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閱文章網是巴金寫的 全文在網上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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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面有
巴金離開我們遠行了。
云南人民同全國人民一道，深情緬懷這位杰出的文壇巨匠和優秀的人民作家！
在上個世紀，巴金不僅最早創作了描寫云南個舊錫礦工人生活的中篇小說《砂丁》，還曾先后4次來過云南，在昆明經歷了抗戰中的轟炸、收獲了美麗的愛情，到錫都個舊，寫下了反映云南、表現云南的多篇散文。
而今，在紅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邊疆村寨，還有一所“巴金希望小學”。
巴金與云南的世紀情緣可謂源遠流長，令人感動……1932年創作《砂丁》最早描寫個舊錫礦工人命運
巴金畢生的創作生涯中，正面描寫工人斗爭生活的，僅有兩部中篇小說——1932年寫的《砂丁》和1933年寫的《雪》。
這兩部作品從思想性、藝術性來說，雖然都不能視作巴金的代表作，但卻在巴金創作中占有重要的特殊位置，因為它們直接描寫了工人的生活，表現了工人的反抗斗爭。
《砂丁》就是描寫云南個舊錫礦工人悲慘生活的作品。
巴金寫作《砂丁》，不是自己親身體驗生活的結果。
寫作這個作品前，他沒有到過個舊，甚至沒有來過云南。
《砂丁》是他根據聽到的一些素材，加上自己的大膽想象而寫成的。
1931年，27歲的巴金寫完了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家》，在上海《時報》連載發表后，很快轟動了文壇，特別引起了廣大青年讀者的喜愛。
第二年初，他接著就動筆寫中篇小說《海的夢》，并以很快的速度寫完。
之后，巴金接著又開始了《砂丁》的寫作。
巴金為什么要寫作《砂丁》呢？其創作沖動源于一個青年朋友黃子方給他講述的云南個舊錫礦工人的悲慘生活。
黃子方比巴金大4歲，云南玉溪大營街鎮人，家境殷實。
他到昆明讀中學后，在“五四運動”影響下，接觸了新思想，1924年經同學邀約東渡日本求學。
在日本留學期間，他閱讀巴枯寧、克魯泡特金等人的著作，與日本和中國留日學生中一批無政府主義者交往，還翻譯了石川山四郎《西洋社會主義運動中的思想家傳略》，準備把它介紹到中國。
1928年春，黃子方帶著譯作回到上海，結識了在滬的一些志同道合者，并和在法國的巴金有通信往來。
但他不幸染上了傷寒病，住院治療兩個多月后返回云南玉溪家中。
之后，他去到蒙自教中學，暑假中專程到了個舊礦山，打算找自己的中學同學、當時深入礦山從事地下工作的中共云南特別支部創建人李鑫，請教和討論有關中國革命的種種問題。
但還未等他找到，化名施鴻祥的李鑫就已被反動當局逮捕并英勇犧牲了。
在個舊這段日子里，黃子方親眼見到了錫礦工人那種牛馬不如的悲慘生活，深感痛心。
1931年夏天，黃子方應友人來信相約，到福建泉州當黎明高中圖書館的管理員，數月后又離開泉州到達上海，協助辦《時代前》雜志。
就是在這期間，他與不期而至的巴金相見了。
在這段時間里，他與巴金朝夕相處。
巴金翻譯克魯泡特金著作，他協助校對。
空暇時，他多次向巴金講述他所知道的個舊礦工們的悲慘生活。
從他的講述里，巴金第一次知道了滇南有個地方叫“個舊”，了解了被叫做“砂丁”的個舊錫礦礦工的生活。
個舊砂丁們悲慘的生活給巴金留下了揮之不去的印象，深深地刺痛著他善良的心。
