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閱文章網讀《魯迅雜文選》有感
魯迅先生是個筆鋒尖銳的文學家和思想家，在其大量的文學作品當中，讀者時常感受其“痛心疾首”的言論，呼喚麻木不仁的愚昧國民能早日清醒。
最直接諷刺當時落后封建的社會現狀的莫過于魯迅的雜文。
《且介亭雜文》《華蓋集》《熱風》《墳》《二心集》《南腔北調集》《準風月談》等雜文集均能體現魯迅“哀國人不幸，怒國人不爭”的思想。
而《魯迅雜文選》則把其中多部雜文集中的名篇收錄其中，以一百余篇的別具一格的文章反映魯迅民初時期的思想革命論調。
魯迅的雜文自我中學就被收錄到語文教材中，此番重溫《魯迅雜文選》，依然感受到隱藏在魯迅筆鋒下的一腔熱血。
在書中，我還發現魯迅不僅僅是文學家和思想家，他還很會演講，曾到上海、香港等地給知識分子分享個人見解。
魯迅的雜文都貫穿著“哀”和“怒”兩種基本精神，而筆調大多以諷刺為主。
事實上，魯迅為人幽默，洞察力強，謙虛待人。
如書中《論“他媽的！”》《論睜了眼看》兩文，觀點敏感，語言辛辣，但更顯示出作者的機智幽默，并且直穿“敵人”的“死穴”。
《論“他媽的！”》一文中魯迅把國人常說的臟話提升為“國罵”，然后引用俄國的類似情況來加以對比，指出發明這一句話的人物“確實算一個天才，然而是個卑劣的天才”。
人們不能蔑棄掃蕩我的余澤和舊蔭，而硬要去做別人的祖宗，無論如何，總是卑劣的事。
魯迅指出：“中國人至今還有無數‘等’，還是倚仗祖宗。
倘不改造，即永遠有無聲的或有聲的‘國罵’。”這恰恰道出了文章的寫作目的。
《論睜了眼看》一文，作者點出中國人丑陋的一面——懦弱，這也是其小說中經常反映的國人的一種劣根性。
文中寫道：“中國人的不敢正視各方面，用瞞和騙，造出奇妙的逃路來，而自以為正路。
在這路上，就證明著國民性的怯弱，懶惰，而又巧滑。
一天一天的滿足著，即一天一天的墮落著，但卻又覺得日見其光榮。”文章的題眼為“睜了眼看”，實際上諷刺的是我們缺乏勇氣不敢正視前方。
剛開始我以為作者又把政治拉上了，但看完全文才發現文章所批判的是中國文藝，尤其是封建性質的。
文藝是國民精神所發的火光，同時也是引導國民精神的前途的燈火，沒有沖破一切傳統思想和手法的闖將，中國是不會有真的新文藝的。
作為偉大的文學家和思想家，魯迅大力提倡白話文而批判文言文，他認為中國文學在當時唯一的出路就是語言的變革。
關于文藝如何發展，作者曾到香港、上海進行深刻而精彩的演講。
《無聲的中國》是魯迅于1927年2月16日在香港青年會講。
讀罷其演說詞，大受啟發。
里面說到當時提倡文學革命，其實就是文學革新，本該平和進行卻有不少人反動。
假如現在我們還說著古代的話，說著大家不明白的話，已經弄得像一盤散沙，痛癢不相關了。
于是，魯迅主張青年們“將中國變成一個有聲的中國”，大膽地說話，勇敢地進行，推開古人將自己的真心的話發表出來。
如此鮮明的觀點在演講中確實能扣人心弦，但以辯證的角度來看，我跟作者不同的是，古文不必全盤否定，它的存在也代表了過去的歷史價值。
所以，抱著古文而死掉，舍掉古文而生存這一說法我不敢茍同，但不得不佩服魯先生堅定的立場。
而尤其引起我共鳴的是，他提出我們要說些較真的話，發出較真的聲音，只有真的聲音，才能感動中國的人和世界的人。
剛才說到魯迅關注中國文藝的道路，而在他于上海暨南大學發表的演講《文藝與政治的歧途》當中，更是獨到而尖銳地探討政治如何“破壞”文藝的問題。
政治想維系社會現狀使文藝統一，文藝催促社會進化使他漸漸分離；文藝雖使社會分裂，但是社會這樣才能進步起來。
這既符合不能固步自封的道理，又吻合了馬克思哲學的原理。
作者強調文藝和人一樣，不能安于現狀，否則就是“挨打”。
這種怒氣，浸透在演說詞里，絲絲入扣，“怒國人不爭”，這就是魯迅一貫的觀點。
“文藝催促舊的漸漸消滅的也是革命（舊的消滅，新的才能產生），而文學家的命運并不因自己參加過革命而有一樣改變，還是處處碰釘子”。
