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閱文章網王禹偁是宋初作家中成就較高者，他在詩、文兩方面的創作都較為突出，促進了宋初詩風、文風的變革。
宋初詩派林立，但主要是“白體”、“西昆體”、“晚唐體”三家。
王禹偁屬“白體”。
他是北宋初期首先起來反對唐末以來浮靡文風，提倡平易樸素的優秀作家之一。
王禹偁提倡“句之易道，義之易曉”（《答張扶書》），反對艱深晦澀，雕章琢句，為后來的歐陽修、梅堯臣等人的詩**新運動開辟了道路，因此頗受后人推重。
北宋初期，文壇上沿襲唐末五代頹靡纖麗文風。
王禹偁為了革除這種流弊，以宗經復古為旗幟，提倡繼承韓愈、柳宗元古文運動的精神，主張“遠師六經”，“近師吏部（韓愈）”，寫“傳道而明心”的古文。
他特別強調“不得已而言”，文章要“句易道”、“義易曉”，發揮了韓愈古文理論與實踐中“文從字順”的一面。
他的散文作品內容充實，感情充沛，語言曉暢。
《待漏院記》是一篇政論，提出“一國之政，萬人之命，懸于宰相”的論題，規勸執政者要勤政愛民，而不能“竊位而茍祿，備員而全身”，義正辭嚴，筆觸鋒利。
其代表作《黃州新建小竹樓記》寫于貶官黃州時期。
文中極力渲染謫居之樂，把省工廉價的竹樓描繪得幽趣盎然，含蓄地表現出一種忿懣不平的心情。
文章多用排比，音調優美，富于詩味。
《唐河店嫗傳》記述邊地一位老婦人機智殺敵的 故事，又借題發揮，譴責了當權者在軍政措施上的不當，既有生動的人物描寫，又有懇切的議論。
此外《錄海人書》、《答張扶書》等都是他散文的代表作品。
作為宋初最重要的散文家，他的古文理論和創作，對宋代散文風格的形成有很大的影響。
蘇軾稱他“以雄文直道獨立當世”，“耿然如秋霜夏日，不可狎玩”（《王元之畫像贊并序》），當非溢美之辭。
文論方面，王禹偁提出了傳道、明心與有言、有文。
王禹偁在《答張扶書》中說：“夫文，傳道而明心也。”在文以傳道之外，他又要求文以明心，即可在傳道之文里發抒自己的政見和內心感受。
于“傳道”外，提出“明心”，于“有言”外，提出“有文”，這是王禹偁在理論上的一種貢獻。
所謂“明心”是指自己的內心世界臻于高尚，是指立身無愧，以文明心和傳道，實質上是要求文道合一和文行合一，并偏重在文的方面。
在詩歌方面，王禹偁推崇杜甫和白居易。
宋末的方回說：“宋鏟五代舊習，詩有白體、昆體、晚唐體。”（《送羅壽可詩序》，《桐江續集》卷三二）顯然這種說法稍嫌夸張，但宋初詩風確有白體、昆體、晚唐體之分，王禹偁也被宋人看作重要的白體詩人。
然而，王禹偁的詩風與李昉、徐鉉等白體詩人卻是同中有異。
王禹偁早年多作閑適詩，晚年多作諷喻詩，與白居易恰恰相反。
正是這種深刻的自省意識，使他從學習白居易進而以杜甫為典范，甚至在晚年自編的《小畜集》中很少收錄早年作品。
相傳，他曾因作詩偶合杜甫詩句而寫下“本與樂天為后進，敢期子美是前身”之句，還稱贊“子美集開詩世界”。
他在創作中努力實踐白居易“歌詩合為事而作”的主張。
《對雪》、《感流亡》、《竹□》、《對雪示嘉佑》等詩，以深厚的同情描寫了當時農民、士兵的苦難境況，揭露了現實的黑暗，而且嚴于針砭自身，繼承和發揚了杜甫“三吏”、“三別”與白居易《秦中吟》的風格。
《畬田詞》五首生動地記錄了山區刀耕火種的情景，贊揚了普通人民勤勞刻苦和團結互助的美德。
他的詩同散文一樣，語言平易流暢，風格簡雅古淡。
他還有一些寫景抒情的短詩，卻筆調清麗，饒有風韻。
如《村行》描繪了山村黃昏的動人情景和詩人的感觸。
他還善于向民歌吸取思想藝術營養。
如《畬田詞》：“鼓聲獵獵酒醺醺，斫上高山入亂云。
自種自收還自足，不知堯舜是吾君。”洋溢著勞動者的樂觀感情，饒有民歌清新活潑的風味。
他的長篇詩歌，敘寫自己生平事跡與懷抱，能揮灑自如，暢所欲言，已開宋詩散文化、議論化風氣。
林逋盛贊他：“縱橫吾宋是黃州。”胡仔也說：“國初沿襲五代之余，士大夫皆宗白樂天詩，故王黃州主盟一時。”（《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二十二） 王禹偁詞即事即目，登覽抒懷，寓情于景，格調深沉，雄渾有力，藝術上完全臻至成熟，在宋初小令中是別開生面的。
具體地說，點絳唇這首詞在宋初詞壇的貢獻集中在兩個方面：在秾麗的氛圍中以清麗取勝；在狹窄的詞境中以開闊見長。
過去，人們一般只注意范仲淹的《漁家傲》（“塞下秋來風景異”）。
其實，不論就思想內容，還是就藝術風格講，這首詞都很具特色，從柳永的《雪梅香》（“景蕭索”）、辛棄疾的《水龍吟》（“楚天千里清秋”）和姜夔的《點絳唇》（“燕雁無心”）等諸名作中，均可看出受王禹偁這首詞影響的某種痕跡。
因此，王禹偁這首《點絳唇》應當被視為掀開兩宋詞壇帷幕的重要詞篇。
王弈清稱贊此詞“清麗可愛”，并因此推崇王禹偁“豈止以詩擅名”（《歷代詞話》卷四轉引）。
王禹偁是開北宋詞壇創作風氣的重要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