巴金對砂丁們的苦難不僅深表同情，還生出了一種對這不公平社會的憤怒，于是他產生了一種創作沖動——要把砂丁們的苦難和悲憤寫出來，要為他們發出吶喊，“要用筆做武器，控告不合理的舊社會”。
不過，由于巴金寫作這部作品時，沒有直接的生活經驗，以至主要人物形象的刻畫不夠完整飽滿，整個作品的水平還不是很高，他自己也這樣說：“我沒有實際的生活，甚至連背景也不熟悉，因此我只好憑空造出一個‘死城’來。” 盡管如此，這部作品卻是巴金的第一部反映工人階級悲慘命運的作品，顯示出巴金視野的擴大和題材的創新，表達了巴金強烈的思想感情，正像他所說的：這部中篇小說里，“有我的同情，我的眼淚，我的悲哀，我的憤怒，我的絕望”以及“掩藏在絕望和憂郁下面的光明與希望”，“逼著我拿起筆，替那般‘現代的奴隸’喊冤”。
《砂丁》的問世，使巴金成了中國第一位描寫和向世界介紹錫都個舊的作家。
收獲愛情抗戰中兩度到昆明
抗戰時期，巴金的未婚妻陳蘊珍在西南聯合大學讀書。
為看望未婚妻，巴金千里迢迢，不辭辛勞，兩次來到昆明。
1936年，32歲的巴金已經是一位頗有影響的作家了。
上海一個19歲的高中女生陳蘊珍，思想進步，是學生會的負責人，對巴金的小說頗感興趣，便寫信向巴金求教，開始了與巴金的通信聯系。
不久，巴金和靳以恰巧被陳蘊珍所在的中學邀請去講演，巴金與陳蘊珍由此見面認識，交往一段時間后，陳蘊珍喜歡上了巴金，巴金也愛上了開朗勇敢的陳蘊珍。
“七·七事變”后，陳蘊珍參加了不少救國進步活動。
她參加了青年救亡團，還到傷兵醫院當護士，并根據親身經歷寫了一篇文章《在傷兵醫院中》在報上發表。
后來，陳蘊珍還想讀書深造，巴金也很支持。
從此，巴金與陳蘊珍開始了長達8年的戀愛。
1939年，陳蘊珍進入西南聯大外語系學習。
她與幾位要好的女同學在一起，年齡排第三，同學們都叫她“小三”，后來她寫文章時便取“小三”諧音作為筆名——“蕭珊”，時間稍長，大家就都叫她“蕭珊”了。
戰爭使巴金與蕭珊天各一方，兩人見面的日子不多，可感情卻越來越深。
1940年5 月，巴金在上海租界里剛閉門寫完了《秋》，又開始為喚起讀者抗戰的熱情、傾吐自己的愛憎而寫作長篇小說《火》。
剛寫完第一部的前六章時，上海的形勢變得很危急了。
一些擔心巴金安全的朋友，勸他盡早離滬去內地。
加之又聽說滇越鐵路很可能中斷，于是巴金決定抓緊時機到昆明看望已讀了一年大學的蕭珊。
7月初，巴金帶著一冊剛印出的辭典紙精裝本《秋》和剛寫了前幾章《火》的殘稿，乘“怡生”號海輪離開上海向南海駛去。
這時從上海到昆明，需要先到越南海防，然后又轉到河內，進入中國河口，再乘滇越鐵路的小火車到昆明。
在海輪上巴金還暗暗吟誦著詩人海涅《夜思》中的詩句：“祖國永不會滅亡。”
中途除因大風海輪在福州灣停留了一天半外，整個旅程基本還算順利。
過了海防、河內，便到了河口。
當由河口鐵橋進入中國境內時，巴金心中不禁激動起來。
他后來說，“在‘孤島——上海’忍氣吞聲地生活了一年半，在海防海關那個廳里看夠了法國官員的橫暴行為，現在踏上我們親愛的祖國的土地，我的激動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又坐了兩天的小火車后，巴金抵達昆明。
當火車進入昆明站時，蕭珊已經和另一個朋友在站臺上迎接他了，而且替他找好了旅館。
到昆明的最初幾天，巴金住在旅館里，接下來就搬進了位于武成路的開明書店昆明分店租做棧房的一間房子里，并且得到了書店經理盧芷芬夫婦的照料。
這間房子是坐落在一所花園里的玻璃屋子，很寬敞，半間堆滿了書，另半間有寫字桌和一些家具。
盧經理夫婦住在園中另—所屋子里。