中國碰釘子、碰壁的人太少，僅靠魯迅一人去“碰”，還是不能碰出什么氣勢。
但這個“碰”，意味著我們不乏先見者。
知識和強有力是沖突的，不能并立的；強有力不許人民有自由思想，因為這會使能力分散。
《關于知識階級》的演講里，魯迅的語氣分明溫和了，轉而利用巧妙論證法道破知識階級能否存在的問題。
魯迅自嘲：“有一班從外國留學回來，自稱知識階級，以為中國沒有他們就要滅亡的，卻不在我所論之內，像這樣的知識階級，我還不知道是些什么東西呢。”一巴掌拍向所謂的知識階級，看來魯迅的哀愁已達到悲壯的程度了。
因為中國人陋習不少，魯迅認為這是個要不得的習慣。
常言道要養成良好的習慣，倘若“習慣”停留在不思進取的思想上，便要不得。
《習慣與改革》一文，作者主張給“體質和精神都已硬化了的人民”進行一點改革。
但改革就必須革新，而不是復古，這點與作者“摒棄古文”的思想是一致的。
最終，此文同樣成為諷刺封建愚昧的刀具，剖開停留在“習慣”或大喊未來而依舊怠慢的革新的事實。
僅大叫未來的光明，其實也是欺騙怠慢的自己和怠慢聽眾的，至少我這么認為。
如此看來，魯迅的雜文無不外乎是論述政治落后和文藝需要革新，只不過形式上稍有不同而已。
對于一個棄醫從文的意欲救治國人愚昧思想的文學大家，其一哀一怒的慨嘆和激憤始終是萬變不離其宗的。
就算說到家庭這個原本帶著“和”的氣息的概念，魯迅先生并沒有強調家庭對人的一種正面影響。
活在當時的社會，民不聊生，處于抗戰的前夕，家庭在中國來說是個可貴的概念。
《家庭為中國之基本》里，作者還是老調子地諷刺現狀，抨擊社會，鞭策有良知的人。
“家是我們的生處，也是我們的死所”這句結語恐怕是暗含不少讀者的潛意識。
在國人賭牌九，吸大麻，吃喝玩樂嫖吹賭時，魯迅并不能以一己之力改變些什么。
他能做的，就是玩文字游戲，在《南腔北調集》里揭露部分丑陋的國人的面目，求的是他們能痛改前非，做個清醒的人。
每一篇文章的內核都不外乎“先哀后怒”，結合社會，提倡改革。
從這個角度看，魯迅也稱得上是半個革命家。
“文人學士究竟比不識字的奴才聰明，黨國究竟比賈府高明，現狀究竟比乾隆時候光明：三明主義”。
讀懂魯迅的文字，不難，但要讀透，恐怕不是件易事。
每看此諸如形象的諷喻時，我都深受教育。
的確，他的目光超出了他生活的那個時代，他是個前衛的先鋒實驗者。
哀國人不幸，就如魯迅筆下的阿Q一樣，窘迫潦倒，卻無計可施。
有時，不幸是自找的麻煩而非惡勢力造成的，關鍵是心態問題，但作者最感悲哀的莫過于國人心態擺不正。
他揭露了無數次丑，如《二丑藝術》一文里，魯迅把國人的丑比喻成二花臉藝術——身份比小丑高，而性格比小丑壞。
如此徹底的尖銳的諷刺，無非也是打自己人屁股，讓自己人反省。
近來一部電影作品《孔子》引起轟動，倒不是電影多么優秀，而是電影開創中國電影業首例公關危機。
面對狂潮般的爭議聲和是是非非，甚至再次出現世人對國學、孔子的重新審視和研究。
孔子是文圣，但要還原在銀幕上恐怕難上加難。
幾十年前就連魯迅也討論過孔子這一形象在大眾心里其實“地位不高，甚至陌生”，在現代中國的孔夫子，其實已被誤讀不少，魯迅認為一般民眾對于他是恭謹的但不親密，因為太遠了。
倒有那么一些“愚民”，主張“復古”“尊孔”，而儒家思想作為古代文化，是否應全盤繼承或拋棄，值得我們深思。
魯迅的文章恰好給了我們深思和反思的空間。
這注定魯迅不會受多數人追捧。
“毒辣”的文字可謂語不驚人死不休。
可是中國又有多少個能像他一樣說真心話寫真心文的人呢？因此，《魯迅雜文選》一書是那些追求革新的人的必看之書。
感受當年的死寂，或許會看見死寂中乍現光芒。
那是有良知有思想有智慧的人拯救新中國而發出的信號。
即使到現在，“哀國人不幸，怒國人不爭”也是我們道德修養中甚是寶貴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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