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語出《宋史·王安石列傳》。
大意是:對天象的變化不必畏懼,對祖宗的規矩不一定效法,對人們的議論也不需要擔心。
他依然如我想像中的那樣,氣宇軒昂,從容不迫。
朝服和官帽穿戴得整整齊齊,左手置于懷前,右臂舒開,額頭微微上揚,大有一種運籌帷幄、躊躇滿志的氣度。
只是,我好象看出他的眉宇間似乎透著一種憂郁,或者說是一種怨憤。
我問他為什么,他默然不語。
王安石的這座塑像就坐落于古之臨川今之江西省撫州市內的王安石紀念館的院里。
院不大,卻是樓、臺、亭、閣、木榭、碑廊一應俱全。
院內,綠樹懷抱,繁花似錦,曲徑通幽,是典型的江南宋式府第門楣。
塑像就矗立在展館之前。
館內展出了介紹王荊公生平的許多珍貴資料。
所以我想,這位當年政治上的失敗者,如今依然為后人所推崇,也該在九泉之下含笑瞑目矣。
可是,他為什么眉宇不展、郁郁寡歡呢?
也難怪,一位胸懷大志、有著經天緯地之才、也曾叱咤風云的人物,最后竟被趕到半山(金陵至鐘山之半道,故名半山)閑居,弄得“其宅僅蔽風雨,不設墻垣”的地步,放誰也是難消不平之氣的。
王安石當年倡導“變風俗,立法度”,其目的只是要整頓當時的“貪鄙茍得”、腐敗因循的**面,為的都是宋朝的江山和百姓。
殊不知世上的改革從來都是充滿著艱難險阻的,所以他就無法避免兩度拜相,兩度罷相,最后被逐出朝廷的命運。
其實這種結局已經不錯了,這跟宋神宗對他有好感有關,古往今來的改革者有幾個比這還好點兒下場的?有專家認為,王安石變法的失敗,其中一個重大的因素是用人不當,如張舜民《哀王荊公》中所說“哭一聲唯有弟,故時賓客合如何?”“今日江湖從學者,人人諱道是門生”,這恐怕是王安石生前所料不及的。
以我之見,更重要的原因怕是時機不成熟。
當時,不但在政治上有司馬光一伙專門與他作對,而且在思想領域還有以程顥、程頤為首創立的北宋理學體系,這是比政治勢力更難對付的。
這可以從我國改革開放初期得到佐證:小崗村的幾個農民就因為吃不飽肚子想鬧分田到戶,不也是把腦袋別在褲腰上的嗎?不過我想,這位大改革家完全可以開顏一笑了,因為在他之后,中國的改革就從來沒有停止過,社會也正是在這種斷斷續續、艱難險阻的改革中不斷前行的。
好在王安石既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又是一位天才的文學家。
他在政治上失意之后,就時常跨馬騎驢出游山林,忘情山水。
雖然寂寞,如他在《半山春晚即事》中說的“春風取花去,酬我以清陰”,“惟有北山鳥,經過遺好音”,內心很寂寞,不是滋味,卻畢竟給后人留下了豐富的精神食糧,當之無愧地躋身唐宋八大家之列,同時也為臨川人、為華夏子孫贏來了驕傲,不愧為天之驕子。
尤其是他的詩,他的近體詩,晚年之作大大勝于早年,在宋詩之中可說是數一數二的,如《艇齋詩話》所言:“絕句之妙,唐則杜牧之,本朝則荊公,此二人而已。”可見,人生得失,不必強求,就憑這,介甫先生,你也該含笑九泉矣。
據說,離撫州不遠,在如今的東鄉縣上池瑤田村(原屬臨川),是王安石的故里,那里還有不少與王安石有關的舊跡,如荊公山、荊公陂、荊公橋、平山書院等,可惜我無緣憑吊,只得留下一點遺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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