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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可分為三個部分：
第一部分（1—2），交代母親的姓氏和早逝。
第二部分（3—6），回憶關于母親的四個片段，表現母親的慈愛、善良、能干和奉獻精神。
第三部分（7—8），以無限痛惜的心情交代母親去世時還年輕，概括母親的良好品質。
【賞析】
第一個片段母親背我看花燈中最感人的話語是:“我由現在追想當時伏在她的背上睡眼惺忪所見著她的容態，還感覺到她的活潑的、歡悅的、柔和的、青春的美。
“這是從幼兒的感覺中寫出母親可愛的形象，筆墨不多，但母親的形象栩栩如生。
第二個片段母親講小說聲淚俱下中最感人的細節是:“往往講到孤女患難，或義婦含冤的凄慘的情形，她兩人便都熱淚盈眶，淚珠盡往頰上涌流著。
”這個細節真實而傳神，表現了母親感情豐富，對患難女性有著深切的同情心。
第三個片段母親為我流淚中最感人的細節是:“我自己嗚咽著，同時聽得見坐在旁邊縫紉著的母親也唏唏噓噓地淚如泉涌地哭著。
”這個細節描寫表現母親對子女無限憐惜和疼愛之情。
第四個片段母親熬夜為我做新鞋中最感人的地方是:“我眼巴巴地望著她額上的汗珠往下流，手上一針不停地做著布鞋--做給我穿的。
這時萬籟俱寂，只聽得嘀嗒的鐘聲和可以微聞得到的母親的呼吸。
”這段文字有人物的外貌、動作描寫，也有環境描寫，以寂靜的環境襯托母親的勞苦。
這段文字是從我的視覺、聽覺、感覺中寫出來的，頗為真摯動人。
全文抒發了作者對母親的感激與懷念之情對舊社會被壓抑和埋沒的婦女命運的深切同情和深刻思考
【原文】
我的母親
鄒韜奮
說起我的母親，我只知道她是“浙江海寧查氏”，至今不知道她有什么名字！這件小事也可表示今昔時代的不同。
現在的女子未出嫁的固然很“勇敢”地公開著她的名字，就是出嫁了的，也一樣地公開著她的名字。
不久以前，出嫁后的女子還大多數要在自己的姓上面加上丈夫的姓；通常人們的姓名只有三個字，嫁后女子的姓名往往有四個字。
在我年幼的時候，知道擔任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婦女雜志》筆政的朱胡彬夏，在當時算是有革命性的“前進的”女子了，她反抗了家里替她訂的舊式婚姻，以致她的頑固的叔父宣言要用手槍打死她，但是她卻仍在“胡”字上面加著一個“朱”字！近來的女子就有很多在嫁后仍只由自己的姓名，不加不減。
這意義表示女子漸漸地有著她們自己的獨立的地位，不是屬于任何人所有的了。
但是在我的母親的時代，不但不能學“朱胡彬夏”的用法，簡直根本就好像沒有名字！我說“好像”，因為那時的女子也未嘗沒有名字，但在實際上似乎就用不著。
像我的母親，我聽見她的娘家的人們叫她做“十六小姐”，男家大家族里的人們叫她做“十四少奶”，后來我的父親做官，人們便叫做“太太”始終沒有用她自己名字的機會！我覺得這種情形也可以暗示婦女在封建社會里所處的地位。
我的母親在我十三歲的時候就去世了。
我生的那一年是在九月里生的，她死的那一年是在五月里死的，所以我們母子兩人在實際上相聚的時候只有十一年零九個月。
我在這篇文里對于母親的零星追憶，只是這十一年里的前塵影事。
我現在所能記得的最初對于母親的印象，大約在兩三歲的時候。
我記得有一天夜里，我獨自一人睡在床上，由夢里醒來，朦朧中睜開眼睛，模糊中看見由垂著的帳門射進來的微微的燈光。
在這微微的燈光里瞥見一個青年婦人拉開帳門，微笑著把我抱起來。
她嘴里叫我什么，并對我說了什么，現在都記不清了，只記得她把我負在她的背上，跑到一個燈光燦爛人影憧憧往來的大客廳里，走來走去“巡閱”著。
大概是元宵吧，這大客廳里除有不少成人談笑著外，有二三十個孩童提著各色各樣的紙燈，里面燃著蠟燭，三五成群地跑著玩。
