中下層婦女的悲劇命運--雖然這種個性化的典型性,在詩人握筆之際,根本不會想到。
《青青陵上柏》青青陵上柏,磊磊澗中石。
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
斗酒相娛樂,聊厚不為保。
驅車策駑馬,游戲宛與洛。
洛中何郁郁,冠帶自相索。
長衢羅夾巷,王侯多第宅。
兩宮搖踵望,雙闕百余尺。
極宴娛心意,戚戚何所迫?
【賞析】這首詩與《古詩十九首》中的另一首《驅車上東門》在感慨生命短促這點上有共同性,但藝術構思和形象蘊含卻很不相同。
《驅車上東門》的主人公望北邙而生哀,想到的只是死和未死之前的生活享受;這首詩的主人公游京城而興嘆,想到的不止是死和未死之時的吃好穿好。
開頭四句,接連運用有形、有色、有聲、有動作的事物作反襯、作比喻,把生命短促這樣一個相當抽象的意思講得很有實感,很帶激情。
主人公獨立蒼茫,俯仰興懷:向上看,山上古柏青青,四季不凋;向下看,澗中眾石磊磊,千秋不滅。
頭頂的天,腳底的地,當然更其永恒;而生于天地之間的人呢,卻像出遠門的旅人那樣,匆匆忙忙,跑回家去。
第五句以下,寫主人公因感于生命短促而及時行樂。
“斗酒”雖“薄”(兼指量少、味淡),也可娛樂,就不必嫌薄,姑且認為厚吧!駑馬雖劣,也可駕車出游,就不必嫌它不如駿馬。
借酒銷憂,由來已久;“駕言出游,以寫我憂”(《詩經??邶風??泉水》),也是老辦法。
這位主人公,看來是兩者兼用的。
“宛”(今河南南陽)是東漢的“南都”,“洛”(今河南洛陽)是東漢的京城。
這兩地,都很繁華,何妨攜“斗酒”,趕“駑馬”,到那兒去玩玩。
接下去,用“何郁郁”贊嘆洛陽的繁華景象,然后將筆觸移向人物與建筑。
“冠帶”,頂冠束帶者,指京城里的達官顯貴。
“索”,求訪。
“冠帶自相索”,達官顯貴互相探訪,無非是趨勢利,逐酒食,后面的“極宴娛心意”,就明白地點穿了。
“長衢”(大街),“夾巷”(排列大街兩側的胡同),“王侯第宅”,“兩宮”,“雙闕”,都不過是“冠帶自相索”,“極言娛心意”的場所。
主人公“游戲”京城,所見如此,會有什么感想呢?結尾兩句,就是抒發感想的,可是歧解紛紜,各有會心,頗難作出大家都感到滿意的闡釋。
有代表性的歧解是這樣的:一云結尾兩句,都指主人公。
“極宴”句承“斗酒”四句而來,寫主人公享樂。
一云結尾兩句,都指“冠帶”者。
“是說那些住在第宅、宮闕的人本可以極宴娛心,為什么反倒戚戚憂懼,有什么迫不得已的原因呢?”“那些權貴豪門原來是戚戚如有所迫的,弦外之音是富貴而可憂,不如貧賤之可樂”(余冠英《漢魏六朝詩選》)。
一云結尾兩句,分指雙方。
“豪門權貴的只知‘極宴娛心’而不知憂國愛民,正與詩中主人公戚戚憂迫的情形形成鮮明對照”(《兩漢文學史參考資料》)。
從全詩章法看,分指雙方較合理,但又絕非憂樂對照。
“極宴”句承寫“洛中”各句而來,自然應指豪權貴。
主人公本來是因生命短促而自尋“娛樂”、又因自尋“娛樂”而“游戲”洛中的,結句自然應與“娛樂”拍合。
當然,主人公的內心深處未嘗不“戚戚”,但口上說的畢竟是“娛樂”,是“游戲”。
從“斗酒”、“駑馬”諸句看,特別是從寫“洛中‘所見諸句看,這首詩的主人公,其行樂有很大的勉強性,與其說是行樂,不如說是借行樂以銷憂。
而憂的原因,也不僅是生命短促。
生當亂世,他不能不厭亂憂時,然而到京城去看看,從“王侯第宅”直到“兩宮”,都一味尋歡作樂,醉生夢死,全無憂國憂民之意。
自己無權無勢,又能有什么作為,還是“斗酒娛樂”,“游戲”人間吧!“戚戚何所迫”,即何所迫而戚戚。
用現代漢語說便是:有什么迫使我戚戚不樂呢?!(改成肯定語氣,即“沒有什么使我戚戚不樂”。
)全詩內涵,本來相當深廣;用這樣一個反詰句作結,更其馀味無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