園子很安靜，巴金怎么也想不到在昆明還能找到這樣清靜的住處。
巴金在那里住了將近3個月，除了寫完《火》的第一部外，還寫了《靜寂的園子》和《大黃狗》等幾篇和敵機轟炸有關的、有感而發的散文、雜文、隨筆。
住在武成路的前兩個月，巴金的日子過得愉快又安靜。
平時，除了蕭珊，很少有人來這里找他。
蕭珊學校放暑假了，她每天都能過來。
兩人饒有興致地去觀賞風景，翠湖、大觀樓、金殿、西山、滇池都留下他倆的足跡，有時他們也約上—兩位朋友同行。
回來后，他們常喜歡去光顧武成路上那家出名的牛肉鋪。
傍晚，把蕭珊送回宿舍后，巴金就開始寫作了。
清早，也是巴金寫作的時間。
他寫得很快，不到兩個月就把《火》第七章以后的11章寫完了。
巴金心里很高興，覺得這真是一個意外的收獲。
盧經理對巴金很關心，早晚常會過來問寒問暖。
《火》第一部脫稿后，盧經理還幫抄錄了一份寄往上海。
后來的一個月里，巴金就遇上了幾次日本飛機轟炸。
警報一響，盧經理夫婦就約上他跑到郊外躲警報。
蕭珊在時也就一起跑。
武成路離城門不遠，街上人們都在跑，城門那里非常擁擠。
但出得城后大家就不那么緊張了。
有—次巴金他們在郊外躲了兩小時，還在草地上吃了盧經理帶去的午餐。
后來巴金在《靜寂的園子》這篇散文里還提到這件事。
這3個月中，巴金見到了不少在云南的朋友，還參加了兩次為他舉辦的歡迎會。
一次是8月10日，老朋友沈從文和孫毓棠在西南聯大師院約了20多位同學為巴金召開歡迎會。
孫毓棠致介紹詞以后，一些同學踴躍提出問題，巴金都一一作了答復。
師院的黃鈺生院長也當場向巴金提了一個問題——“巴金先生，為什么從17歲至27歲這個年齡段的青年都會喜歡您的作品？”
巴金先謝謝黃院長提出問題，然后謙遜地說道：我一直認為，作品既要寫光明面，但也要表現黑暗面。
我自己多半是在苦悶的時候寫作，有時甚至半夜3點鐘從床上爬起來寫東西，一直寫到天亮。
有時自己都會覺得寫得如此辛苦，很可憐。
但寫到至今為止，似乎還沒有寫出自認為滿意的作品。
也許幾年后，我再多讀些書，多有些生活，或許能寫出一點滿意的作品。
另一次是8月25日下午，文協昆明分會在文廟昆華民眾教育館桂香樓歡迎巴金。
2時許，歡迎會開始，主持人、文協昆明分會負責人徐夢麟先生向與會者介紹了巴金的創作情況，對巴金的人格給予了高度評價。
接下來，文協昆明分會理事馬子華向巴金一一介紹了在座的文協昆明分會諸位會員。
然后，巴金向大家介紹了上海文藝界的現狀，也談及了自己留學法國時的情況和一些創作體會。
巴金誠懇的介紹得到了與會者的一致好評。
有一位與會者后來寫了一篇《巴金在昆明——文協歡迎會速記》，發表在 1940年9月6日香港《大公報·學生界》上，文章真實地記述了歡迎會當時的情況：
他有不高的身材，面孔有些四方，鼻上架著黃邊近視鏡，一套灰色西裝，腳下穿著黃皮鞋。
由馬君介紹之后，他很和氣地向每個人打招呼。
楚圖南先生問他許多上海的事項，他都很干脆地答復了，如出版社概況以及穆時英當漢奸等，他說話又快又有力，一口四川腔，坐的位子離他遠了，不免要聽不清。
后來大家請他講創作經驗，他很客氣，起先不講，因為大家的鼓舞，才講了。
他說：“我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作家，只因為當時遇到的環境好，容易出版，多出了幾本書，……《家》寫的不滿意。
……關于抗戰的東西，最近寫一本《火》不久出版。
……”
徐夢麟先生說：“希望巴金先生再有抗戰三部曲！”
大家笑了，他也笑了。
在巴金到昆明之前，天南中學招生時，高中《國學常識》試題中，有一條名詞解釋：巴金。
多數學生都能答這道題，不少學生還能列出他所寫的書名。
在得知“文協”歡迎巴金后，一些學生也趕到歡迎會場。