我此時伏在母親的背上，半醒半睡似的微張著眼看這個，望那個。
那時我的父親還在和祖父同住，過著“少爺”的生活；父親有十來個弟兄，有好幾個都結了婚，所以這大家族里看著這么多的孩子。
母親也做了這大家族里的一分子。
她十五歲就出嫁，十六歲那年養我，這個時候才十七八歲。
我由現在追想當時伏在她的背上睡眼惺松所見著的她的容態，還感覺到她的活潑的歡悅的柔和的青春的美。
我生平所見過的女子，我的母親是最美的一個，就是當時伏在母親背上的我，也能覺到在那個大客廳里許多婦女里面：沒有一個及得到母親的可愛。
我現在想來，大概在我睡在房里的時候，母親看見許多孩子玩燈熱鬧，便想起了我，也許躡手躡腳到我床前看了好幾次，見我醒了，便負我出去一飽眼福。
這是我對母親最初的感覺，雖則在當時的幼稚腦袋里當然不知道什么叫做母愛。
后來祖父年老告退，父親自己帶著家眷在福州做候補官。
我當時大概有了五六歲，比我小兩歲的二弟已生了。
家里除父親母親和這個小弟弟外，只有母親由娘家帶來的一個青年女仆，名叫妹仔。
“做官”似乎怪好聽，但是當時父親赤手空拳出來做官，家里一貧如洗。
我還記得，父親一天到晚不在家里，大概是到“官場”里“應酬”去了，家里沒有米下鍋；妹仔替我們到附近施米給窮人的一個大廟里去領“倉米”，要先在廟前人山人海里面擁擠著領到竹簽，然后拿著竹簽再從擠得水泄不通的人群中，帶著粗布袋擠到里面去領米；母親在家里橫抱著哭涕著的二弟踱來踱去，我在旁坐在一只小椅上呆呆地望著母親，當時不知道這就是窮的景象，只詫異著母親的臉何以那樣蒼白，她那樣靜寂無語地好像有著滿腔無處訴的心事。
妹仔和母親非常親熱，她們竟好像母女，共患難，直到母親病得將死的時候，她還是不肯離開她，把孝女自居，寢食俱廢地照顧著母親。
母親喜歡看小說，那些舊小說，她常常把所看的內容講給妹仔聽。
她講得娓娓動聽，妹仔聽著忽而笑容滿面，忽而愁眉雙銷。
章回的長篇小說一下講不完，妹仔就很不耐地等著母親再看下去，看后再講給她聽。
往往講到孤女患難，或義婦含冤的凄慘的情形，她兩人便都熱淚盈眶，淚珠盡往頰上涌流著。
那時的我立在旁邊瞧著，莫名其妙，心里不明白她們為什么那樣無緣無故地揮淚痛哭一頓，和在上面看到窮的景象一樣地不明白其所以然。
現在想來，才感覺到母親的情感的豐富，并覺得她的講故事能那樣地感動著妹仔。
如果母親生在現在，有機會把自己造成一個教員，必可成為一個循循善誘的良師。
我六歲的時候，由父親自己為我“發蒙”，讀的是《三字經》，第一天上的課是“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
”一點兒莫名其妙！一個人坐在一個小客廳的炕床上“朗誦”了半天，苦不堪言！母親覺得非請一位“西席”老夫子，總教不好，所以家里雖一貧如洗，情愿節衣縮食，把省下的錢請一位老夫子。
說來可笑第一個請來的這位老夫子，每月束脩只須四塊大洋（當然供膳宿），雖則這四塊大洋，在母親已是一件很費籌措的事情。
我到十歲的時候，讀的是“孟子見梁惠王”，教師的每月束修已加到十二元，算增加了三倍。
到年底的時候，父親要“清算”我平日的功課，在夜里親自聽我背書，很嚴厲，桌上放著一根兩指闊的竹板。
我的背向著他立著背書，背不出的時候，他提一個字，就叫我回轉身來把手掌展放在桌上，他拿起這根竹板很重地打下來。
我吃了這一下苦頭，痛是血肉的身體所無法避免的感覺，當然失聲地哭了，但是還要忍住哭，回過身去再背。
不幸又有一處中斷，背不下去，經他再提一字，再打一下。
嗚嗚咽咽地背著那位前世冤家的“見梁惠王”的“孟子”！
我自己嗚咽著背，同時聽得見坐在旁邊縫紉著的母親也唏唏噓噓地淚如泉涌地哭著。
我心里知道她見我被打，她也覺得好像刺心的痛苦，和我表著十二分的同情，但她卻時時從嗚咽著的斷斷續續的聲音里勉強說著“打得好”！她的飲泣吞聲，為的是愛她的兒子；勉強硬著頭皮說聲“打得好”，為的是希望她的兒子上進。
