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閱文章網記憶中的一位少女，姓張，長相很不錯，性格以文靜為主，某些場合也極活潑。
她住城南一帶的老式市民區——因而某一段時間和我是鄰居。
我們在一個中學讀書，我比她高一個年級。
上學和放學我們常在同一條街道相遇，卻不說話，都知道有對方這么個人，都不敢抬頭看對方眼睛。
一般情況下她比我早出發幾分鐘，背紅色雙肩背書包，披肩長發，從布滿小百貨店、水果攤檔的人行道上穿過很精神。
我步子快，沒走多遠就快趕上她了，她若走街的左邊，我則改走右邊。
我為什么要這樣做，自己不知道。
反正她也不知道。
這位姓張的女孩升上高中后，模樣出落得更漂亮了。
其實她并沒怎么打扮，她是個好學生，心思都用在功課上，但一出現在校園里還是吸引好多目光。
有一天晚上，她那身材粗壯的父親表情嚴肅地領著她來我家，通過我父母找我，一進門就用豪爽的大嗓門說：“我要請你兒子幫個忙。”原來，常有些都鄰近學校的小痞子給她寫情書，約她放學后在校門口或某公園會面，有的甚至在路上攔截她，要和她交朋友。
她父親每天很忙，無法接送她，就托付我：“既然你們同一個學校，上學和放學就搭個伴一起走吧。”我連說：“可以可以”。
她這時才從父親高大的身影后面抬起低垂的眼睛，客氣地沖我笑一下。
第二天一早，她準時敲我家的門。
我讓她進屋坐一下，等我收拾好書包。
她不進，說就在院子里站著。
我剛出門，她就遞過一把彩色玻璃紙包的水果糖，說是她媽媽星期天來看她時捎的。
我剝了一顆含在嘴里，甜絲絲的，不知為什么心忽然變得很軟。
以前我們從沒說過話，我以為她是冷傲的，一轉眼之間仿佛就變成很熟悉的朋友。
吃第三顆糖時我才想起，從來沒見過她媽媽，我只對她那個嚴厲的父親有印象。
我脫口而出：“我怎么沒見過你媽媽。”她遲疑好半天，才回答：“我爸爸媽媽五年前就離婚了。”然后我們就不再說話，保持著一只手臂長的距離走路，我左顧右盼，百無聊賴地數過往的車輛，她低垂著眼簾，盯自己的鞋面——那是一雙紅白花格的布鞋。
我的記憶中，確曾有過這么一位少女，扎著整齊的辮子，稚氣的鵝蛋臉，眼睛清亮——令再虛偽的人也無法面對它撒謊。
她背著洗得干干凈凈的紅書包走在我的右邊，我仿佛一伸手就能夠得著她，然而我們中間，永遠保持著一只手臂長短的距離——足夠面目模糊的歲月側著身子穿過。
她喜歡邊走路邊用指尖搖一圈鑰匙串，今天夜里，我耳畔又響起那金屬碰撞的清脆響聲。
她氣質中有一種與其年齡不相稱的憂郁。
水霧般彌漫了我。
那時我也才18歲，卻深深為她身上那種罕見而高貴的憂郁所感染，我想假如有某種厄運伴隨刺耳的剎車聲向她襲來，我也會用胸膛護住她的。
這么些年來，我漂泊四方，卻再也沒有感受過那種出自少年血性的膽量——和這個世界上許多男人一樣，我無法改變一天天變得世俗與文弱的規律。
即使我身邊更換過再多濃妝艷抹的舞伴也沒再體驗過與她并肩行走所呼吸到的帶有樹脂與松針氣息的少女的本質魅力。
有將近兩年時間我們幾乎每天都同路，卻并沒作過太多的交談。
我們還都處于在異性伙伴面前不善于尋找話題的年齡。
有一天放學，她做值日做得特別晚，在校園里等她的時候，我便拿出口琴來吹，口琴在當時早已經有些落伍了，所以雖然我熱愛這種樂器，但因為怕人說笑 ，也只是在沒人的黃昏才敢盡情的吹奏。
不知過了多久，我忽然發現她已經坐在我的身后，側著腦袋看我，微笑著。
她看看周圍沒有人，便以出奇的活潑小聲對我說：“我唱支歌給你聽吧。”她唱得很動聽。
那段時間我們的眼前只有藍天，只有云層下低掠的鳥群，只有燦爛的夕陽。
我為她打過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架。
長大后我越來越文明禮貌，想打架都沒地方打了。
那是一個行人稀少的黃昏，我們剛出校門，就被幾位跨坐在自行車上的外校留級生擋住去路，他們用車輪隔開我和她，帶頭的那個歪戴鴨舌帽的高個子催我走開：“沒你什么事了。
我要跟她說幾句話。”我并不是個勇敢的男孩，我甚至有點害怕，但固執地站在原地不動。
拳頭便向我飛來了，我那不爭氣的鼻子便流血了，她驚叫著去喊守門的校工。
我迫切地想尋找一件武器，便退到墻腳拾起一塊半截磚，沖回來的時候，那幾輛自行車一溜煙地跑了。
她和喊來的校工扶住我，她掏出繡花手帕為我擦血。
那一瞬間我覺得自己真狼狽，覺得世界上最尷尬的
事就是在自己喜歡的姑娘面前挨打了。
為了顯示帶有虛榮心性質的勇敢，我惡狠狠地把手提的磚頭砸在樹上。
回到家，她一定要打水給我洗臉。
我脾氣挺大，像大丈夫一樣粗聲粗氣把她趕走了。
她的臉上寫滿歉意，眼淚都快出來了。
我獨自洗完臉，又洗她那條繡花手帕，實在洗不干凈，也就打消了明天還給她的念頭。
從第二天開始，我書包的夾層便多了把老虎鉗子。
沒敢讓她知道，我渴望能再有一次機會，挽回那天在她面前受損傷的尊嚴。
可再沒有什么小痞子來攔我們的路——倒不是因為我陪她同路，而是他們多少也知道她有個挺厲害的父親。
直到今天我還為此感到小小的遺憾。
半年以后，她那在武漢的母親便接她去外地了，臨轉學前她在小紙片上給我留了個通信地址：“你有空可要給我寫信喲。”我也莊嚴地答應：“會寫的，會寫的。”然而一星期后我就把那小紙條拋進風中了，說不清為什么，我心里挺難過的。
那時候，作為一個少年的我就有強烈的預感：我估計再也見不到她了。
十多年過去，我更換了好幾個生存的城市，事實證明我那時的預感非常正確。
我又習慣了一個人走那條電影布景似的老街道。
我又習慣了一個人吹口哨、想心事。
我重新習慣了少年維特式的孤獨。
我甚至很簡單地忘掉她——就像從不有過那兩年和一位少女結伴同路的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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