有幾位青年女學生走進來，都是十幾歲的女青年、昆華女中的學生；聽口音，都是云南人。
她們五六人坐在一旁看巴金先生。
許多人都說：“這是巴金迷啊！”
大家都笑了。
巴金先生的小說的確影響青年不淺。
所以在會中他自己也這樣說：“我寫小說的動機，是因為幼年讀的舊小說多，小說容易感動人！”
巴金初到昆明表現的對文學工作和文學青年的熱忱，感動著昆明的文學工作者們。
在昆明的這3個月中，巴金遺憾的是始終沒能見到1931年末給他講述個舊錫礦砂丁故事的玉溪朋友黃子方。
巴金在昆明等他，黃子方的朋友又捎口信說請巴金去玉溪。
結果兩人錯過了。
巴金回憶此事時抱歉地說：“我沒有想到由于我的疏忽就錯過了同他見面的機會。” 巴金是重感情的人，此前他就已把黃子方寫進他的《愛情三部曲》中的《雨》里，作品中的第三種青年人的典型高志元就是把黃子方作為原型寫的。
10月下旬，巴金要離開昆明去重慶了，戰時的飛機票相當緊張，老朋友沈從文托人想辦法幫他買到了飛機票。
要離開昆明那天，巴金有點依依不舍，他留戀的東西很多。
他后來特別說起這3個月里在武成路的這個住處是“一個舒適的住處，使我能夠安靜地寫到深夜”。
一年之后的7月，巴金從重慶再次來昆明探望蕭珊。
相別了一年，巴金和蕭珊沉浸在重逢的喜悅中。
這時，蕭珊已經搬出聯大宿舍，和幾個同學在離聯大不遠的翠湖邊一條叫“先生坡”的小巷里租房居住。
這是一幢舊的兩層樓房，樓下住房東家，蕭珊他們住樓上。
樓上有3間屋子，蕭珊她們3個女同學住里面的一間，3個男同學住外面的一間。
巴金到來的時候，聯大也正在放暑假。
蕭珊的一個女同學和兩個男同學剛去路南石林游覽。
蕭珊留下來等巴金，打算待他一到便約著他一道去石林。
哪不知巴金一到昆明就生病了，身上發燒，頭昏無力，一躺就是幾天，石林便沒去成。
這幾天里還有兩次響起了空襲警報，其中一次還是緊急警報，可是巴金硬是跑不動。
他叫蕭珊出去跑警報，可蕭珊堅持不走，要留下來陪著他。
幸好這兩次敵機都沒有投彈，像是來搞偵察的。
幾天后，巴金的身體恢復了一些，卻又遇上了“差不多天天落雨”的天氣，雨總是淅瀝淅瀝下個不停，遠門是不能出了，巴金就每天早晨坐在窗前一張小書桌前，奮筆寫作，一連寫完了《風》、《云》、《雷》、《雨》、《日》、《月》、《星》等19篇散文。
8月5日這天他還寫下了原先編好的《龍·虎·狗》一書的序。
巴金后來提到這段日子的寫作時這樣說：“我有的是激情，有的是愛憎。
對每個題目，我都有話要說，寫起來并不費力。
我不是在出題目做文章，我想，我是掏出心跟讀者見面。
好像我扭開了龍頭，水管里暢快地流出水來。
那些日子里我的生活很平靜，每天至少出去兩次到附近小鋪吃兩碗‘米線’，那種可口的味道我今天還十分懷念。
當然我們也常常去小飯館吃飯，或者到繁華的金碧路一帶看電影。
后來蕭珊的同學們游罷石林歸來，我們的生活就熱鬧起來了。”
下了一個月的雨后，巴金遇上了一次真正的敵機轟炸。
日本飛機就在翠湖一帶扔了炸彈。
還算巴金他們這次沒有大意，出去跑警報了。
當警報解除后，他們從郊外回來，看到樓上的3間屋子滿地都是碎磚斷瓦，心中暗暗慶幸。
先生坡的這個住處在巴金心中留下了極深的印象，當他1943年在桂林寫《火》第三部時，常會想起這個住處，于是他把它寫進小說里，作為書中人物那個老基督徒田惠世的住家——“這是一排三間的樓房，中間是客廳，兩旁是住房，樓房外有一道走廊，兩間住房的窗外各有一個長方形的平臺，由廊上左右的小門出入。”
不僅如此，巴金還在《火》的第三部里讓以蕭珊為原型的主人公馮文淑來到了昆明。
巴金后來說：“昆明是我比較熟悉的地方，她（指蕭珊）更熟悉了。
先生坡，翠湖，大觀樓……都寫進去了。