由現在看來，這樣的教育方法真是野蠻之至！但于我不敢怪我的母親，因為那個時候就只有這樣野蠻的教育法；如今想起母親見我被打，陪著我一同哭，那樣的母愛，仍然使我感念著我的慈愛的母親。
背完了半本“梁惠王”，右手掌打得發腫有半寸高，偷向燈光中一照，通亮，好像滿肚子裝著已成熟的絲的蠶身一樣。
母親含著淚抱我上床，輕輕把被窩蓋上，向我額上吻了幾吻。
當我八歲的時候，二弟六歲，還有一個妹妹三歲。
三個人的衣服鞋襪，沒有一件不是母親自己做的。
她還時常收到一些外面的女紅來做，所以很忙。
我在七八歲時，看見母親那樣辛苦，心里已知道感覺不安。
記得有一個夏天的深夜，我忽然從睡夢中醒了起來，因為我的床背就緊接著母親的床背，所以從帳里望得見母親獨自一人在燈下做鞋底，我心里又想起母親的勞苦，輾轉反側睡不著，很想起來陪陪母親。
但是小孩子深夜不好好的睡，是要受到大人的責備的，就說是要起來陪陪母親，一定也要被申斥幾句，萬不會被準許的（這至少是當時我的心理），于是想出一個借口來試試看，便叫聲母親，說太熱睡不著，要起來坐一會兒。
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母親居然許我起來坐在她的身邊。
我眼巴巴地望著她額上的汗珠往下流，手上一針不停地做著布鞋——做給我穿的。
這時萬籟俱寂，只聽到滴搭的鐘聲，和可以微聞得到的母親的呼吸。
我心里暗自想念著，為著我要穿鞋，累母親深夜工作不休，心上感到說不出的歉疚，又感到坐著陪陪母親，似乎可以減輕些心里的不安成分。
當時一肚子里充滿著這些心事，卻不敢對母親說出一句。
才坐了一會兒，又被母親趕上床去睡覺，她說小孩子不好好的睡，起來干什么！現在我的母親不在了，她始終不知道她這個小兒子心里有過這樣的一段不敢說出的心理狀態。
母親死的時候才二十九歲，留下了三男三女。
在臨終的那一夜，她神志非常清楚，忍淚叫著一個一個子女囑咐一番。
她臨去最舍不得的就是她這一群的子女。
我的母親只是一個平凡的母親，但是我覺得她的可愛的性格，她的努力的精神，她的能干的才具，都埋沒在封建社會的一個家族里，都葬送在沒有什么意義的事務上，否則她一定可以成為社會上一個更有貢獻的分子。
我也覺得，像我的母親這樣被埋沒葬送掉的女子不知有多少！
一九三六，一，十日深夜
【作者簡介】
鄒韜奮（1895-1944），名恩潤，祖籍江西余江，生于福建永安。
新聞記者、政治家、出版家。
1921年畢業于上海圣約翰大學。
自1926年在上海主編《生活》周刊起，畢生從事新聞出版工作。
九一八事變后，反對國民黨政府的不抵抗政策。
1932年創辦生活書店。
1933年初參加中國民權保障大同盟。
同年7月被迫流亡海外，周游歐美，并至蘇聯參觀。
1935年8月回國，參加抗日救亡活動。
先后在上海、香港主編《大眾生活》周刊、《生活日報》《生活星期刊》，并擔任上海文化界救國會和全國各界救亡聯合會的領導工作。
次年與沈鈞儒、李公樸等七人被國民黨政府逮捕。
抗日戰爭開始后獲釋。
先后在上海、漢口、重慶主編《抗戰》《全民抗戰》等刊物，積極宣傳團結抗戰，反對妥協投降。
1938年被遴選為國民參政會參政員。
皖南事變后被迫流亡香港，復刊《大眾生活》。
日軍攻陷香港后輾轉赴廣東東江游擊區，于1942年到蘇中、蘇北抗日民主根據地。
次年秘密赴上海治癌癥。
1944年7月24日病逝。
中共中央接受其遺書中的申請，追認為中共正式黨員。
著作編有《韜奮全集》《韜奮文集》等。
參考資料
百度文庫：https://**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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