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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現在是一種繁榮的文體。
寫作者眾多，發表的數量也驚人，但整體的面貌并不令人滿意。
尤其在散文的話語上，講究、節制、有個性的文字，其實不是很多。
我以為，散文的語言，在本質上應是優雅而富有美感的，粗糙和夸飾是散文的大敵。
因此，散文要寫得好，不僅要面對一個有意味的實感世界，還要面對一個優雅的語言世界。
南帆的散文，就是優雅而有美感的文字。
他既重歷史疑難的探詢，也重現實人心的解析，正如他的筆墨，既有批評家的睿智，又有散文家的自得，這使得他的文字，在歷史與現實、理性與感性之間，往往穿梭自如，有著一個學者不多見的優雅和沉實。
我喜歡讀這樣的文字。
清晰而準確，隱忍而節制，沒有怒氣，拒絕夸張，不人云亦云，也不斤斤計較。
他寫作視閾的寬廣，見證的正是他生命的厚度，這一點，在他的散文寫作中表現尤為明顯。
《辛亥年的槍聲》（海峽文藝出版社）作為一本新散文集，不僅關涉他對歷史、故土和先賢的追思，也書寫日常生活和渺小事物背后的隱秘心事，事的大與小，情的淺與深，映照出的都是南帆那智慧的面影——他不會因為介入重大問題的思索，而忽視對細節的發現；也不會因為流露出對小事的警覺，而遺忘生活背后那條長長的歷史陰影。
他也猶疑，那是因為真相的消隱，正如他的幽默，往往是為了緩解內心的迷茫。
這迷茫，常常出現在他面對歷史時的那個瞬間。
“歷史”二字，對多數人來說，是一個大詞，是材料、事實和鐵證如山的現場，因此，寫作歷史大散文的人，一般都會顯露出一種獨斷的文化自信。
南帆筆下的歷史，卻閃爍著完全不同的面貌。
他承認歷史比緋聞更偉大，但并不簡單地把歷史等同于客觀的事實、嚴密的考證。
相比之下，他更關心人與歷史的微妙關系，以及在歷史的縫隙中依然還活躍著的個人氣息。
因此，即便在訴說正大的歷史，南帆也對傳說保持著濃厚的熱情，比如他在講述“有些溫情的林紓”時，就坦言“沒有必要用呆板的考據求證傳說”，“傳說不是證明細節，而是證明這些先輩沒有退出生活。
傳說也是歷史—— 這是盤旋在人們心中的另一種歷史。”（《戊戌年的鍘刀》）
正是對“另一種歷史”的持續關注，南帆一系列談論歷史的散文名篇，才向我們敞開了一個完全不同的人情世界。
在《辛亥年的槍聲》中，南帆的注意力沒有集中在廣州起義這一事件的影響和意義上，而是突然對林覺民的內心軌跡有了興趣。
尤其是那個寫《與妻書》的林覺民，作為一個帶著體溫的個人，開始在歷史的裂縫中發出自己的聲音——這個聲音的出現，其實就是對傳統歷史描述的補充。
補充就是發現。
和歷史考證所不同的是，當下的散文寫作面對歷史時所匱乏的正是發現和理解。
一個散文家筆下的歷史，如果體積過于龐大，他必然會取一種“去糾正”的寫作態度，相反，如果他從一條細小的縫隙進入，就會取“去理解”的平等姿態與歷史對話。
這樣的散文，視角是小的，但由于作者所選擇的點可以準確地將自身的力量集中起來，反而有可能通達一個廣大的世界。
因此，我尊敬那些謙卑地“去理解”歷史的人，這表明，他們在歷史面前的感覺沒有板結，還有強烈的好奇。
“歷史是由無數段落草草地堆砌起來的，沒有人事先知道自己會被填塞在哪一個角落。
古往今來，多少胸懷大志的人一事無成。
如果不是歷史湊巧提供一個高度，即使一個人愿意將自己的生命燃成一把火炬，照亮的可能僅僅是鼻子底下的一個極其微小的旮旯”（《辛亥年的槍聲》）——這樣的歷史表述，使歷史開始向文學轉化，或者說，歷史獲得了一種文學般的動人面貌。
歷史需要的是求證，而文學則允許假設和想象。
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林旭，素來喜好吟詩作賦，后來聽從梁啟超的規勸棄詩從政，不幸殉難。
南帆不禁假設：“如果說，林旭專攻詞章之學，哪怕成為游歷邊塞、出入青樓的浪蕩文人，是不是反而有機會盡享天年？”林覺民不負天下，但負了一人，這人就是他的愛妻陳意映。
面對他長笑而去的身影，南帆問道：“他揮揮手將陳意映拋在彼岸——他有這個權利嗎？”南帆總是通過假設和追問，來表達自己內心的疑難和不安。
或許正是因為他對一切僵化的觀念史失去了信任，他的寫作才會有意無意地去留心細節和可能性。
南帆善于在經驗的叢林和細節的描寫中發現曲折的小徑，使讀者在會心一笑或若有所思中獲得智性的愉悅。
這就夠了。
如果說理論是對思想問題的重大發言，散文更多的就是打掃生活的細節，清理思想的碎片。
南帆的理論文字綿密冷靜，動情之處不多，但他的散文，往往會毫無設防地泄露出他的心事和情懷——這是一個學者極為美妙的一面。
梁實秋說：“一切的散文都是一種翻譯。”把心聲翻譯得好的散文，往往就有澄清澈底的風格。
南帆的散文，大概是稱得上“澄清澈底”的，有細節，有情懷，更重要的是，無處不在地洋溢著一種智慧的警覺。
這樣的話語表情，所翻譯出來的是一個現代書生的理智和曠達，它值得讀者細細地品味。
參考資料：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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