我是在1943年的桂林寫1941年的昆明……其實我寫的只是我在1941年七八月看見的昆明，到1943年情況又有變化了。
……那個社會里一方面是嚴肅工作，一方面是荒淫無恥。
在國統區到處都是這樣。
我在小說里只寫了幾個普通的小人物，他們就是在這種空氣中生活的。
馮文淑在昆明，同她過去的好朋友朱素貞住在一起。”
8月份里敵機轟炸頻繁，昆明城民眾死傷不少、財產損失也很慘重。
巴金只得同一些朋友疏散住到離昆明十幾公里的呈貢去。
后來他在《關于＜火＞》里說到這時的真實情況：“我們當時是在呈貢縣，樹林里又比較安全，但是轟炸機前進的聲音，像榔頭一樣敲打我的腦子”。
巴金這次來昆明，仍很想見到黃子方，但最終仍沒有見到，巴金心中不免悵然。
9月間，他就同蕭珊，還有位姓王的朋友，3個人一起離開昆明去了桂林旅行。
蕭珊在桂林小住了一段時間就返回聯大上學。
巴金和那位姓王的朋友留了下來，住在新成立的文化生活出版社辦事處。
就這樣，直到1944年5月，巴金和蕭珊經歷了8年漫長的戀愛后，才在貴陽旅行結婚。
結婚時，他們沒有擺酒席，沒有添新被，甚至連一件新衣服都沒有做，只是給朋友們分送了旅行結婚的通知，就極簡樸地完成了婚姻大事。
這時，新郎巴金40歲，新娘蕭珊27歲。
來到錫都心也留在了個舊
1955年3月11日，在全國各人民團體負責人的聯席會議上，51歲的巴金被推選為出席亞洲作家會議的中國代表團副團長，郭沫若任團長。
4月初，代表團前往印度新德里參加亞洲作家會議。
5日這天，代表團出席印度文化界舉行的歡迎會，巴金在會上致詞。
10日，大會圓滿閉幕，代表團經昆明回國。
巴金在10多年后，重新踏上了云南大地，心情有些激動，本想到處看看的，但因還有公務在身，不能作過多停留，僅僅在昆明休息了一晚，巴金便匆匆隨團離開了云南。
5年之后，1960年3月中旬，巴金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身份到昆明及錫城個舊視察訪問。
這是他一生中第4次來云南了。
此次行程安排得很滿：第一天去石林，住路南；第二天便前往個舊，在錫都視察參觀了6天。
這一次，巴金終于如愿以償，能親眼看看從前“砂丁”生活過的錫都了。
而此時，展現在他面前的個舊，早已不再是他在《砂丁》中所描寫的那個“死城”——那個礦主與富人的“天堂”和砂丁與窮人的“地獄”了。
新中國的個舊已經變成了一座現代化開采冶煉的新興工業城市，礦工們以主人翁的態度積極工作、熱情生活，到處是一片新氣象、新風貌。
置身于城中美麗的金湖畔，巴金心情愉悅。
每天清晨，巴金都喜歡佇立在金湖畔，凝望著對面那高高的老陰山和繚繞在山腰間的云，任思緒飛翔。
這6天里，巴金每天深入礦山和礦工家庭，就沒有停過腳。
他親自下到礦井，深入到寬敞的坑道，又去市文化館參觀“礦工今昔展覽室”，細心對比新舊礦坑，到處找尋同他在小說《砂丁》中描寫的類似的遺跡。
在老廠，巴金訪問了當年被騙來礦山戴過腳鐐做工的“砂丁”（老礦工），又到過白骨成堆的“干麂子沖”，他才知道當年礦工所受的種種壓迫和折磨，遠遠超過了自己在《砂丁》中的描寫。
在井下，看到現在坑道下的“太陽”和“星星”全是人造的，當年的煤石燈早已絕跡，自己想找尋的“遺跡”什么也不見了，巴金又為礦工新的很好的工作條件由衷地感到欣慰。
6天很快就要過去了，轉眼就要告別個舊。
離開的前—天，巴金請了幾位老工人來住處作客，與他們促膝談心。
晚飯后，巴金又請他們一道去看京劇《楊八姐游春》。
第二天，要上車啟程了，熱情的個舊人擁在巴金身邊依依送別，巴金更是依依難舍。
車輪滾動了，人離開了個舊，但巴金的心卻還留在錫都。
離開后不久，巴金就寫下了《個舊的春天》和《憶個舊》兩篇熱情洋溢的散文，分別發表在《收獲》和《上海文學》上。
