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著名傳記文學家兼評論家A·莫羅亞(1885—1967)在1954年巴黎伽里瑪出版社出版的《七星叢書》本的《追憶逝水年華》序言中寫道:“一九○○年至一九五○年這五十年中,除了《追憶逝水年華》之外,沒有別的值得永志不忘的小說巨著。
不僅由于普魯斯特的作品和巴爾扎克的作品一樣篇帙浩繁,因為也有人寫過十五卷甚至二十卷的巨型小說,而且有時也寫得文采動人,然而他們并不給我們發現‘新大陸’或包羅萬象的感覺。
這些作家滿足于挖掘早已為人所知的‘礦脈’,而馬塞爾·普魯斯特則發現了新的‘礦藏’。”這也是強調《追憶逝水年華》的藝術優點就在于一個“新”字。
然而藝術發展的客觀規律并不在于單純的創新,也不在于為創新而創新,更不在于對于傳統的優秀藝術傳統采取虛無主義的態度,從零開始的創新。
創新是藝術的靈魂,然而創新絕不是輕而易舉的,絕不是盲目的幻想。
《追憶逝水年華》的創新是在傳統的優秀藝術基礎上的發展。
法國詩人P·瓦萊里(1871—1945)和著名評論家、教授A·蒂博岱(1874—1936)都在他們的評論中夸獎《追憶逝水年華》的藝術風格繼承了法國文學的優秀傳統。
紀德和蒂博岱都提到普魯斯特和十六世紀的偉大散文作家蒙田(1533—1592)在文風的曠達和高雅方面,似乎有一脈相承之妙。
還有別的評論家甚至特意提到普魯斯特受法國著名的回憶錄作家圣·西蒙(1675—1755)的影響。
《追憶逝水年華》的作者逐漸構思這部小說大致在十九世紀末年和二十世紀初年。
一九○七年他下定決心要創作這部小說,一九八年他開始動筆,到一九二二年他去世前夕,匆匆寫完最后一卷《重現的時光》。
普魯斯特創作《追憶逝水年華》的十余年間,完全禁閉在斗室中,與世隔絕。
他全部精力與時間集中在回憶與寫作上,毫不關心世事,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及它對法國人民生活的強烈影響,在《追憶逝水年華》中幾乎毫無反映。
這部小說中反映的巴黎是十九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巴黎。
十九世紀末葉是法蘭西資本主義逐漸由壟斷資本進入帝國主義的過程。
二十世紀初年,法國資本主義已經達到最高階段,即帝國主義階段。
在這時期,法國社會出現了物質生活方面的極大繁榮。
1900年巴黎舉辦震動全球的“世界博覽會”,就表現出烜赫一時的繁榮景象。
凡此種種,都沒有引起在斗室中埋頭寫作的普魯斯特注意。
由此可見,就其所反映的社會生活而言,《追憶逝水年華》是十九世紀末年的小說,是反映臨近巨大的變革與轉折點時刻的法國社會的小說,因此可以說也是一部反映舊時代的小說。
《似水年華》是法國傳統小說藝術的最后一顆碩果,最后一朵奇葩,最后一座偉大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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