他在文章里還說打算要再來個舊，多住些日子，收集些材料，好改寫《砂丁》。
讀著巴金這兩篇散文里的文字，讓人強烈地感受到字里行間作者那殷殷的懷念之情和對個舊真誠的祝福：
“……腳不出上海的人，也知道個舊并不是一個偏僻的小城市，它是中國一顆發光的寶石。”
“……我過了多少興奮快樂的日子，可是我從個舊帶來的溫暖和熱情，至今還在我的身上和心上發光發熱。”
“……也許這樣吧，我的心還留在個舊，所以我以為我的腳也在個舊了。”
“未來的確太美好了，我們不需要大膽的設想，也可以為這個遍地黃金的錫都，安排一個無限光輝的前程，眼前這個小小的金湖，有一天也會像西湖一樣的美麗，那樣地全國知名。”
21年后的1981年，巴金又在《個舊文藝》上發表了一篇深情的回憶文章《我與個舊》，再次表達了他與個舊、與云南的深厚情緣。
為報答巴老對個舊幾十年來始終不渝的熱愛和關注，在2000年慶祝個舊市建市五十周年之際，個舊市政府派人代表30多萬個舊市民飛赴上海專程看望世紀老人巴金，并把個舊市“榮譽市民”證書贈予巴老。
2003年，**授予巴金“人民作家”榮譽稱號。
個舊市政府也在巴老百歲華誕之際，在美麗的金湖畔為他立了一尊塑像。
這座由個舊市建設局全體職工捐資興建的塑像高2．6米，黑色花崗巖底座的正面是巴金先生生平簡介，兩側分別鐫刻有巴金先生《個舊的春天》、《憶個舊》兩篇散文的片斷。
塑像準確而細膩地傳達出這位世紀老人的神韻。
播灑希望愛心永駐云南邊疆
也許許多人至今都還不知道，在云南紅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還有一所巴老悄悄參與籌款并題寫校名的希望小學。
從1995年開始，巴金每年都托身邊的工作人員以“李堯棠”的名義多次將其稿酬捐贈給希望工程。
從1996年開始，又有自稱是“一個老先生”的捐助人開始結對資助貧困大、中學生求學。
直到近一年，上海希望工程辦公室才透露出這個塵封多年的秘密：那位“李堯棠”和這位“一個老先生”就是同一個人——文壇巨匠巴老。
其實，“李堯棠”就是巴老早年的本名，只是很多人都不知道罷了。
1997年，上海文藝出版社40周年社慶，決定舉行一次“當代文壇大家文庫”圖書拍賣會，用來援建希望小學。
得知這個消息后，巴金、冰心、夏衍、施蟄存、柯靈等5個文學老人都特別支持，紛紛同意將其簽名作品進行義拍。
當時正在杭州療養的巴老特意叫女兒李小林將其親筆印章帶到出版社，授權副總編輯郟宗培暫時保管。
這套書用紅木盒包裝，羊皮封面，并印有惟一序列編號，且限量印刷，故極具收藏價值，所以義拍現場相當火爆，當天便籌集到資金22萬元。
迄今為止，巴老捐給希望工程的錢款，已不下40萬元人民幣。
這些錢，都是他的稿費。
巴老的這些捐款大部分用于在云南援建一批希望小學，捐助一批愛心希望書庫，資助一批困難學生。
在云南建希望小學而受助的學生更是無以計數，但這些受助學生從來不知道捐助人是哪一位。
如今，在云南紅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屏邊苗族自治縣灣塘毛家中寨，有一所用巴老捐贈的資金建起的“巴金希望小學”。
每天，孩子們迎著朝陽，披著霞光，行著少先隊禮，升起紅彤彤的國旗，然后高高興興地走進教室開始了一天的學習。
從孩子們稚嫩的朗朗書聲里，從孩子們天真可愛的笑容里，我們看到了祖國的未來和民族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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